近日，英國當局批准了由帝國理工學院主導新冠「人體挑戰試驗」，引發了全球熱議。
Science 雜誌於 2 月 17 日刊登了關於這項研究的細節：
在該試驗中，90 名 18-30 歲的志願者將被暴露在不同數量的新冠病毒之下，並觀測他們的感染情況。在確認感染後，研究人員將對他們使用瑞德西韋進行治療，以評估瑞德西韋的療效。
刻意讓健康的志願者感染疾病，不僅觸及了醫學倫理的邊界，也不禁讓人想起 88 年前那場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試驗」。
一戰的惡魔
第一次世界大戰，曾給全世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在戰勝國美國的軍隊之中，一種令人聞風喪膽的疾病也在美國大兵中蔓延開來，這種疾病就是梅毒。
戰後美國本土的梅毒感染率也不容樂觀，美國男性的梅毒患病率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已經接近 5%。
儘管梅毒在歐洲已經肆虐數百年，而且弗裡茨・蕭丁和埃裡希・霍夫曼在 1905 年就發現了梅毒的病原體是梅毒螺旋體。但在當時人類對這種疾病並沒有行之有效的治療方法。
「水銀」，在數個世紀中，一直是治療梅毒的一線藥物，而這種「以毒攻毒」的療法，在治好梅毒的同時，往往也會帶走患者的生命。
為了進一步瞭解和解決這種「花柳病」，美國公共衛生局聯合 CDC 投入了大量的資源用於梅毒的研究。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以及其姊妹「瓜地馬拉梅毒試驗」就是該背景下的產物。
塔斯基吉鎮
1928 年，挪威學者對奧斯陸數百名未經治療的梅毒患者進行了一項回顧性研究，為未經治療的梅毒在白人男性中的病理學特徵給出了詳盡的描述。
此時，急於找到梅毒療法的美國公共衛生局（PHS），原本希望在發病率更高的黑人身上找到治療梅毒的突破口，但旨在改善非裔美國人健康狀況的基金會駁回了治療性試驗的提議。
PHS 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在非裔美國人中「重複」奧斯陸研究。而他們，為了這個實驗找到了一個「絕佳的地點」，那就是位於南部阿拉巴馬州的梅肯縣。
這個至今都只有 2 萬人口的小鄉鎮，幾乎全部由黑人組成。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這裡有 36% 貧窮且未受過教育的黑人罹患梅毒。如果要研究未經過治療的梅毒非裔患者群體，這無疑是全美最合適的地方。
1932 年，在梅肯縣縣治塔斯基吉，醫學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試驗開始了。
在 PHS 與塔斯基吉大學的組織下，塔斯基吉試驗小組在當地篩選出了 399 名晚期梅毒患者，以及 201 名未被感染的受試者，對他們進行了數十年的隨訪。
作為參與這項研究的「福利」，參與者可以得到免費的藥品以及醫療。這些貧窮的黑人農民沒有想到的是，塔斯基吉試驗小組的確給他們提供了免費體檢、藥品和醫療，但這些東西的治療物件不包括他們所患的惡疾 —— 梅毒。
在試驗一開始的篩選中，研究人員就知道了這些志願者們患有梅毒，但沒有任何一個研究人員將這件事情告知了患者。除此之外，為了觀測梅毒在無治療狀態下的病例程序發展，試驗小組並未對這些患者進行任何梅毒的治療。
在當時，奧斯陸研究已經讓醫學界知道了未經治療的病毒可能導致的後果，那就是失明、耳聾、神經系統衰退、以及在黑人群體中更嚴重的心臟病。如若任由梅毒發展，等待著這些病人的，很有可能是死亡。
儘管如此，在這個直到 1972 年才結束的試驗中，沒有志願者知道自己患上了梅毒。他們自始自終都以為自己參與的是一個敗血症研究。
更令人咂舌的是，除了志願者們，所有研究人員都知道這個試驗的真正目的。其中還包括很多塔斯基吉當地的醫護人員，甚至還有在當地頗具有威望的黑人護士。
他們在試驗的進行期間守口如瓶，將志願者們罹患梅毒的訊息死死封鎖。
有護士認為，讓這些志願者們參加到這個專案中得到的醫療資源，其所帶來的收益遠大於放任他們梅毒自然發展所帶來的危害。
在試驗的初期，世界上也沒有任何被證明能夠治療梅毒的藥物。一名全程參與塔斯基吉試驗的非裔護士認為既然治不好，不如不治，這樣把資源放在幫助志願者改善其他健康問題之上。很多研究人員不認為志願者是受害者，反而認為他們是該試驗的受益人。
