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外賣員從未停止流動。

原創 李遠慕

“流動”是開啟2020年的一把鑰匙。

上半年，許多人封閉在家，14億普通中國人的流動軌跡備受關注。下半年，輿論場裡翻湧著社會流動的議題——“打工人”、“內卷”、“北上廣沒有靳東，四五線沒有李誕”。

知名人類學學者提出流動性就業的趨勢，以外賣騎手為代表的流動力量，撬動了經濟運轉與家庭生計的齒輪。

如果說，遽變的2020年就像一股洪流，我們都是大浪裡的浮舟。

對於今年胖了30斤這件事，武漢騎手段先澤有點委屈。在光谷區的一家大排檔裡，他試圖向我解釋吃胖不是他自願的：

“就是解封后嘛，五六月，單子少了，我回家休息。我媽天天給我熬湯喝，把動物挨個燉了遍。回來送外賣，我才發覺自己變胖了。跑步上樓送餐，胸口的肉一抖一抖，一直喘氣咯。”

我正準備對他和另一位騎手何文文開始回訪。這天是12月8日，武漢解封剛好過去8個月，距離糟糕的這一年結束，還有23天。他們是兩個普通的武漢騎手。今年春天，我一直在連線他們，透過他們觀察這座一千萬人口的城市在封閉的76天發生了什麼。

22歲的段先澤是一個一歲半孩子的爸爸。2月1日，大年初八，在馬路上討生活的他也被困在了家裡。他早早醒來，看著手機賬戶裡幾百元的餘額，又一次為每個月2469元的房貸和二十萬的結婚欠款發起愁。

他拍下妻子和孩子在熟睡中的照片。妻子醒來後，他宣佈，決定好了，要回武漢送外賣。

這個年輕的父親沒有立即通知自己的父母。他騎著摩托車，在田野和樹林中衝撞，尋找一切能通行的小徑。公路上佈滿了路障。六個小時後，淌了一身泥的他終於到達武漢礄口區的出租屋。這裡距離他出發的新洲區段家村有八十公里。

段先澤換上乾淨衣服，給媽媽撥了一通影片電話。媽媽立刻急了，哭著罵他不懂事——

“外面病毒那麼可怕，你跑回武漢搞麼事！”

隨後每天，段先澤都接到了親戚的電話。他的所有長輩都被髮動，勸說他離開武漢。5月，武漢城的外賣單子減少，段先澤終於回到老家休息。他的媽媽發起了這場報復性進補。

這是一次意外的發胖。段先澤整個人比春天時擴大了一圈。他又給我看了兩年前的照片，當他在快遞公司的流水線上當夜班分揀員時，還是一個衣服穿在身上會晃盪的清瘦少年。

圖 | 下班之後，何文文（右）與段先澤（左）一起吃飯

何文文也胖了十斤。他長了一雙單眼皮的小眼睛，胖了後顯得更小了。他是交了女朋友後自願發胖的。解封后，他去成都散心，遇到了這個女孩。兩個年輕人搭伴玩耍。一天，他的手機上閃出一條抖音推送“單王何文文守護武漢”。他對她講了疫情時冒險送單的故事。

“她說她喜歡認真的人。”何文文這樣解釋愛情的降臨。就在那一刻，一顆年輕的心逐漸靠近另一顆。何文文不善言辭，以前不大有女人緣。

圖 | 何文文與段先澤

他們的講述傳遞出一種明亮的情緒。在多劫的這一年，兩個小夥子看起來過得不壞。他們是兩個善良的人。武漢封城時，何文文收養了一隻主人棄養的薩摩，段先澤在街頭休息，會把飯盒裡的飯撥給腳邊的流浪貓狗。當時的武漢，隨處可見被棄的貓狗臥在街心，瘦骨嶙峋。

