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榮枝案二審持續了三天，將擇期宣判。不過依照媒體碎片化的“庭審實錄”來看，勞榮枝並沒有就主要的犯罪事實進行反駁，而是僅就案情的模糊地帶進行了“抽象聲辯”。就比如勞榮枝在辯論階段稱自己良知尚在，罪不至死，這也只能稱得上自我表達，很難被證實並作為事實證據運用的。就此檢方自然會強調，一審判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程序正確，量刑適當。

至於勞榮枝的辯護人認為“勞榮枝系被動參與作案”，雖然單一邏輯上好像能講得通，但是回到作案的持續性上，倆人相處的時間跨度上，其中的“明知”和“應知”是難以迴避的。以至於檢方根據犯罪事實、有罪供述，綜合得出“非親歷不可知”結論。

當然對於“沒有自首”，勞榮枝也給出了自己的一套說法。勞榮枝說“自己逃避追捕，是因為害怕”，並且還補充強調“這點我很抱歉”。緊接著又解釋稱“當時我還年紀小，不會思考，依賴他（法子英），只有逃了”。一定程度上，勞榮枝的說法應該有誠實的部分，但是也有不誠實的部分。

誠實的部分是，害怕接受審判以及審判後所要面對的懲罰；不誠實的部分是，口口聲聲說抱歉，卻逃竄二十多年。在這個事情上，不得不說，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落淚。也就是對於很多有罪之人，大概只有在面對鐵拳審判時，才可能生出真誠地認罪悔罪。

因為我們很容易假設，如果勞榮枝在逃竄的過程中已經“認罪悔罪”，就不至於始終不敢露面，並且隱姓埋名，而且還過著相較體面的生活。之所以強調這些事實，主要是為跟受害者家屬的生活處境對比，以此再去審視勞榮枝所說的一切。

要知道，就算客觀上講，勞榮枝的人生也是悲劇的。但這也得等到判決結束後，懲罰落錘後，才可以輪得到反思她，共情她，而只要判決一天沒有落定，就意味著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屬才是共情的主要對象。換句話說，現在還輪不到勞榮枝訴苦，起碼基於犯罪事實和有罪供述來講，真的不配。

雖然從法理程序上講，勞榮枝案從一審到二審，這是勞榮枝的權利。但是當我們對應著多起案件的事實，以及給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屬造成的悲苦，總覺得勞榮枝所有的聲辯都顯得不值一提，甚至毫無價值。

另外對於一審時“法律援助律師”的問題，當時勞榮枝曾明確提出不接受家人聘請律師，認為請律師沒用，不想讓家人受損失。可是二審時，勞榮枝卻說，一審階段之所以接受法律援助律師，是因為不想花家裡的錢，挺對不起家裡的。就勞榮枝的說法，看起來好像是自圓其說，但依然存在很大的出入空間。

就比如很多人認為，勞榮枝一審之所以接受“法律援助律師”，所謂地認為沒用，應該是覺得自己的罪行難逃重判。雖然很大程度上，這樣直戳戳地推理不一定正確，但是結合犯罪事實和有罪供述，會發現人們所認為的“難逃重判論”跟勞榮枝的“對不起家裡論”可以放在一起審視，並且不見得就乾脆立不住。

不過這些都還不算最為極致的聲辯。因為勞榮枝在最後陳述階段還說，自己不認可一審判決，自己也想贖罪，三天以來做了如實供述，法律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會放過一個壞人，希望儘早迴歸社會，盡力賠償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