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如果說，在梅毒無藥可醫的試驗早期，不對志願者進行告知以及梅毒治療是對醫學倫理褻瀆的話。試驗小組在 1943 年之後的行為可謂是對醫學倫理的無恥踐踏。
見死不救
由於 PHS 在梅毒研究上的長期投入，一些治療梅毒的新興療法開始走進了人們的視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正是 PHS 的老軍醫約翰・弗林德・馬奧尼的研究。
軍醫約翰・弗林德・馬奧尼
1944 年，更大規模的試驗證明了青黴素在梅毒治療中的神奇功效。同年 6 月，青黴素一躍成為了美軍治療梅毒的標準療法，並得到了大範圍的推廣。
青黴素在梅毒治療的成功很快得到了醫學界的承認。1946 年，馬奧尼憑藉著這項研究，榮獲了歷史上首個拉斯克獎，成為了第一個獲得這項醫學界最高榮譽的醫生。
時至今日，青黴素依舊是人類對抗梅毒的最佳手段。
遺憾的是，塔斯基吉試驗中的志願者們作為 PHS 梅毒試驗的重要參與者，卻沒有機會從馬奧尼研究成果中受益。
研究人員沒有告知志願們任何關於他們罹患梅毒的資訊，為了觀察未經治療梅毒的長期病例發展，他們自然也沒有給這些病人使用最新的青黴素的療法。
研究人員為了使該實驗繼續進行，甚至阻止參與實驗的梅毒患者接受有效治療。
此實驗一直持續在相關領域期刊發表研究報告，少數學者呼籲終止該實驗，卻遭無視。一直到 1972 年，實驗知情人向大眾媒體揭發，該實驗才終止。
一篇發表在 JAMA 子刊的研究報告圖片來源：JAMA Internal Medicine
如果說，在 1943 年之前，是因為無藥可用選擇的隱瞞。在 1943 之後，不對塔斯基吉的梅毒患者使用青黴素進行治療則是一場殘忍的「謀殺」。
更加諷刺的是，馬奧尼的發現不僅沒有給塔斯基吉試驗畫上一個句號，反而開啟了另一個殘忍的試驗。
約翰・查爾斯・卡特勒是塔斯基吉試驗的重要推動者之一。在得知馬奧尼的發現之後，卡特勒與 1946-1948 年之間，在馬奧尼的指引下於瓜地馬拉進行了一場更加駭人聽聞的試驗 ——「瓜地馬拉梅毒試驗」。
在中美洲小國瓜地馬拉的一所監獄中，試驗人員透過讓囚犯、軍人、精神病人與帶病人員發生性關係與直接接種梅毒等方式傳播病毒，並鼓勵感染者將病毒進一步在監獄中傳播。隨後，再使用青黴素對這些感染者進行治療，以深入研究青黴素對梅毒的治療效果。
在這個過程中，696 名參與者對自己被刻意感染梅毒並接受了治療並不知情，且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沒有得到有效的救治。
後人哀之且鑑之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與「瓜地馬拉梅毒試驗」是醫學倫理中不可繞過的兩個案例。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曝光，促使了美國於 1974 頒佈了《國家研究法》以及成立了「全國生物及行為研究人體受試者保護委員會」，使得全球對臨床試驗的設計與審批更加的規範與嚴格。
1997 年，美國總統克林頓為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向公眾道歉。
2010 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為瓜地馬拉梅毒試驗向公眾道歉，同日奧巴馬致電瓜地馬拉總統對該事表示歉意。
醫學界已經從「塔斯基吉梅毒實驗」與「瓜地馬拉梅毒試驗」兩個試驗中得到了足夠的教訓。儘管它們加深了我們對梅毒病理的理解，也極大了加速了青黴素的臨床應用，但這種試驗違背了醫生們正式行醫前需宣告的「希波克拉底誓詞」：他們的行為，直接危害了病人的健康。
英國所批准的新冠「人體挑戰」本質其實與兩個梅毒試驗，尤其是「瓜地馬拉梅毒試驗」及其相似，但在操作上有明顯的差別。毫無疑問，它是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這個試驗過程中也充分遵循了知情同意原則，並儘可能地控制了風險。
但是，其科學意義之大，風險之小是否值得越過醫學倫理這條紅線呢？其研究目的難道不能用其他形式的試驗來實現嗎？
更值得擔憂的是，如果開了這個先例。會不會有更多的學者假借大義之名，行苟且之事？會不會有一個又一個的塔斯基吉與瓜地馬拉？
即便在經歷瞭如此多的醫學倫理醜聞之後，我們也無法輕易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