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黃健的父親因中風在武漢市第四醫院住院，隨著疫情趨緊，這家醫院被納入新冠定點醫院名單，醫生開始勸說像黃父這樣的住院病人離開醫院。不久，父親因呼吸衰竭去世。在父親去世後的40多天裡，黃健平均兩天一斤白酒，這是他居家期間唯一的消遣方式——麻醉自己，逃離現實。2一名曾經歷汶川大地震的男士。當年災難中他身體受傷，在隨後的十年裡生活一直不易。疫情好像一根導火索，點燃了他累積多年的悲傷。如不是因為家庭和愛的人，他甚至會選擇輕生。3中國第一例有據可查的心理危機干預在1994年，新疆克拉瑪依大火事件後，部分倖存者和死難者家屬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隨即派出一支專家隊伍，前往災區實施了兩個月心理干預。針對突發公共事件的心理干預，中國仍缺乏細緻的規章制度和法律條文。

父親的遺體很快被搬上車，關上後備廂，汽車快速駛離視線，黃健（化名）就這樣匆匆與父親完成了告別。

1月23日10時，武漢“封城”。除了父親，黃健86歲的舅舅、53歲的表哥分別於2月1日、8日去世。

送走父親的最後一幕在他腦海中始終無法消散，“就像坐巴士一樣，一站接著一站，太沒意思了。”

任何一場戰役都非單純的短兵相接，除了疾病帶來的傷痛，沉浸在“暴風眼”中的武漢市民，還經歷著超越身體層面的創傷。

恐懼疾病、喪親之痛、失序的混亂，漫長的等待，這些記憶也許將長久藏匿在他們腦中，突然在平靜的某一天跳出來，給予狠狠一擊。

災難之後，針對更廣泛的民眾，將慢性應激影響控制在最小，是一道出給全社會的治理考題。

喪親之痛

在這之前，86歲的舅舅、53歲的表哥也走了。

黃健的父親並非死於肺炎。過年前，老爺子因中風在武漢市第四醫院住院，隨著疫情趨緊，這家醫院被納入第一批公佈的新冠定點醫院名單，醫生開始勸說像黃父這樣的住院病人家屬，需要在22日前離開醫院。

黃健還記得醫生的話，“這個病毒傳染性很強，最好還是回去。”不久，父親因呼吸衰竭去世。

黃健說，隨後一週，他陷入沉默，無法集中注意力，只是一直翻手機，看些無聊的內容。回想起來，他甚至慶幸父親走得及時，因為再晚兩天，他連自家小區都無法出入。

在父親去世後的40多天裡，黃健平均兩天一斤白酒，這是他居家期間唯一的消遣方式——麻醉自己，逃離現實。

困城之痛

1月23日10時，武漢“封城”。物理上，這座千萬人口城市與外界聯絡中斷，但情緒仍相連。

2月20日，譚詠梅接到了來自武漢的第一通電話。

來電者是一位本要離漢回老家的男子，因為封城，孩子和父母一家四口人陷入困境。電話中她得知，傾訴者的父母和孩子都生了小病，男子非常自責，他每天盼望疫情結束，沒想到事情發展遠超想象，自己非常疲憊。

初步評估下來，傾訴者陷入焦慮和無助的情緒中。譚詠梅告訴對方，先做深呼吸，讓自己放鬆。

她非常理解這名男子的感受，她告訴他，沒能讓家人過個好年不是他的責任；在這樣的狀況下，大家目前都很平安，沒有人被感染，還團結在一起，其實已經做得很好了。

教育部華中師範大學心理援助熱線平臺是最早提供心理援助的平臺之一。這裡面向全國求助者，提供電話、語音和文字三種心理諮詢。

譚詠梅本是桂林理工大學心理諮詢中心的負責人，疫情後到平臺做了志願者。她評價自己，作為心理諮詢師有著樸素的熱情，對他人疾苦，總不由自主生髮同理心與關愛。

自2月24日開通至3月7日，熱線平臺共配置諮詢師1798人、呼入總數6319人次、接待總數3862人次、危機總數54例。

青少年網路心理與行為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周宗奎是上述心理諮詢平臺的發起人。

在他看來，與封城之初相比，老百姓正常的生活秩序已基本建立，擔憂有所緩解，韌勁也被激發了出來。

但是，“持續這麼久，市民的心態和需求都要有舒緩。”周宗奎認為，在巨集觀佈局之外，深入社群，進入家庭內部，激發內生能量，是將情緒消釋的關鍵。

具體來看，政府要突破“最後一公里”，把軟性的資源傳遞到家庭中去。比如一些活動遊戲的示範，激發家庭成員互動的建議，或是心理援助熱線。“在事情完全過去之後，一定時間內，可能很多人也需要心理能量來修復自己的情緒。”

彭婧是武漢市武昌區水岸新城社群書記，她覺得居民情緒已有了很大改善。

情緒的頂點在剛剛封城之初。從1月31日起，每天社群工作人員都會將疫情公告發到業主群中，眼見小區確診病例升至25，有些居民當時面臨沒有床位，情緒比較激動，“說實話也只能盡力去安撫，我們的解釋其實也顯得很蒼白，是的，我完全能夠理解他們。”

在業主群，彭婧和同事還會發一些近期利好訊息，比如疫苗研究進展等，給所有人積極導向。對於個別家庭尤其是病人家庭，社群工作人員還會一對一溝通。

心理疏導工作者通過電話與留觀人員交流。

災後漫長的陰影

至暗時刻已過，但心理治療持久戰才剛開始。

汶川地震發生半年後，中科院心理所在綿陽地區對不同中小學的6000餘名學生調查顯示，災後半年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人群達12.7%-22.1%，明顯抑鬱症狀者達13.2%-21.5%，明顯焦慮症狀者達20.2%-29.9%。

災後一年調查，PTSD篩查陽性人群還高達13.4%，焦慮人群達22.7%，抑鬱人群達16.1%。

此次讓譚詠梅印象最深的求助者，正是一名曾經歷汶川大地震的男士。當年災難中他身體受傷，在隨後的十年裡生活一直不易。疫情好像一根導火索，點燃了他累積多年的悲傷。如不是因為家庭和愛的人，他甚至會選擇輕生。

譚詠梅記得，接這通電話時，自己的淚水止不住地流，她非常佩服傾訴者的堅強和毅力。

她不斷與對方溝通，幫助這名男士找到走下去的資源、支撐他前行的力量。事實上，這位求助者已表現出了較嚴重的抑鬱情緒，譚詠梅建議他與精神科醫生進一步溝通。

往往在與求助者溝通後，因為情緒的共卷，諮詢師自身也會受到影響，有時會覺得力不從心。譚詠梅有10多年心理諮詢工作經驗，她明白，不能讓來訪者的情緒過度地引導自己。“我們家有二寶，跟家人互動，感受下溫暖，調整好情緒再去面對下一個來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