“你是在今年什麼時候，覺得武漢又活過來了？”我問他們。

“看到小區旁邊的一隻流浪貓變得胖嘟嘟，感覺是懷孕了。” 何文文回憶，那是五月，商鋪開了，街上的人流多了起來，動物逐漸從街面褪去。它們又能從人類那裡得到食物。

武漢也像在一點點變胖回來。如果你在2020年歲末來到武漢街頭，穿過傍晚五點堵塞的車流，到達這家六點半就人流密集排起長隊的餐廳，你可能也會有這種感覺。春天時，武漢虛疲乏力。兩位騎手拍給我的照片中，柵欄、鐵皮和封鎖帶隨處可見。看起來就像大地打滿了繃帶。

何文文、段先澤繞著一道道“繃帶”運送新鮮的蔬菜、糧食和物資，人們因此把他們和他們的夥伴稱作城市的“黃衣天使”、“毛細血管”、“擺渡人”。

時間過去了大半年，我很好奇，病癒後的這個城市是否對騎手更友好了。段先澤頓了頓，對這個問題表示驚訝。“好像有，好像又沒有”“我只覺得在2月時，還算是半個英雄，但時間久了大概人們也就忘了。”他對此並不介意。因為這才證明，正常的生活真的回來了。“我們還是送外賣的”，餐送慢或灑了，偶爾還是會挨一頓漢罵。

今年的武漢是有些不一樣。夏天時有幾次送外賣，何文文都在顧客的出租屋裡看到了外賣箱。下雨天他收到打賞的小費，送單遲了，也有客人囑咐他們不要著急，理由都是“之前也送過外賣，知道你們不容易”。

圖 | 何文文

“就像很多人都送過外賣一樣。”這是走街串巷的騎手才能捕捉到的生活深處的脈動。啟動全員核酸檢測前，這座九省通衢的中部城市仍然被是否安全的疑慮纏繞。餐飲服務員沒返工，商鋪開不全，消費沒復甦。2000元的單間降到了1500元還空著，垃圾站裡堆滿不回武漢的租客的被子和衣服。

“花錢的人少，想賺錢的人多。”在這段艱難的化冰期裡，街頭出現了不少新騎手，開不了工的銷售、小店主、健身教練、大學生、房屋中介都來送外賣了。段先澤在夜路上碰到過一個下了班兼職的白領在教妻子練習接單，他們兩歲的孩子被放在電動車前的車筐裡。

7月，發了胖的段先澤又回到武漢。他當上了“騎士長”，接管一支有十幾個眾包騎手的騎士隊。隊伍裡有一個大哥，佝著背，才50多歲就長滿了白髮。一開始兄弟們不待見他，他跑得慢，一天二十單都吃力。手機也用不靈光，接個單子要把兩隻眼睛湊到螢幕前。整個隊伍的成績被拖著在全武漢排倒數。

大哥不言語，默默跑單。跑得慢，就抻長了時間，用夜班補白班。隊裡的年輕人默默看著，也不計較了。大哥騎一個買菜用的電動車送單，夜裡風冷，電掉得快。無論他停在武漢哪兒的夜路上，段先澤和其他兄弟都會趕去“救”他，把他送回家。

“他也挺‘造業’，這個年紀了，其他行業去不了。跑外賣不分高低貴賤。”“造業”在武漢話裡的意思是“不容易”。段先澤告訴我，那段時間手機頻繁跳動著中國6億人月薪不足1000元的新聞。

武漢是碼頭城市，武漢人心腸直又熱，體諒“造業”的人。今年整座城都挺“造業”，送外賣的人多了，每個騎手身上的收入少了，大家也不發怨聲。這一行來錢快，跑一單有一單的收入。新手跑一天，一天的菜錢就有了，屋頭的伢不捱餓。

一解封，何文文就打電話給要好的騎手朋友，問他們什麼時候回來。他們都在1月中旬回了老家過年。沒有人響應。流動被迫中止的三個月，他們在老家當包工頭，小老闆，藥房質檢員，工期還沒結束。何文文很失落，疫情前，他的交際圈就這幾個騎手朋友。他喜歡熱鬧，常在出租屋裡燒一桌菜招待他們。

