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災後重建

洪水在一個月後開始消退，兩個月後村莊已恢復原樣，只圩田低窪處尚有積水。鄉、村幹部開始忙碌起來，組織民工拆除大堤上的子堰，將徵用的門板歸還各家各戶，文化站四個大門上的八扇門板全部扛了回來，還給一一安裝好，好像它們沒有到大堤上經歷風雨，抗過洪水似的。這八扇門板是厚約一寸的木板做成，不僅高大，而且厚重，哪一扇我都抬不動。

村民只有少數搬了回來，多數仍住在花奔，要等房屋修繕好，徹底乾燥才往回搬。這個想法與我一樣。我是到9月底才跟區委區政府一起遷回薛城。逃出時再怎麼鎮定，總不免有些張皇。現在往回搬，以逸待勞，可以做得有條不紊，忙而不亂。

區委、區政府放棄了原來的用房。在八村區委原來用的老祠堂前面，新蓋了兩排各長30多米帶走廊的平房，作為辦公室、會議室、和宿舍。橫頭則蓋了一排附屬建築，用作伙房、飯廳、倉庫等。老祠堂給了供銷社，區政府完全讓給了稅務所和儲蓄所。供銷社得了老祠堂，房屋面積比原來在六村的幾間平房大了近十倍。又把老祠堂的大天井蓋上玻璃屋頂，修成售貨的店堂，使用面積又增加了近百平米，很有些大商號的氣派。

文化站雖然被淹了兩個月，除了牆壁落下被淹的痕跡和少許地方牆皮剝落外，基本完好無損。於是我就做了一份金額為60餘元的維修計劃報給教育科。很快就有了迴應，教育科讓我去面談此事。這讓我很是費解，我做的計劃夠節省的了，能湊合著恢復原樣可以正常工作就行，有什麼要面談的？上命難違，只好前往受教。跟我談話的正是被我檢舉過的科長周半球，他一如既往和藹可親，笑容不減地對我說：“你報來的計劃太簡單了，那能叫維修計劃？你們區是重災區，國家有專款幫助恢復、重建。你應該把維修計劃做得更詳細些，更完整些。明白嗎？”科長的點化，不僅是示好，也是對我的引導。簡單的幾句話，真使我腦洞大開。原來花國家的錢是個大學問，裡面有這麼多道道。什麼時候花什麼錢，該摳著花還是放手大把地花，都是很有講究的。我原來的計劃就像窮人過日子，又像在花自己的錢，數著花，能不花就不花，能省一文就省一文。

區委、區政府本也可以搬回原屋，照樣辦公。可是他們不那樣，而是迅速蓋起了新的辦公和住宿用房。據我的瞭解，區委、區政府的領導和幹部都不是喜新厭舊、貪圖享受的人，蓋新房也許是上級的授意或重建的規劃。文化站不可能重建也不需要重建，趁此機裝修一下未嘗不可。於是我重新做了一個維修計劃。詳細列出木工、瓦工的單價和用工數，需用的木板、木料數，以及石灰、紙筋、鐵釘、油漆等材料費。總計240多元。是上一個計劃的四倍。這一回把牆壁重新塗抹粉刷了一遍，又在宿舍安裝了地板，換了一排新窗戶，加做了十張長凳。遺憾的是，計劃中的金額還是算少了，弄得宿舍窗戶沒能裝上玻璃，只得糊上白紙，用桐油油過，以防雨和透亮。

隨著生產、生活的逐步恢復正常，區裡在花奔組織了一次集市貿易物資交流會。文化站少不了要配合搞好文化宣傳活動。但是發動群眾搞文藝演出卻不切合實際。一方面，所有勞動力都忙於整理家園和搶種晚秋作物，很難抽出時間排練節目和演出。另一方面，許多農戶都已經靠供應糧生活，狀況日益窘迫，搞文藝活動的熱情和積極性與前兩年已不可同日而語。所以只好發揮我個人單打獨鬥的能力，搞一個宣傳畫廊。資料很多，照著臨摹放大就是了。不用創作，也不敢創作，怕掌握不好政策。

洪災使許多工作受到影響，郵路卻一直暢通，我訂閱的報刊都能按時收到。這全靠那位牽著毛驢送郵件的鄉郵員吃苦耐勞，風雨無阻，忠於職守。靠著這些報刊，我瞭解了思想界、文化界的許多批判運動，無論是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還是對胡適思想的批判，都在我思想上引起過震動，特別是政治領域對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的批判，更像驚雷般震得我一時發懵，充滿困惑。雖然接受了批判的理論，被正面引導到主流思想的軌道上來，卻總也難以抹去過去對這些被批判的人和事瞭解的影子。由於認知水平有限，我批判不了這些人和事，更批判不了批判這些人和事的文章，只能以報刊上的批判文章為是，認定被批判者為非。

照著選出的樣本，我畫出了許多幅漫畫、宣傳畫、連環畫。在交流會開始的那天張掛出去，在樹幹和木杆間掛了很長的三、四排，引得許多群眾駐足觀看。每天早上把畫幅按順序張掛起來，收市時再一一收卷好，放在交流會辦公室裡，如此這般直到交流會結束。那些畫沒有保留，更沒有拍照。現在來看，是很土氣的。紙是白報紙，色彩是紅、黃、青三種染料用水調化而成，一瓶墨汁，三支“大小由之”的普通毛筆。憑著這些簡陋材料，我辦成眾人矚目的宣傳畫廊，也等於辦了個人臨摹畫展。

交流會結束後，花奔山上的災民陸續遷回各村，不多時就全部遷走，恢復了原來的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