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員,困在演算法裡。”
你還記得這句慨嘆嗎?
就在去年9月,一篇題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 》的文章刷爆網路。
這篇紀實文章,揭露了外賣員在平臺AI智慧演算法的“逼迫”下,保持越來越快的送餐速度,以至送餐路,幾乎成了送命路。
服務人類的演算法,正在侵蝕人類。外賣員的生存困境發人深省。
弔詭的是,在外賣員被困演算法的同時,外賣平臺的外賣員人數,卻仍在攀升。至去年10月,文章所聚焦的某外賣平臺,全國外賣騎手已破400萬。
何以人們仍在爭相去做“被困在演算法裡”的外賣員呢?
而在外賣員人數重新整理上限的同時,工廠工人的人數仍在銳減。
寧波、東莞等製造業基地,“用工荒”愈演愈烈,一東莞的電子廠老闆在抱怨:
“無塵車間、舒適有空調,底薪1720,生產員工每月連加班費後最低4千多,焊錫熟手加補貼後高的能拿到七千多、包吃包住,可就是招不到人”
一面是外賣人員數量瘋狂增長,一面是工廠卻越來越難招人——
這揭示出怎樣的產業困局和人文困境呢?
第一,產業層面的脫實向虛外賣員背後是餐飲等服務業,而工人背後是電子廠等製造業。
勞動力上的此消彼長,實質上,是服務業與製造業的比例調整。也即近些年被屢屢提及的:脫實向虛。
製造業的勞動力在流失,去向便是服務業,相類似的轉型在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都發生過。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脫實向虛是大趨勢,但從國民利益的角度來說,猝然的製造業空心化,則貽害無窮。今天的美國便是明證。
應當說明,我們並沒有忽視美國的殷鑑,大國工匠仍是國家的柱石,製造強國仍是中國的底色。但產業結構轉型的陣痛,還是結結實實地壓在了工人的頭上。
工人為何不去工廠、而去做外賣員?其根本原因,用馬雲的話就是:錢不到位、心受委屈了。
從工廠主的角度來看,自己開出的薪酬優渥,但在工人看來,卻是壓榨、且滿滿套路——比如招工說4000保底,可進廠後才發現,底薪3000,另外的1000都是加班的血汗錢。
橫向比較,一份工一份錢的外賣員,更具吸引力。
第二,技術層面的“演算法吃人”網際網路演算法的“吃人效應”,不止體現在外賣員身上,也體現在工人身上。
一言以蔽之:純粹理性的配置資源,其本質是錯位配置資源。
演算法是不講人情的,而只進行純粹的理性計算。
但這種理性是片面的,在外賣員身上,它只計算單位時間配送的距離,卻不考慮交通環境、外賣員身體狀態和安全因素。因而造成了資源的錯位配置,看似高效,卻是心牢。
在網際網路時代,這種純粹的理性系統,其實也已蔓延到工廠。外賣員身後有演算法,工人身後也有演算法。
生產線上,執行著一系列時間管理工具,對生產效率也在“涸澤而漁”,壓迫性的勞動力開發之下,工廠的工人,何嘗不是被困在演算法裡?
比如生產上一個零件工,他的最佳成績是一分鐘裝60個零件,但當效率管理演算法捕捉到他這一成績,便會將“最好成績”當成“普遍的成績”,極限的壓榨便就此一發不可收拾。
而生產線是標準化的,意味著這種壓榨定時發生,相比之下,因訂單而異的外賣員,還殘存工作的彈性。
再說明白些,外賣員和工人都面臨“演算法吃人”的困境,而工人的,還“更吃人”些。
文化是什麼?其實所有文化的本質是人與人的關係。
中國正在從農耕社會的鄉土文化,向著工業社會的城市文化過度,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也在急劇變化。
春節檔大火的電影《你好,李煥英》,所呈現的,便是數十年前,在不發達的工業下,我國的城市文明形態。
城市中的人,是以工廠為連線點、為紐帶的,工廠提供人類生活所需,包括醫療、住房、教育等,城市中人與人的根本關係是“工友”。
而如今,伴隨著工業的發展,城市文化也完成了迭代。外賣是城市居民生活的中繼點,實際上,也是城市文化嬗變的中繼點。
在日益原子化的現代城市裡,人與人線上下聯絡的紐帶何在?
形象地說,便是外賣員,外賣員是生產關係、生活關係的承載。當然,在經濟基礎的角度說,便是餐館對工廠的取代、服務業對製造業的取代。
外賣員與工人背後,是城市文化的代際演變。以生產為核心的城市文化,和以娛樂為核心的城市文化相比,已然成為弱勢。
無論是怎樣的經濟水平、何種形態的產業結構,生活的落腳點都是人,外賣員的增多、工人的減少,留給時代的根本問題,仍是——
我們應當建立怎樣的人與人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