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南禮士路公園，白天和黑夜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白天屬於那些來這裡嬉鬧的人群，到了晚上，夜幕降臨，你會看到一些特殊的群體。

他們在黑暗中撐起一頂頂帳篷，而50歲的張福忠就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員。

如果說這個公園有什麼特別之處，只是因為它距離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僅200米的距離。

在這裡聚集著的，都是一些來自全國各地前來看病的病人家屬，他們沒錢租房住旅館，只能蝸居在此地。

2020年5月，張福忠的小女兒張耀鳳突然發燒不退，在縣醫院治療無果後，輾轉到山東大學第二醫院。

濟南的醫生為小鳳做了骨髓穿刺和腰椎穿刺，初步診斷為免疫性腦炎，可能有EB病毒感染。

但是小鳳的高燒依然不退，緊急之下，張福忠不得不帶女兒進京治療。

在北京兒童醫院，小鳳最終被確診為慢性活動性EB病毒感染，這是一種比白血病更惡劣、更兇險的疾病。

面對無情病魔的時候，與其悲嘆命運的不幸，不如攜手奮進。

讓張福忠不敢想象的是，女兒這場病的開銷遠遠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他將要面臨的是一個冰冷無底的巨大深淵。

骨髓移植至少需要60萬，加上化療以及後續的康復治療，更是難以估算的開支。

即便是在擁有基本醫保的條件下，大部分民眾，尤其是絕大多數低收入人群，都難以負擔得起一場大病所帶來的診療開銷費用。

借來的二十幾萬沒幾天就打了水漂，張福忠一咬牙，一跺腳，將家裡剛剛蓋起不久的四間房子以8萬塊的價格賣了。

小鳳得病以後，張福忠一家人慢慢減少了和親戚朋友的來往，每逢回家，親戚所給的欠款壓力讓他幾乎抓狂，“放棄”“放手”的聲音充斥於耳。

一提起女兒，他便開始沉默，兩眼浸淚，讓人不知道該如何安慰。

張福忠全家的收入來自於種樹，就是城市道路兩邊的那種，細的三五塊一棵，粗的能賣幾千，但得長十年。

就如同固守在田裡，對未來並無太多奢望的很多老農一樣，孩子生病前，他覺得這幾畝地，只要夠養活一家人就夠了。

孩子得病以後，張福忠只能見人就說：“都怪我沒文化，只會種地，讓孩子跟著我受罪啊。不管能不能治好，孩子還小，我沒辦法眼睜睜看著她死。”

張福忠頓了頓，又開始說著沒來由的話，“你看那些人吃的好喝的好，抽菸都抽貴的，那是家裡不急。我不能那樣，我得四處裡省錢，給我孩子動手術。”

讓張福忠一樣覺得昂貴無比的，是北京的日常開銷，在老家，一塊錢就能買到的乾麵餅子，在這裡起碼要三倍的價格。

為了省錢，他和妻子一日三餐只吃燒餅就開水，用他的話說，餓不死就行了，能省一分是一分。

為了給病人創造無菌的環境，醫院在一樓和二樓之間拉了一張鐵絲網，除陪護外，家屬不能入內。

張福忠僅僅見到過女兒幾次，是她下樓做檢測的時候，他跟著她走到檢測室，又走回鐵絲網。

上一次這樣遠遠地看著女兒，還是在她剛出生那會，隔著厚厚的玻璃，張福忠對著嚶嚶啼哭的孩子嘿嘿傻笑。

“後來，小鳳轉到隔離病房不讓家屬陪護，等她媽媽進去陪她的時候，這才看見她被捆綁在病床上，除了吃飯，拉尿都在床上……或許是怕她掉下來。”張福忠哽咽著說。

後來，他白天閒著的時候，就隔著鐵絲網靜靜地望向女兒的病房。

再後來，張福忠在北京實在撐不下去了，四處打聽後，他帶著女兒回到濟南千佛山醫院。

“這裡開銷少一些，聽說也能治好，哎，為什麼要讓窮人得這種病呢？”

家裡的房子賣掉了，他和妻子只能在醫院附近租了一間簡陋的房子。

在他的“家”中，雜物裝在塑膠袋裡，掛滿了牆壁，被褥摸上去幾乎是溼的。

一天中，陽光只有午後才能短暫地光臨。

整個屋子最顯眼的擺設便是牆上掛著的一摞“賬本”，裡面清清楚楚記載了每一筆借款和善款，以及承諾的歸還日期。

這對張福忠來說，是畢生的壓力，但即使沒有文化，他也懂得欠債還錢的道理。

因為沒有錢買電動，給孩子送飯的時候，張福忠每天凌晨四點就起來張羅了，得了這種病的人，對伙食要求極高，稍有差錯，之前的努力就會全部白費。

做好飯之後，張福忠再步行一個小時，把做好的飯送給孩子吃。

日復一日，張福忠把醫院和出租房當成了“家”，也當成“戰場”。他在這裡吃飽睡好，再迎向醫院的儀器針頭。

只是有的人最終沒有走出醫院，街道一頭一尾，哀悼的鞭炮有時會在白天燃放。

但更重要的卻是出租屋的炊煙，它在一日三餐之時升騰，從不間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