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每個文明世界無一例外地都存在著衝突和戰爭，而且不可能完全解決這種矛盾，而中國文明卻有著更明顯的和平傾向以及以和平觀念為基礎的思想體系，或是一種能夠儘量減少衝突的文明。在這方面，蘇秉琦先生的“滿天星斗”模型可以引出許多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精選蘇秉琦先生相關論著百餘篇，在大量紮實的考古實踐工作基礎上，他提出區系類型學說，認為中原地區只是獨立發生發展但又互相影響的六大區系之一，從而對歷史考古學界根深蒂固的古中原中心、漢族中心、王朝中心的傳統觀念提出了挑戰，並將新石器時期的中國文明狀態傳神地描述為“滿天星斗”。

《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

蘇秉琦　著

趙汀陽　王星　選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選編代序

文｜趙汀陽

20世紀90年代後期，我開始以哲學方法去反思“天下”概念，進而又分析“中國”概念，試圖解釋在“天下”和“中國”的歷史性之中所蘊含的哲學意義，此項研究需要參照實證知識，不能僅僅依靠古典文本去理解中國的歷史路徑和格局。李澤厚先生身兼哲學家與歷史學家，實為求學問道之近水樓臺。討論中，李澤厚先生屢屢提及王國維、陳夢家、蘇秉琦、張光直、裘錫圭、徐萍芳、李伯謙等考古學家的成就。雖然時隔已久，我仍然記得李澤厚先生給我的三個態度鮮明的建議：(1)“物之所言比言之所言更有力，所以一定要重視考古學的證據”；(2)“中國文明的初始秘密就藏在新石器時代的物證裡”；(3)“要特別注意蘇秉琦的思想”。

應該說，前兩點基本上是顯而易見的共識，而第三點卻是一個具有特別意味的方向指示。李澤厚先生對蘇秉琦先生思想的“特別注意”很可能與他的哲學思維有關——他終究同時是或根本上是個哲學家，因此更關注物證所能夠開發的思想，而這也是蘇秉琦先生的學術風格：在實證知識的基礎上，展開幾近哲學的分析和推想。

蘇秉琦先生在研究所留影（攝於1977年）

蘇秉琦先生的“滿天星斗”論點就是一個具有思想性的歷史解釋模型。

按照傳統的歷史敘事，中國的政治權力核心或者說政治中心的形成甚至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距今約5000年前或更早；但根據現代考古學和史學研究表明，那種傳統敘事其實是將後世中央王朝政治制度倒映為遠古格局的想象，是一種基於認祖歸宗的歷史敘事與政治合法性追認。儘管這種現實倒映為歷史的政治追認早已被證明為一個神話，但許多人又接受了另一種替代性的文明起源中心的想象，即相信中原自古就是中國文明的核心，黃河中游地區是中國文明的“搖籃”，中原文明代表了自古一直領先發展的中國文明。

這種廣為接受的歷史想象並不完全是錯誤的，但其中包含某種一廂情願。蘇秉琦先生提出的“滿天星斗”的解釋模型糾正了這種理解偏差，簡單地說，新石器時代的中國，甚至到夏商時期，其實同時存在著發展水平相近的眾多文明，散佈在中國的四面八方，猶如天上群星之星羅棋佈，而中原文明只是眾星之一，並非眾星之核心。滿天星斗時期持續了2500—3000年或更長，佔去中國文明發展史的一半或一半有餘的時間，應該是中國文明的奠基階段。在今天，滿天星斗模型已經廣為人知，應該說是關於中國新石器時期的最優解釋模型，儘管並非沒有異議，但其基本解釋力難以撼動。

蘇秉琦先生在廣漢由陳顯丹介紹三星堆出土的器物（攝於1987 年）

滿天星斗模型可以引出許多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儘管每個文明世界無一例外地都存在著衝突和戰爭，而且不可能完全解決這種矛盾，中國文明卻有著更明顯的和平傾向以及以和平觀念為基礎的思想體系，或是一種能夠儘量減少衝突的文明。不過，和平思想是形成中國文明格局的“第二步”，並非最初之“第一步”。中國何以能夠形成以和平原則為基礎的文明?這是一個尚未得到充分解釋的問題，而這應該是發生於滿天星斗時期的事情(西周時期的和平觀念已經非常成熟)。我們也許可以推想，在眾多文明之間存在著“恰當”距離的滿天星斗時期，人們在理性選擇上更容易傾向於和平交往而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恰當距離”的形成基於若干自然和歷史條件：地理的廣闊，各處皆有足夠大的安家立業空間，不至於造成生存空間競爭；各地資源都足夠支持一個群體的生存所需，而不至於形成經濟學所謂的資源稀缺所導致的零和博弈；各地的文明發展程度相近，而在技術上各有所長，不至於因財富的巨大差距而導致難以抑制的嫉妒；尤其重要的是，各個文明之間的距離不遠也不近，這使得技術傳播與交往成為可能，同時使發動戰爭的成本高於受益，因此，除非出現怒不可遏的偶然仇怨，戰爭的積極性通常低於和平交往和互相學習的吸引力。

蘇秉琦先生在琉璃河遺址（攝於1983 年11 月）

基於滿天星斗格局，假如確實存在著各個文明地點之間的“恰當距離”，那麼，商周之前早期中國的各地文明之間對技術學習的興趣大於戰爭就應該是合情合理的。古人相信遠古是個“競於道德”的時代，看來也並非無稽之談。當然，即使在“競於道德”的時代，戰爭也時有發生，比如炎帝、黃帝與蚩尤之戰，我只想說，在眾多文明之間有著恰當距離的滿天星斗時期，戰爭並非謀生的最優策略。在遠古時期，發動遠距離戰爭或大規模戰爭恐怕非常困難，在擁有車馬之前，以步行去發動遠距離或大規模作戰，後勤補給、通訊和組織都是不堪重負之事。因此，在很長時期裡，遠距離地大規模征服是無比艱難的事情，而與之相較，遠距離的文明交往卻能夠通過無數聚落之間跳板式的逐步傳遞而得以實現。可以想象，文明交往優於戰爭的和平模式維持的時間如此之長，或許有助於形成和平主義的思維定式。許宏先生的《大都無城》一書說明了早期中國眾多方國的都城尚未發展出作為戰爭防禦功能的城牆，這似乎意味著那時各地部族有著基本的安全感，並非處於時刻備戰的緊張狀態，因此也暗示著當時並不經常發生致命的部族決戰或大規模戰爭。總之，各地文明之間存在著恰當距離的滿天星斗格局使得知識和文化學習交流的誘惑大於戰爭的衝動，這有可能是中國文明得以形成和平主義基因的一個客觀條件。當然，另一個決定性因素是中國文明沒有發展出一神教，因此沒有理由去製造不共戴天的文化敵人，也難以形成文明的衝突，因而傾向於多元合作；於是，古代中國的權力追求是世俗權力，而不是有我無他的精神獨裁。這一點不知與滿天星斗格局是否有某種關係，但滿天星斗格局持續了數千年，這個長時段很可能是中國文明形成其多元性質的有利條件，至少肯定不是發展一神教的有利條件。

(本文摘選自《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選編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