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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娜·科拉塔是《泰晤士報》的記者，專注於科學和醫學。曾在麻省理工學院攻讀了分子生物學，並擁有馬里蘭大學的應用數學碩士學位。在過去的幾年中，她獲得了不少團體的獎項，包括美國衛生保健新聞工作者協會和馬里蘭大學，這些獎項使她獲得了傑出校友獎。鮑登學院授予她榮譽博士學位。還在多所大學和醫學院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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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得出結論，食用紅肉對健康的影響僅在最大的人群中才可發現，並且根據現有資料，不能建議減少使用紅肉的建議。

文章更新於2019年10月4日

多年來，公共衛生官員一直敦促限制紅肉和加工肉製品的消費，因為他們擔心這些食物與心臟病、癌症和其他疾病有關。

但在週一，情況發生了顯著的轉變，一項由研究人員組成的國際合作研究得出了一系列分析結論：作為幾乎所有飲食指南基石的建議，並沒有良好的科學證據支援。

研究人員總結說，如果少吃牛肉和豬肉對健康有好處的話，好處也很小。科學家說，事實上，這種優勢非常微弱，只有在觀察大量人口時才能察覺，而且還不足以告訴個體改變他們的食肉習慣。

“這些降低風險的證據的確定性非常低，”加拿大達爾豪斯大學的流行病學家布拉德利·約翰斯頓(Bradley Johnston)說，他領導的小組在《內科醫學年鑑》(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上發表了這項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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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新的分析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此類評估之一，可能會影響未來的飲食建議。在許多方面，他們提出了關於飲食建議和營養研究的令人不安的問題，以及這些研究應該堅持什麼樣的標準。

他們已經遭到了公共衛生研究人員的猛烈批評。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美國癌症協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和其他團體對這些發現以及發表它們的雜誌進行了猛烈抨擊。

一些人呼籲該雜誌的編輯完全推遲出版。哈佛大學的科學家在一份宣告中警告說，這些結論“損害了營養科學的信譽，侵蝕了公眾對科學研究的信任。”

倡導植物性飲食的組織——責任醫學醫師委員會(Physicians Committee for Responsible Medicine)週三向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提交了一份針對《華爾街日報》的請願書。美國心臟協會營養委員會前任主席弗蘭克·薩克斯博士稱這項研究存在“致命缺陷”。

雖然新的發現可能會取悅流行的高蛋白飲食的支持者，但他們似乎肯定會增加公眾對每幾年就會改變的飲食建議的恐慌。這一結論代表著又一個與鹽、脂肪、碳水化合物等飲食習慣相矛盾的系列。

對紅肉需求重燃的前景，也與另外兩個重要趨勢背道而馳：一是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牲畜生產造成的環境退化，二是長期以來對工業化養殖動物福利的擔憂。

牛肉尤其不只是另一種食品：它曾是二戰後繁榮的珍貴象徵，牢牢地佔據了美國人餐盤的中心地位。但隨著人們關於牛肉對健康影響的擔憂加劇，牛肉消費量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穩步下降，主要被家禽取代。

“紅肉曾經是高社會階層的象徵，但這種情況正在改變，”波士頓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營養系主任弗蘭克·胡(Frank Hu)博士說。他指出，如今，美國人受教育程度越高，他們吃紅肉的次數就越少。

儘管如此，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資料顯示，美國人平均每週食用約4.5份紅肉。大約10%的人口每天至少吃兩份。

這些新報告是基於約翰斯頓博士領導的一個由7個國家的14名研究人員和3名社群代表組成的小組三年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員報告稱沒有利益衝突，並且在沒有外部資助的情況下進行了研究。

在三篇綜述中，研究小組考察了食用紅肉或加工肉類是否會影響心血管疾病或癌症風險的研究。

在每項研究中，科學家得出的結論是，食用紅肉與疾病和死亡之間的聯絡很小，證據的質量非常低。

這並不是說這些聯絡不存在。但他們大多是在觀察人群的研究中，這是一種缺乏證據的形式。研究小組得出結論，即便如此，紅肉消費對健康的影響也只有在最大的群體中才能檢測到，個人也不能得出不吃紅肉會更好的結論。

第四項研究詢問了人們為什麼喜歡紅肉，以及他們是否有興趣透過少吃來改善健康。如果人們受到哪怕是輕微的健康危害的高度刺激，那麼繼續建議他們少吃紅肉也許是值得的。

但是結論呢？這方面的證據也很薄弱，研究人員發現，“雜食動物依戀肉類，當面臨潛在的不良健康影響時，也不願意改變這種行為。”

