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間品進口轉換，對於出口產品結構升級有什麼樣的經濟影響？眾所周知，跨國公司將加工生產環節轉移至中國時，已經具備相對成熟的生產技術，相對於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外商獨資企業在加工環節缺乏研發投入和產品升級的激勵，因而外商獨資企業在產品加工貿易中生產控制權的提升對本國出口升級的促進作用有限。

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參與國際生產分工規模的提升有利於增強中資企業在產品加工貿易生產中的主導地位，通過出口經營方式由委託性的來料加工向自主性的進料加工轉變，逐步釋放本國產品創新活力，提高生產效率和貿易利益，對出口產品結構升級產生積極影響。

世界銀行企業創新能力調查結果顯示，本國中間品相比於國外中間品在供應商、產品質量、價格和可靠程度上的差距是中國企業傾向於使用進口中間投入品的重要原因。

隨著中國採取多種貿易便利化措施不斷開放國內市場和擴大市場準入，企業進口中間品比重逐年上升，企業對進口投入品種類的調整和投入品要素結構的變化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出口產品的要素特徵和盈利能力，進而影響企業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和企業國際分工地位。

從企業對進口中間品的種類調整來看，進口成本的降低和市場競爭壓力的增強促使企業不斷進口更高質量的中間投入品，進口高質量的中間投入品能使企業在細分市場提升產品的差異化水平，在市場競爭中佔據有利位置，有利於企業提高產品定價。

同時，進口中間品帶來的競爭效應促進了企業生產率水平的提升和邊際生產成本下降，使企業獲得更高的成本加成，有利於提高企業出口國內增加值率。

從企業進口投入品的要素密度變化來看，一方面，企業對進口投入品要素密度的調整能夠引導國內外中間投入品在不同產品間重新配置，發揮資源配置效應，提升企業利潤。另一方面，中間投入品要素密度會影響中間投入品生產率比較優勢和企業進口收益，進口中間投入品要素密度越高，其生產率比較優勢越大，企業所獲收益越大。

產品創新能力提升機制

進口中間品轉換通過種類效應、組合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促進企業產品創新，提升產品在技術含量、質量和附加值等方面的表現，進而升級企業出口產品結構。首先，進口中間品轉換增加了企業內產品層面的擴展邊際。

有人對新的中間品進口和國內新產品生產進行識別，並分析新舊產品在質量和價格方面的差異，發現新產品相較於舊產品在質量和價格上得到了提升，實現了產品的升級。其次，企業引進新的投入品和捨棄原有投入品，對中間投入品進行重新組合，能夠降低新成本。

相較於產品研發所需的成本和週期，通過優化投入品組合對產品技術含量產品質量進行升級的創新效率更高，對企業出口增長和產品結構升級起到促進作用。此外，進口中間品轉換加速了知識和技術的流動，產生技術溢出和進口學習效應。進口中間品內嵌技術的增強有利於提升企業利潤，促進企業加大創新投入，從而提升企業創新表現。

結構轉型能力提升機制

進口產品轉換有助於企業產品結構轉型能力的提高。宏觀層面的結構轉型能力是指一國或地區從現有經濟與產業結構向更高結構轉換的能力。

這種能力主要取決於一國的資源稟賦、生產方式和經濟戰略從現有產品轉向目標產品所需的相關要素是否具備且易得。對於微觀企業而言，產品結構的轉型能力是指隨著生產經驗和技術的不斷積累以及相關要素可得性的提高，企業具備生產有競爭力和比較優勢的產品的能力。

從國家產品空間演進的角度來看，進口中間品轉換增加了高質量投入品和相關生產要素的可得性，企業通過轉換中間投入品進行產品升級，帶來的競爭效應可能引發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的跟隨性引進，使得本國企業對新產品的生產能力迅速增強。

單個產品的升級帶動關聯性產品的生產和產品創新，當一國在某類產品及其關聯性產品上均具有出口競爭力時，產品空間局部產品關聯性和密度增大，產品結構轉型能力提升。從企業生產能力的角度來看，進口中間品轉換帶來的技術溢出和對企業創新投入產生的激勵有利於企業由高技術投入品進口向自主創新發展。

進口投入品在要素密度上的變化改變了企業生產投入的要素結構，拓展了企業的生產能力邊界，能夠為企業產品轉換和結構轉型奠定基礎。

全球價值鏈嵌入與出口產品結構升級

隨著垂直專業化分工由產業間、產業內的發展逐漸向產品間、產品內的生產環節和工序細化，特定產品最終價值的所有價值節點按生產流程聯接，形成貫穿全球多個國家和部門的全球價值鏈。全球價值鏈分工使其集成者和參與者獲得分工利益的同時，實現了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

中國正是在國際分工深化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契機下積極融入國際產業循環，依託自身比較優勢，在參與價值鏈分工中成長為世界生產製造的中心。

在國際生產共享的背景下，生產部門出口產品結構的升級不僅取決於其技術創新、要素稟賦、制度環境等方面的發展，價值鏈分工的參與模式、GVC生產鏈的演化特徵、價值鏈分工地位的變化對其生產能力的積累和產品結構演進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特別是對於生產鏈較長、生產工序較多的複雜產品，垂直專業化分工的發展日益固化了參與者的生產任務，容易致使價值鏈分工的參與者陷入“功能陷阱”，難以增強國家產品生產能力，培育和建立產品出口比較優勢，制約國家出口產品結構轉型升級。國際生產關聯與出口產品結構升級國際生產分工的發展加速了知識和技術的行業間流動，是發展中經濟體獲得外部技術溢出的重要途徑之一。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國際生產分割涉及越來越多的國家、行業和生產任務，形成了以中間投入品為載體的國際生產合作。

期間，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通過引進先進技術和承接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充分融入國際大循環，將勞動要素與外源性技術、資本和管理高效結合，提升了勞動生產率，實現了快速經濟追趕。但貿易繁榮的景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驟然冷卻，國際生產的增長勢頭出現停滯，貿易保護主義傾向重新出現，跨國生產性投資顯著放緩。

2020年以來，全球範圍內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對國際生產產生巨大沖擊。此次疫情正逢國際貿易、投資和生產的轉型發展時期，將在長期內加速國際生產體系的變革。

對此，有必要從國際生產關聯的視角考察行業間以中間品為載體的生產合作對中國製造業出口產品結構升級的影響，從而為應對後疫情時期國際分工格局的重構提供一定啟示。

加工貿易轉型與出口產品結構升級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在“國際大循環”的發展思路下通過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型的加工貿易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憑藉勞動力要素的比較優勢承接來自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沿海地區率先對外開放，使中國迅速成為亞洲重要的出口平臺和世界加工製造中心。

出口貿易的迅速發展和國際直接投資的湧入使得中國解決了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外匯和國民儲蓄“兩缺口”問題，乘著全球化蓬勃發展的浪潮從全球價值鏈、國際規則體系、全球金融市場等維度，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但是，這種外向型發展模式帶來的經濟效益不高、產品創新不足、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後逐漸凸顯。粗放式的加工貿易與中國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優化貿易產品結構的目標日益背離。

結語

2007年以來，中國不斷加強對加工貿易出口企業和出口產品的分級管理，加工貿易政策調整的重點也由“引資引技”向“提質增效”轉變。以加工貿易為主導的出口結構顯著改善，加工貿易在出口地區分佈和經營主體類型上的結構不平衡問題也有所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