何文文的故事讓我冒出一種念頭：遽變的2020年就像一股洪流，它呼嘯而來，沖刷著漂游的小舟，改變了許多軌跡。如果不是疫情衝散了何文文在武漢的朋友，他不會去成都散心，也不會在春熙路上與女孩相遇。

圖 | 何文文（右）與段先澤（左）

“流動”是解讀這一年的一把鑰匙。2020年是普通中國人的流動軌跡被關注的一年。上半年，許多人封閉在家，新聞裡播報著逆流而行或奇幻漂流的故事。

人們追蹤著一個護士四天三夜的騎行，一個騎手五十公里的步行，一個大連小夥誤入武漢的囧途，甚至一席紅色的窗簾——它的主人回不了武漢，它在風中招展了三個月——海上舟搖，樓上簾招，萬物堅韌，它被看作一個隱喻。

受關注的還有新冠患者的流動軌跡圖。其中一份引發了廣泛的共情，那是一位北京的外賣員。從他早出晚歸的行程中，人們認定他是一個樸實的好男人。他50歲，努力營生，每天在送完外賣後接妻子回城中村。

這個村子位於北京南城，在朝陽區和大興區交匯的地帶。我到那裡走訪過。村子不大，但特色鮮明，因為走上幾步就能看到一個外賣箱或者快遞車。它就像一個網際網路工人村。從村子一路向南，可以到達 “浙江村”覆蓋的地域——上世紀90年代，項飆在那裡觀察北京的第二產業和流動人口。

2020年，項飆撰文稱，中國超級流動社會的出現，和經濟結構的轉變直接相關：第三產業成為經濟引擎。它是一個具有高度流動性的產業。這也意味著，二三十年間，北京的城中村集聚的流動人口從車間、作坊變成了在車輪上討生活。

“2016年年末，中國物流崗位從業人員數為5012萬人，成為人員增長最快的行業之一，佔全國就業人數的6.5%。他們靠流動吃飯：自身的流動是生產工具，他人的流動是工作存在的基礎。超過五百萬名外賣小哥、 三百多萬名快遞配送人員、兩千萬名網約車司機和140萬輛巡遊計程車的司機等，都是如此。私人車輛數量的猛增，不僅僅意味著人們流動能力的增加，還連帶著新的生計方式的出現。”項飆寫道。

在北京城西，圓明園東門的一個城中村裡，寧夏人高治曉把十本《時代》週刊收藏在一間十平米的出租屋裡。

2020年3月20日發行的這期雜誌的封面上印著他的照片。他穿著黃色的外賣服，站在中關村的一條街上，雙手繫著頭盔的扣子。這本老牌新聞雜誌這麼介紹他：

高治曉，32歲，一個外賣員，當病毒在中國傳播時，他堅持工作。

圖 | 高治曉在城中村裡

高治曉把這理解為一種好運，是上天對自己此前32年的善良做了獎勵。他只是做了“一件小事兒”。2月，他看到系統裡有一個跑腿單子，要求去海淀醫院幫一位老人買胰島素。那裡是北京診治新冠患者的定點醫院。

但故事也可以從高治曉敲響老人家的門後那個時刻講起。這位北京老人接過藥後，拉過他的手，問他冷不冷，還給他倒了一杯熱水。

17歲初中畢業後，高治曉就來了北京，吃過很多苦。他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餐廳幫廚，月工資只有400元，切壞過土豆絲，被老闆娘罵了一整晚。十年後，他在中關村一所知名大學的家屬區送外賣時，一個老阿姨隔著一條小路罵過他“臭外地人，長不長眼”。

