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Kraepelin提出情感障礙是一個連續的譜系。1976年Dunner等提出將雙相障礙分為抑鬱伴有輕躁狂的雙相Ⅱ型障礙和抑鬱伴有躁狂的雙相Ⅰ型障礙。1978年，Angst等提出了輕躁狂、環性心境障礙、躁狂、躁狂伴輕度抑鬱、躁狂伴重度抑鬱、重度抑鬱伴輕躁狂的譜系。

1981年Klerman將雙相障礙按照躁狂發作的程度分為6個亞型，分別是躁狂、輕躁狂、藥源性躁狂、環型人格、雙相障礙家族史陽性的抑鬱症、單純躁狂發作。1987年美國精神病學家Akiskal和Pinto針對雙相障礙Ⅰ型、Ⅱ型障礙，又提出軟雙相（soft bipolar spectrum）概念，將藥源性輕躁狂、伴有旺盛氣質和迴圈氣質的重度抑鬱發作等列為軟雙相障礙。

2002年，Ghaemi等[11]將情感障礙譜系中處於抑鬱發作到雙相障礙Ⅱ型之間的疾病命名為雙相譜系障礙（bipolar spectrum disorder），並給出了相應的診斷標準，他們發現1/3的抑鬱患者滿足雙相譜系的定義。

2013年正式釋出的DSM-5中，雙相障礙的診斷也發生了重要變化：首先，雙相障礙成為獨立的診斷標準，其次，情感障礙譜系中加入藥物所致雙相障礙，最後，混合發作從狀態降級為混合特徵。這些變化反映了雙相障礙的診斷譜系進一步豐富，有助於識別閾下躁狂發作。Kendell和Jablensky指出對疾病分類的精確描述有利於提高診斷一致性，促進臨床研究工具。特別是維度性診斷，可以反映疾病譜系性的特點。

總之，雙相障礙概念的發展，經歷了躁狂抑鬱統一，單雙相障礙二分類，雙相障礙型別擴充，形成情感障礙譜系的變遷。

雙相譜系的概念曾引起過爭議，而定義雙相情感障礙譜系的困難部分在於對“譜系”的兩種解釋。

在第一種解釋中，在許多方面相關聯或相似的條件被視為進化，一種自然地演變成另一種。這種解釋描述了特定疾病在一段時間內的進化或縱向程序，以及由潛在的生物過程決定的病情之間的進展。這種譜系形式類似於疾病的分期，就像在癌症等其他疾病中看到的那樣。

第二種解釋是：許多不同的疾病並排存在，具有相似的特徵或彼此類似，但仍然是離散的，不能相互轉換。最原始也最明顯的例子是白光，它是由不同波長的混合物組成，這些波長可以被稜鏡分解成不同顏色的光譜。由於紅、黃、藍光的波長不同，它們不能相互轉化，因此每一種光都是一種獨立的。

因此，問題出現了：已經描述的“雙相譜系”，是這兩種解釋中的哪一個呢?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它關係到，雙相情感障礙是否是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一種疾病？

單相抑鬱、雙相II型和雙相I型之間的現象學差異

Angst(1995)報道了一項為期27年的前瞻性研究，研究物件為186名UPD患者和220名BD患者，這些患者符合DSM-III的重度抑鬱或躁狂標準。將患者分為雙相障礙(包括BD和雙相情感分裂性障礙)和單相障礙(UPD和單相情感分裂性障礙)。在雙相和單相障礙之間觀察到差異：沿著從UPD到BD的譜系移動，發病年齡下降，發作次數更多，發作時間更短，週期性更強。

在另一項研究中，135名BD-I患者與71名BP-II患者進行了比較，兩組的人口學特徵相似，患者發病年齡均在10歲以上。兩組之間存在一些差異：BD-II患者一生中患焦慮症的比例較高，尤其是社交恐懼症和單純恐懼症。他們的病情遵循一個更慢性的病程，病情逐漸加重，重度和輕度抑鬱發作的間隔時間也越來越短。但是，BD-I的首發症狀更為嚴重。

