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圖蟲

一石激起千層浪。

2月6日，湖南長沙23歲女生車某某在搬家過程中，從貨拉拉車上跳窗身亡的事件在業界引起軒然大波。事發17天后，今天上午，貨拉拉第二次與家屬當面溝通，家屬表示要追究平臺的責任，雙方仍然沒有達成一致的處理結果。

在此次事件中，平臺的管理缺位暴露無遺。網約車安全問題，以及平臺對司機的管理，都在近日再次成為焦點。日前，英國最高法院裁定，Uber必須將其司機歸類為員工而非獨立承包商。相關法官表示，Uber司機是有權獲得最低工資、帶薪假期和基本工時等勞工權利的“工作者”。

事實上，對司機和平臺方的關係認定，不僅關係到司機的勞動權益保障，也是對乘客的隱性安全保障。按照最新一輪融資資料，貨拉拉目前估值已經達到100億美元，此前它曾獲得紅杉資本、高瓴資本、清流資本和順為資本等機構的多輪投資。

但風險依然存在，無論順風車、貨運平臺還是外賣平臺，平臺重資本、粗管理的模式，在下一個階段的競爭中，必然會面臨巨大的考驗。

貨拉拉責任幾何？

對於處理現狀，車某某的家人並不滿意且矛頭直指貨拉拉平臺。“事發前6分鐘，她還在工作群中回覆資訊，看不出任何自殺的跡象。”該女孩一名親屬在微博中發出了質問，這6分鐘內到底發什麼了什麼？

無人知曉。相較而言，滴滴順風車平臺在2020年進行了43個版本的迭代，持續推出了人臉識別、行程錄音、行程分享、資訊核驗卡等多項措施以保障司乘雙方的安全。此外，平臺對司機和車輛的管理、雙方的關係認定，或能從Uber的判例中獲得些許啟發。

網際網路平臺依託移動互聯、大資料和人工智慧技術，搭建中介交易平臺，撮合入駐司機、外賣騎手等和發起訂單的消費者。而諸如電商平臺、電子商務、第三方支付等交易方式，派生出了以“蜂鳥”等為代表的，第三方對接團隊和眾包物流等平臺。

在我國，滴滴司機、外賣騎手等以“獨立承包人”而非僱傭員工的角色，在平臺從事運營活動。因此，他們在工作過程中並不適用於我國的勞動法，這也就導致其難以獲得勞動法中僱主對於僱員的最低福利保障，以及在面對不公正待遇時，難以向工會等相關機構尋求幫助的權利。而另一方面，消費者的安全等權益也就難以受到平臺的監管保障。

公開資料顯示，英國該項判決前後共花費6年時間。在此期間，Uber在不同級別法院分別於2016年、2017年和2018年輸掉前三輪後，最終向最高法院上訴。這一裁決將衝擊Uber公司的運營模式，並使其面臨鉅額賠償費用，還可能給容納越來越多就業的“零工經濟”產業帶來廣泛影響。

那麼，在這起事件中，司機被釋放後，貨拉拉是否需要承擔責任？法律界相關人士認為，貨拉拉作為貨運平臺雖然主要對貨物負責，但因為有同乘人員，不能用貨運規則一概而論。作為第三方平臺，應該對駕駛員資質進行更加嚴格的稽核。同時，應該借鑑順風車的安全管理模式，對平臺監管制度進行升級。

“Uber”模式受到衝擊

司機與平臺之間的糾葛由來已久。

2016年，數十名Uber司機集體向倫敦一家勞動仲裁法院起訴Uber公司。鑑於長時間藉助Uber打車軟體工作，以及Uber監督工作的方式，原告主張自己有權享有僱工身份。而Uber公司則堅稱簽約司機屬於自我僱傭，理由是他們自行選擇工作時間和地點，且經常使用Uber競爭對手的手機應用程式找到乘客。

“不同於我國和美國實行的是勞動關係認定兩分法，要麼屬於勞動者，享受勞動法的保護，要麼屬於獨立合同工或者叫自僱者，不享受勞動法的保護。”柯振興解釋道，英國則是一種三分法，其中第三類勞動者worker就是介於勞動者和自僱者之間。worker表面上也是一種自僱者，區別在於，worker所提供的服務，屬於他人所經營業務的一部分。相應的，worker僅擁有部分勞動法的權益，比如最低工資和帶薪休假，不享有解僱保護。

而此次判決中，Uber司機在獲得“worker”身份後，便可以享受英國政府賦予員工合法的福利保障。年滿25歲以上的Uber司機，可享受每小時最低8.72英鎊（約等於79元人民幣）的最低工資收入，每週工時不得高於48小時，並且法律上明確指出，禁止僱主對員工工資進行非法扣除，以及員工在遭遇不公平對待時，工會能夠及時為其提供法律援助等一系列福利待遇。

裁決書認為，Uber公司設定車費、合同條款，懲罰拒絕或取消接單的司機，藉助乘客評價管理司機，儘可能限制司機與乘客交流，導致簽約司機提供的服務“受UBer非常嚴格地界定和控制”，因此不能視為自我僱傭。

“最高法院一致駁回Uber上訴。”大法官喬治·萊格特說明道，裁決傾向於對那些在個人薪資和工作條件上很少，或者沒有發言權的弱勢個體給予某種保護。

對此，受僱傭Uber司機的律師Nigel Mackay表示，這是一項突破性的判決，不僅將影響在這個國家工作的成千上萬名Uber司機，同時還將影響那些在所謂“零工經濟”中工作的員工。

如今，該裁決的出爐可能會使Uber面臨鉅額賠償費用。

影響零工經濟

英國是Uber最為重要的市場之一，目前，共有約6萬多名英國司機在這一平臺上工作，英國最高法院的判決，可能對Uber的商業模式造成重大沖擊。據悉，最高法院作出終審裁決後，原告可以向勞資仲裁法庭尋求補償。據律師事務所估計，原告平均每人有權獲得1.2萬英鎊補償，另有超過2000名簽約司機今後可能提起訴訟。

如果Uber司機透過勞資仲裁尋求補償成功，可能引發更深遠的改變，不僅影響所有網約車平臺的簽約司機，還將影響到整個網際網路零工經濟。判決帶來的後續影響，也顯而易見。英國的外賣騎手也可能會提出類似的訴訟，要求被認定為worker，享受部分勞動者待遇。由此啟發類似法律行動，也可能影響其他國家的法律訴訟。

在國內市場，網約車平臺、外賣騎手等行業，同樣面臨著與平臺之間非僱傭關係、勞動權益和責任難以界定的問題。公開資料顯示，2018年共享經濟市場交易額為29420億元，比上年增長41.6%，共享經濟參與者人數約7.6億，提供服務者約7500萬，並處於持續增長態勢。

與此同時，演算法困局、社保外“裸奔”、工作時長等等網約工權益保障問題屢見不鮮。而安全已經成為共享出行領域的共識。此次英國對於網約車司機身份的裁定，對我國類似性質的網約工的情況具有較大的借鑑意義。

柯振興指出，網約工現在得不到勞動法的保護，權益也經常受到侵犯。如果直接給網約工勞動者的身份，能享受勞動法的各項利益固然好，但是這也給企業增加了大量成本。企業會有反應，會不會外賣騎手就用得少了，影響就業？“現在，英國走的就是第三條道路，給予部分勞動法保護，比如最低工資等。對於我國來說，這是一場可以觀摩的社會實驗。”

回到貨拉拉這一事件，長沙去世女孩真相儘管還在調查中，但作為網際網路平臺，擴張和業績都絕不能以使用者的安全為代價，只有不斷更新和完善規則，才能有持久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