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談論種族歧視，或開玩笑說“種族天賦”的時候，人們究竟在談論什麼？在生物學上，不同種族之間的差異究竟有多大？實際上，許多人類學研究指出，如今大多數人都是人種意義上的混血兒，大多數被歸因於種族的人類特徵實際上是由於文化的多樣性而產生的。雖然人種這個概念受到了嚴重的濫用和誇大，但人種之間的確存在確實的差異。然而，我們的科學研究還遠沒有達到能夠精確地告訴我們這些差異的程度。調查和解讀的困難都十分巨大。前面我們提到，心理測試是無法解決辨別人種遺傳特質的問題的，除非社會和經濟機會實現平等；人們克服語言差異、放棄種族隔離、教育水平相等、關係良好；人們對在測試中表現出色懷有同等強烈的動機，並且都能克服對測試者的恐懼，其他的條件變數也都變為常量。因此，目前針對這方面的心理測試價值不大。也許最好的方法是實驗。如果我們可以從蒙古人種中（從純蒙古種族血統的父母那裡）將幾名（比方說十名）新生兒放在恆溫箱裡帶到美國，並將他們分派到十個正常的美國家庭中，得到儘可能與美國白人兒童一致的養育，那麼我們可能會得到有關人種差異的有價值的結論。或者讓十名來自挪威的純種“北歐嬰兒”在出生時就與十名血統純正的“非洲嬰兒”進行交換。繼續以這種方式進行實驗設計，直到幾個主要人種都互相暴露在彼此的種族環境中。最後，對他們進行心理測量，以確定是否他們身上仍然遺留有顯著的種族特質，被交換的個體的心智慧力是否高於或低於其同齡人的平均值。誠然，這個實驗並不完美，因為光是異族的外表就預示著這些被收養的孩子永遠不會與周圍的本土孩子得到相同的待遇。但是，儘管不完美，這樣的研究也會揭露比現在我們所知的更多的事實。

圖片來源：Pexels在我們確定存在怎樣的人種差異之前，必須對人種的數量與身份達成一致。不幸的是，人類學家對此持有形形色色的不同觀點。他們將人種分為兩個到二百個不等。通常至少有三個人種會被提到：蒙古人種、高加索人種、黑人。庫恩（Coon），加恩（Garn）和博塞爾（Birdsell）更願意將這三個人種稱為“基本人種”，並將其視為因為氣候條件形成的群組。蒙古人種的體質適合生活在極度寒冷的地區，黑人的體質適應極度炎熱的天氣，而高加索人的體質對兩種極端氣候都不適應。這些人類學家還在人種列表中添加了三個非常古老、各具特色的人種：澳大利亞人種、美洲印第安人、波利尼西亞人。他們接下來又進一步推測，基於區域分離，總共大約存在 30 個“人種”，他們的外形都具備不同的明顯特徵。他們據此定義，又在列表中增添了阿爾卑斯人、地中海人、印度人、北美黑人、南非黑人、北方漢人、印尼蒙古人、拉迪諾人（具有拉丁美洲人體格的亞型）。我們注意到，即使在這樣細緻的人種分類中，也不存在猶太人這個單項。猶太人幾乎存在於所有種族類別中。林頓（Linton）更喜歡稱血統的分支為“型別”而非“人種”。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像通常所做的那樣，將高加索血統細分為北歐人、阿爾卑斯人、地中海人等，這都完全取決於所需的精度。林頓還提出了第三個遺傳分類，一種比起其他分類更為純粹的方法。經由此類方法分出的人類品種 “是一個同質的人類群體。通常很小，他們的成員彼此非常相似。我們可以假定他們在臨近的過去擁有一個共同的祖先”。針對人類品種的研究比起血統或型別的研究要少得多。在針對人類品種的研究中，對血緣單純性的要求可能僅在世界上某些與外界隔絕的地區才得以實現，例如某個愛斯基摩人部落。現在，人類學家主要按照體貌特徵區分人類的血統、型別、種族和品種，例如膚色、頭髮質地、脛骨平坦程度等。實際上，人類學家從未聲稱存在內在於“種族”中的氣質、心理特徵或是道德特性，無論我們如何定義這些。在針對美國男性大學生的一項研究中，人類學家經過仔細的測量，將學生們分為下列幾種“型別”：北歐人、阿爾卑斯人、地中海人、凱爾特人、第拿里人。隨後，人類學家們藉助大量的評估量表來測試這些學生的能力和性格特徵。幾乎所有的結果都是不顯著的。不同“型別”群體的能力與性格都處於同一範圍。即使是少數異常值也可以透過統計差異解釋，既不一貫又不清晰。