在性格特徵方面，Zaninotto等(2015)發現BD-I患者比BD-II和MDD患者表現出更高的自我超越。在這項研究中，在BD-II和MDD中觀察到了了類似的氣質特徵，具有較高的避免傷害性和較低的自主能力。Shapero 等人(2015)發現BD和MDD存在不同的認知風格。Joyce等人(2004)報道，與MDD患者相比，BD患者表現出更高的邊緣性、分裂性和表演型人格特徵。Oedegaard等人(2008)表明，與MDD患者相比，BD-II患者的解離體驗更頻繁。

Vieta等人(1997)比較了38名BD-I患者和22名BD-II患者的病程和自殺行為，發現在自殺行為變數方面沒有顯著差異，並指出用自殺率來區分兩組幾乎沒有用。BP-II患者住院率較低，出現精神病症狀的頻率較低，但自殺事件的頻率比BP-I患者高。也有研究表明，雖然BD-I和BD-II的自殺行為發生率相似，但兩種情況下的自殺風險因素可能不同(Valtonen et al. 2005)。

Benazzi(2003)研究了308名BD-II和236名重度抑鬱發作的MDD門診患者，探討了BD-II和MDD之間存在連續性的可能性。雖然BD- II的非典型特徵和抑鬱混合狀態明顯多於UPD，但進一步分析發現，非典型和早髮型UPD與BD-II之間存在聯絡。在發病年齡、復發情況、BD-II家族史等方面，BD-II患者與非典型UPD患者無顯著差異，但與典型UPD患者卻存在顯著差異。在非典型特徵、復發及BD-II家族史方面，BD-II與晚發UPD有顯著差異，但與早發UPD無顯著差異。據此，Benazzi得出結論，BD-II與非典型或早發性UPD之間不存在現象學上的差異，甚至指出，當患者與發病年齡相匹配時，所觀察到的與典型UPD的差異大部分都消失了。

Mitchell等(2001)比較了39例BD-I患者與39例匹配的MDD患者抑鬱的臨床特徵。與之前的研究相似(Mitchell et al. 1992)，他們發現兩組患者的抑鬱嚴重程度幾乎沒有差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BD-I患者更有可能表現出精神運動相關的和非典型的抑鬱特徵，這支援了Benazzi提出的BD與非典型UPD之間的聯絡。

再次著眼於抑鬱症，Akiskal和Benazzi(2005)發現，在出現抑鬱發作的患者的橫斷面上，BD-II的患病率(56.8%)高於UPD。與MDD相比，BD-II患者在首次重度抑鬱發作時更年輕，在其他臨床方面也有所不同，包括有更高的非典型特徵和更強的雙相障礙家族史。

Solomon等人(2006)在一大批BD和UPD患者中觀察了抑鬱相關性，提出了一種新的BD篩查工具(the Screening Assessment of Depression-Polarity – SAD-P)。這是基於區分單相和雙相重度抑鬱症的三個最常見的因素：當前發作期間存在的妄想，先前發作的重度抑鬱症次數增加，以及重度抑鬱症或躁狂症的家族史。在老年患者中，也發現抑鬱發作次數增加(Lee et al. 2014)。

在一項與Solomon等人類似的研究中，Frankland et al.(2015)發現，BD-I與MDD的區別在於更大的精神運動遲滯和更多的精神病特徵，而BD-II更可能表現出更多的混合特徵。

Leonpacher等人(2015)的證據也支援這一點。他們發現，在34種與抑鬱症相關的臨床特徵中，以下幾種在BD-I中的發生率明顯高於MDD：幻覺妄想,精神運動性遲滯,無能力,更多的混合症狀,更多的發作次數,發作時間縮短和抑鬱症治療後的躁狂史。BD-II和MDD抑鬱症的唯一兩個區別特徵是：更多的混合症狀和服用抗抑鬱藥後的興奮感。