專家們說，綜合來看，這些分析對長期以來敦促人們少吃紅肉的飲食指南提出了質疑。

休斯頓貝勒醫學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兒童營養研究中心(Children’s Nutrition Research Center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主任、《美國臨床營養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前編輯丹尼斯·比爾(Dennis Bier)博士說：“這些指南是基於那些聲稱有證據支援他們所說的話，但實際上沒有證據的論文。”

印第安納大學布盧明頓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大衛·艾利森引用了“採取行動的決定與做出科學結論之間的區別”。

對一個人來說，相信少吃紅肉和加工肉製品會改善健康是一回事。但他說，“如果你想說有證據表明吃紅肉或加工肉類有這些不良影響，那就更客觀了”，他補充說，“但證據並不支援這些。”

艾利森博士沒有參與這項研究，他獲得了美國牛肉協會(National Cattlemen’s Beef Association)的研究資金，該協會是肉類生產商的遊說者。

這些新研究讓營養研究人員的感到憤怒，他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紅肉和加工肉類會增加心臟病和癌症的風險。

營養學研究，他補充說，不應該像實驗藥物研究那樣被嚴格地要求。

美國癌症學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的高階科學主任馬喬裡·麥卡洛(Marjorie McCullough)說，紅肉危害的證據仍然說服了該學會。

她在一份宣告中說：“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個小組審查了證據，發現紅肉和加工肉類的風險與其他專家看法相同。所以他們並不是說吃肉風險更低”，“每個人都認同的風險對人們來說是可以接受的。”

爭論的核心是關於營養研究本身的爭論，以及是否有可能弄清是飲食中僅僅一部分產生的影響。醫學證據的黃金標準是隨機臨床試驗，其中一組參與者被分配給一種藥物或飲食，另一組被分配給不同的干預劑或無效對照劑。

他補充說，營養研究不應與實驗藥物研究保持嚴格的標準。

但要讓人們堅持拋硬幣決定的飲食，並堅持足夠長的時間，以瞭解它是否會影響心臟病或癌症的風險，幾乎是不可能的。

另一種選擇是觀察研究：研究人員詢問人們他們吃什麼，並尋找與健康的聯絡。但是很難知道人們到底在吃什麼，而且吃很多肉的人與吃得很少或不吃的人在很多方面都不同。

“習慣吃漢堡的人通常也會吃薯條和可樂，而為何不是酸奶或沙拉和水果嗎?”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的營養學家愛麗絲·利希滕斯坦(Alice Lichtenstein)問道。“我認為，除非我們知道並針對替代食物做出調整，否則就不能採取基於證據的立場”。

一些研究人員說，這些研究發現是重新考慮營養研究如何進行研究的一個時機，以及這些研究結果是否真的有助於個人健康飲食的決定。

“我不會再進行任何觀察性研究”，研究健康和政策的斯坦福大學教授約翰·約阿尼迪斯(John Ioannidis)博士說。“我們已經受夠了他們。我們不太可能錯失一個重大訊號”，他指的是任何特定飲食變化對健康的重大影響。

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的梅爾·斯坦普弗(Meir Stampfer)博士說，儘管證據存在缺陷，但衛生官員仍必須提供建議和指導方針。他認為，儘管資料並不完美，但資料表明，少吃肉可能對健康有益。

斯坦普弗博士說，給出建議的一種方式是說“減少紅肉的攝入量”。但接著人們會說“好吧，那是什麼意思?”。

推薦食物的官員們覺得他們必須推薦幾種食物。然而，當他們做的時候，“這就給它一種比現有更精確的光環，”他補充說。

個人健康問題甚至還沒有開始解決全球範圍內密集肉類生產造成的環境退化問題。肉類和奶製品是造成氣候變化的主要因素，牲畜生產約佔全球人類每年排放的溫室氣體的14.5%。

牛肉對氣候的影響尤其大，部分原因是養牛和飼料所需的土地面積很大，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奶牛會釋放出一種強效溫室氣體——甲烷。

研究人員估計，平均而言，每克蛋白質中牛肉對氣候的影響是雞肉或豬肉的五倍，植物性食物的影響更小。

也許沒有辦法制定政策，既能傳達給公眾，又能同時傳達有關飲食的科學證據。

比爾博士說，或許決策者應該嘗試一些更直接的方法：“當你沒有最高確鑿的證據時，正確的結論是‘或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