圖片來源：Pexels人類學家沒有獲得任何結論性的證據，以支援白種人比其他任何人種“進化得更完全”這一觀點。如果顱腦容量是“腦力”的指徵的話（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那麼有一些群體的顱腦容量平均值是超過白人的，例如日本人、波利尼西亞人，甚至尼安德特人。雖然乍一看，黑人和猿的面部特徵可能看起來相似，然而實際上，白人的薄唇和茂盛的體毛要比黑人與猿類更為相近。而在大多數猴子的毛髮之下，它們的面板是白色的。即使是大型猿類的膚色，也比黑人的膚色更淺，更接近於白種人。一些研究人員試圖透過對新生嬰兒做比較研究，以排除環境和文化的干擾，解決人類中所存在的天生的“種族”差異問題 。帕薩馬尼克（Pasamanick）使用耶魯發育時間表（Yale Development Schedule）在紐黑文市對五十名黑人嬰兒和五十名白人嬰兒進行了研究。他發現，“在這項研究中，紐黑文市的黑人嬰兒在行為發展上的平均水平與白人嬰兒的平均水平完全一致”。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些顯著差異的話，那麼黑人嬰兒在總的運動行為中比白人嬰兒表現得要更好一些（這一點也是值得懷疑的）。

圖片來源：Pexels在針對稍大一些的學齡前兒童的研究中，其他的研究人員也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語言發展方面，居住在隔離區內的黑人兒童比白人兒童發展更遲緩，而不同族裔雜居區裡的黑人兒童與白人兒童的語言發展程度幾乎相同。同一研究還表明，基於畫人測試（Goodenough Draw-a- Man Test）的結果，黑人兒童與白人兒童的智力水平是相當的。顯然，在非語言智力方面，不同人種的學齡前兒童之間並沒有表現出差異，但早期的語言能力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隔離區內兒童的父母可能是受教育水平偏低的黑人，或者他們可能缺乏社交自由，因此不能靈活全面地發展語言能力。在黑人兒童與白人兒童混合入學的託兒所，古德曼（Goodman）發現，黑人兒童一般要比白人兒童更為活潑好動。她還發現，黑人兒童在這個年紀，已經表現出比白人兒童更強的種族意識了。他們為自己所模糊地意識到的種種障礙困擾。雖然他們還太年幼，無法理解這些困擾的本質，然而這種模糊的不利感已經導致一些黑人兒童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進行自我防禦、對外界過度反應和緊張。顯然，黑人兒童不可能是生來冷漠、散漫或懶惰的。如果年長的黑人顯著地比白人更為冷漠，那必然也不是因為種族所導致的先天缺陷。更有可能的是，黑人的健康狀況更差、精神狀態更頹喪，或正在以一種疏離的姿態對抗歧視。

圖片來源：Pexels當人們將人種與種族特質混為一談時，他們混淆的是自然所賦予的特性和在後天學習中獲得的東西。正如我們所提到的那樣，這一概念的混淆導致了嚴重的後果，因為它誇大了人類特徵的固有性。遺傳是可以被逐漸改變的。而至少在理論上，學習能夠使我們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完成徹底的改變。在種族研究方面，人類學取得的最明確的結論有二。（1）除了在地球上的偏遠地區，很少有人能夠擁有純淨的血統；大多數人都是（人種意義上的）混血，所以這個概念的意義不大。（2）大多數被歸因於種族的人類特徵實際上是由於文化的多樣性而產生的，因此這些差異應被視為民族，而非種族之間的差異。即使有著單一祖先的黑人也是一個屬於許多不同民族的人種。波蘭人和捷克人的血統和人種相同，但明顯屬於不同的民族，使用著不同的語言。而另一方面，不同人種的人群可以屬於同一民族（瑞士）。不同的民族可能屬於同一個國家（美國）。一個民族的特質總是被習得的，我們通常在童年時期就能夠習得這些民族特質，它們就此終生牢牢紮根在我們的心中（例如，一個人的母語口音會體現在其日後對其他的語言的學習中）。這些特質的傳承者幾乎是無意識地將其教給他的後代。

