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電器公司的福州分公司底下的一名27歲員工在年會期間猝死。死者陳先生的家屬稱，根據法醫鑑定為過勞死。如果確是過勞死，公司方面應該主動出面和家屬協商善後和賠償，但距離12月4日已經過去十多天，該公司依舊沒人站出來表態。

據死者家屬稱，陳先生曾在家庭群中和家人吐槽自己的工作情況，在已經擔任門店電腦部主任的情況下還被安排兼職彩電部主任，在沒有招到主任前要兼顧彩電部的工作（不漲工資，白乾活）。

據陳先生的家屬說，他基本都是早上6點多出門，晚上要11點才回來，曾多次和家人說自己很累，工作時間長、加班多，休息的時間也在開會。在雙11期間陳先生更是沒有時間休息，不過也是這段時間，工作的業績也很好。

法醫告訴家屬，陳先生的死因簡單說就是過勞死（工作強度導致的後果），面對這個結果陳先生的家人難以接受，而現在距離陳先生走了已經10多天，公司方面只會拖延不協商解決，也沒人願意和家屬談。家屬找上門店後也報了警，民警要求該分公司的工作人員和死者家屬協商。

據該福州分公司的工作人員解釋，可以將陳先生家屬提出的需求上報，但最後的結果自己也無法把握。目前陳先生的遺體已經在殯儀館躺了10多天，不管最終鑑定結果如何，陳先生是在公司年會期間死亡，公司應該拿出積極主動解決問題的態度，而不是以如此被動的方式讓死者遺體被“晾”在殯儀館。

工作的本質是雙方僱傭關係，從來不存在義務加班一說，而現實是越來越多的企業制度中開始強化加班制度的“正確性”，在《死於薪水：現代管理方式如何傷害員工健康》（作者是斯坦福大學教授傑弗瑞·菲佛）書中就提到，企業制度中的加班制度不僅是身體上的損耗，對心理上的影響和傷害也是客觀存在的。

2019年5月，世衛組織首次將“過勞”列入國際疾病分類名單中，確認其就是一種慢性疾病，目錄中對“職業過勞”的定義以及診斷標準進行了明確規定。根據《勞動法》（2018年修正），國家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週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超時長工作導致的過勞屬於工傷，不過在具體的過勞糾紛中，打工人往往處於劣勢。

工作不是創業，老闆視角下的加班和“打工人”眼中的加班自然不同。工作也很難填滿人生成為生活的全部，但現實中越來越多的人為工作不得不放棄生活，用一個時興又有些悲傷的詞來形容——“社畜”。

有資本大佬在談及企業利益的時候將員工的辛苦比作“福報”，不過普通人顯然不會“領情”，也很難理解資本家們將打工人們看成是“演算法”中棋子的這種思維。在工作之外還有生活，人們在自嘲是“社畜”的時候多是心酸無奈，又有誰不希望生活是豐富多彩，而不是僅僅只有工作和“理所應當”加班的苟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