但那個獨居的老人用自己的手摩挲著他的手，關心他穿少了。於是他主動問她，“您吃過飯了嗎”。

圖 | 高治曉

這期《時代》週刊的標題是“當世界停擺”。登上封面後，高治曉覺得自己的人生要向上擺了。

整個騎手群體好像也“有底氣了”，在馬路上再遇到歧視，他也能一笑而過，因為“自己看得起自己了，這才是真正的強大”。

2020,外賣小哥登上時代週刊封面

上一次普通中國人登上《時代》週刊封面是2009年，是一組中國建築工人，他們得到評價：“在金融危機肆虐全球的時期，中國經濟仍在高速發展，並逐步帶領全球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首先要歸功於千千萬萬勤勞堅忍的中國農民工”。

“你們自己會感覺今年騎手的職業身份有一個特別大的改變嗎？”我把相同的問題拋給兩個武漢騎手。

“有，以前他們說送外賣的或者騎手，但現在有一個國家認證的名字，網約配送員。可能是經過疫情，國家還挺看中我們的”。何文文回答我。

“為什麼你覺得這個對你挺重要？”

“現在我們也算是一個工種了。”

三年前，何文文生活頹喪，誤打誤撞送起了外賣。送單的路上，他認識了一個天生跛腳的朋友。這位朋友勤懇，不怨天，埋頭一單單賺錢。何文文也開始認真對待這份生計。

2020年的春天，有騎手在網上說害怕病毒，不敢出門送外賣。何文文看著生氣，他騎上摩托車出了門，想象自己是超級英雄電影裡的主角。

2020年底，一場名為“流動的邊界”的主題論壇上，一位學者預言，疫情加劇了社會的快速裂解，但同時一種流動性正在重新形成。

段先澤不懂這些。他更關心賺的錢夠不夠買女兒的奶粉。五月回家休息時，他用冒險賺的錢給爸媽買了一個兩千塊錢的按摩椅，給女兒買了布娃娃。小時候爸媽種田，日子緊巴巴的，他很少有零花錢。他不希望女兒的童年和他的一樣。

這不容易的一年，他都在關心著生計。下半年，伴隨著武漢的逐步復甦，他才一點點恢復了信心。

先是7月，可以進小區送外賣了。每次抵達一扇門，150斤的段先澤都先把肚子收緊，把衣服抻平了，再彎曲手指，鄭重地叩響顧客的門。門的材質不同，敲出的聲音高高低低，但每一種聽得都讓他安心。武漢的早晚高峰也回來了，穿過堵塞的車流送外賣，騎手必須得按住耐心。等到8月，學生逐漸歸來，這座大學之城真正地又吵嚷起來了。段先澤送起單越發帶勁。

另外一些好的變化也在悄悄發生。那個大年初一走了50公里回武漢送外賣的騎手李豐傑，他帶領的騎士隊越來越像一家人了。他是隊長，但年紀最小。以前隊裡總有人不服他，現在他說話，誰都認。過年那一陣，大夥都怕病毒，但看到他回來了，默默在送外賣，又都回到了街上。

圖 | 李豐傑（左二）與騎手夥伴在一起

網紅騎手老計不怎麼送外賣了。他現在打算把此前十幾年在深圳生活的故事寫成小說。以前他常常自嘲，自己是“臭魚爛蝦”，在深圳賭球，虧了錢，才來武漢送外賣的。

奇幻的這一年裡，他拾起丟失的信心，爬出了低谷。

圖 | 老計在圖書室看書

12月13日，武漢下雪了。細薄的雪花飄落在江城的每一個角落。雪化了之後，一切都像是新的。

這是武漢在2020年第二次下雪。上一場雪是在2月15日，段先澤記得很清楚。那天他沒有出門送外賣。他在出租屋裡和家人影片。妻子說，女兒會說的話越來越多了，看到街上送外賣的電動車就喊“爸爸車，爸爸車”。

對他來說，2020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女兒長大後，他想把這段人人都想逃離武漢，他卻偏偏往那裡鑽的經歷說給她聽。“我要告訴她，不要看我只是個打工的，我也有過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