圖片來源：Pexels如今，一些人類學家（尤其是受弗洛伊德影響的那些）已經發展出了“基本人格結構”的理論體系，用以解釋族裔之間的差異。這一體系著重強調了幼童學習如何滿足生活基本要求的方式。如果一個嬰兒在襁褓中被束縛得很厲害，那他的心理習慣可能會永久地受到這一事實的影響。如果像某些東方人那樣，我們對孩子的如廁訓練過度看重，那這個孩子可能會成長為一個極為嚴苛、禁慾而殘酷的人。如果一個孩子總是被母親嘲笑，並被拿來與他的弟弟妹妹比較，就像巴勒斯坦人的文化所倡導的那樣，他可能會發展出高度的“沮喪容忍”，並且學會從不表現自己的憤怒或真實的感受。雖然英國和美國社會中，民族方面的相似度很高，但是有一個不同點引起了很大的關注。我們認為美國人總是誇誇其談、自吹自擂；而相比之下，英國人則以沉默寡言和低調而聞名。根據基本人格理論，造成如此差異的原因可能要被追溯到兒童時期。美國兒童常被鼓勵暢所欲言，他們常常因為取得的成就而被表揚，得到父母的獎賞；而英國家庭教育則壓抑孩子的自我表現欲，強調小孩子“只能被看見，不能被聽見”這條規矩，並且英國父母會獎勵孩子的低調而非誇耀言論。人們認為“基本人格”是一個民族群體中普遍實行的育兒模式所造成的普遍特性。沒有人能夠否定這個概念的價值。但這一概念高估了給定群體中該模式的普遍性，過分強調了這樣的育兒模式對孩子一生的影響。許多種族特徵實際上都是驚人地靈活可變的。一個人能夠在出國旅行的過程中快速地入鄉隨俗。有一個著名的研究就不同民族的手勢對個人性格造成的影響進行了觀察：埃夫隆（Efron）研究了紐約市內的義大利人和猶太人。他發現，當這些群體的成員們生活在人口密集的本民族聚居區內時，他們說話時的手臂運動幅度顯示出顯著的一致性。然而，同一群體的成員，一旦搬離聚居區域，與其他美國人混雜地居住在一起時，他們會喪失之前的手勢習慣，並開始像其他美國人一樣聳肩。無論民族特性是一成不變的還是靈活可變的，民族之間習俗和價值觀的區別往往會非常微妙，以至於無法用量化的形式進行研究。美國的社會工作者經常遭遇不同民族價值觀的挑戰。例如，對於希臘客戶來說，philotimo 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它是個關涉個人品格的概念，使希臘人拒絕向外族人求助。生活在新墨西哥西班牙語區的民族更傾向於考慮當下的享受，而非為未來著想。墨西哥西南部的年輕人在完成法律要求的義務教育後，往往會選擇放棄繼續受教育的機會。對他們來講，“為未來做準備”所帶來的價值似乎是相對較小的。有的民族不倡導獎勵表現良好的孩子。對這些民族，尤其是對於中國人和生活在東歐的猶太人來說，這樣的獎勵行為是一種賄賂。做一個好孩子是因為本來就應該如此，美德的獎賞就是美德本身。本文節選自《偏見的本質》。作者：[美]戈登·奧爾波特譯者：凌晨出版：後浪｜九州出版社本書深入洞察了人類經驗複雜性的核心話題“偏見與歧視”，是哈佛大學心理學家、當代社會心理學奠基人之一、人格心理學之父戈登·奧爾波特里程碑式的著作。奧爾波特以雄辯的論述和大量來自實證研究的資料證明了，偏見要比人們想象得普遍很多；它是人類認知結構和社會組織形態的必然產物，而想要解決偏見造成的問題，就需要探究和改變其深層根源。作者簡介：戈登·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1897—1967），美國人格心理學家，實驗社會心理學之父，“社會促進”（Social facilitation）概念的提出者，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939年當選為美國心理學會主席，1964年獲美國心理學會頒發的傑出科學貢獻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