在重性抑鬱發作患者的特質特徵方面，Dervic等人(2015)發現BD患者具有較高的終身衝動、攻擊性和敵對性，其中BD- I的衝動性和終身攻擊性高於BD-II患者，BD-II的敵對性高於BD-I。與UDP患者相比，雙相障礙患者更可能有更早的疾病發作和開始治療，以及更強的躁狂家族史，更多的情感發作和更嚴重精神病和閾下躁狂症狀。

當比較BD-I和BD-II 的抑鬱發作時，Brugue 等人(2008)也發現了臨床上顯著的區分因素：BD-I的抑鬱更容易與憂鬱症相關，並伴有精神病症狀史,而BD-II的抑鬱與快速迴圈關係更緊密，並經歷了非典型症狀,與Benazzi和Mitchell等人所見類似。

BD-II在抑鬱狀態下的時間比例更大(與BD-I相比增加了40%)，處於一般疾病狀態時的時間比例更高(Mantere et al. 2008)。這些是由於抑鬱發作的頻率更高而不是持續時間長，如果快速迴圈在BD-II中更常見，這是可以預期的。與此相反，Pallaskorpi等人(2015)得出結論，BD-I和BD-II的抑鬱傾向幾乎沒有差異：一旦控制了混雜因素，抑鬱狀態持續的時間沒有差異。90%的雙相障礙患者有復發，大多數是多發性的。

Moreno等(2011)的證據支援了BD中抑鬱狀態的嚴重程度譜，他們發現BD-I的抑鬱狀態嚴重程度最高，其次是BD-II，然後是MDD。抑鬱症的嚴重程度不僅是由於抑鬱症狀型別增多，數量增多，而且還因為包括人格障礙、藥物濫用和焦慮症在內的共病增加。與其他研究相反，Moreno等人發現，BD-I患者一生中經歷的重度抑鬱發作次數更多。BD-I和BD-II患者的首次重度抑鬱發作平均比MDD早10年。

Kiejna等人(2006)評估了246名被診斷為複發性單相情感障礙的患者，觀察雙相障礙特徵和症狀的頻率。在這些患者中，僅有32.9%的患者再次確診為UPD，19.5%為BD-I, 35%為BD-II, 12.6%為未明確的雙相情感障礙。25歲前抑鬱發作會增加這三種雙相障礙的風險。UPD患者更有可能從事專業活動，病程較短，抑鬱發作更少。

Baek等人(2011)從患者病史的各個方面得出結論，BD-I和BD-II之間存在充分的差異，可以將它們視為獨立的疾病。例如，BD-II的迴圈和季節性更快，抑鬱發作頻率更高。抑鬱症狀本身方面，精神運動性激越、過度內疚和自殺意念在BD-II中更為常見。此外，患者一生中的共病頻率也較高，尤其是恐懼症和進食障礙。躁狂方面，BD-II患者以興奮情緒為主，BD-I患者常見興奮和易怒情緒。然而，Baek等人指出，目前鑑別BD-I和BD-II的臨床因素(躁狂與輕躁狂的存在與否)是相當武斷和模糊的。

在這一點上，Bega等人(2012)發現了BD-I和BD-II的多個差異（躁狂和輕躁狂除外），他們分析了一個大型佇列，包括935名BD-I患者和494BD-II患者。BD-I的預測因素包括抑鬱症狀(如體重增加、煩躁不安、無價值感和難以承擔責任)、抑鬱藥物治療、自殺企圖史、失業、特定恐懼症和C群特徵。Choi等人(2011)研究了BD- I、BD-II和對照組的季節性和經前情緒變化，發現BD患者的這些變化更大，這與這些週期性疾病的共同生物學機制有關。在季節性和經前綜合症的嚴重程度方面，BD-II比BD-I的差異更大。同樣，這可能與雙相障礙快速迴圈的高發生率有關。

以上文獻描述了BD-I、BD-II和UPD在現象學方面的差異，支援了三種不同但相關的疾病模型。

下期內容

雙相II型和I型是否存在不同的基因型？——單相抑鬱症、雙相II型障礙和雙相I型障礙之間的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