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華說：“沒有一種動物是為了取樂的單純目的而折磨另一種動物，但人卻是如此，這一點構成了人的品性中極為殘忍的特色，而人的品性的此種惡劣程度遠勝於純然的野獸。”

初讀這句話的時候，還是個學生，雖然也能理解字裡行間的意思，但更多的只是“看山是山”的狀態，只知人心會很壞，卻不知會壞道哪種境地。

直到多年後，再讀魯迅的《孔乙己》時才恍然大悟，在魯迅筆下咸亨酒店中，那群戲耍嘲弄孔乙己的人不正好體現這一點：折磨他人，就是我的快樂！這是咸亨酒店中最可怕的人性。

“短衣幫”：孔乙己，能讓我忘卻勞作的苦重

魯鎮的酒店，用一個曲尺形的大櫃檯，將酒店一分為二：短衣幫在外面站著喝，長衫主顧在裡面坐著喝。

魯迅的“狠毒”在於，他用一個小小酒店的櫃檯作為整個社會的縮影，將人做了“三六九等”的劃分，長衫短袍，人生差別一目瞭然。

在《孔乙己》中，“短衣幫”是這樣一群人：他們是傍晚才去的做工人，從來捨不得多花幾文錢去買下酒菜，他們是被酒店看不起的人，也是沒有資格進酒店的人。而“長衣幫”是能進酒店，逍遙自在要酒要菜，慢慢坐著喝，被掌櫃極力逢迎的人。

“短衣幫”對穿長衫坐著喝酒的人是忌恨的，這種心理大多因財富、等級或權勢而生。

所以，他們對孔乙己這個“站著喝酒而唯一穿長衫的人”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有好感的。正如盧克萊修所說：“當狂風在大海里捲起波浪的時候，自己卻從陸地上看別人在遠處拼命掙扎，這該是如何的一件樂事。”

孔乙己的長衫雖破，卻是讀書人的標誌，是終生未能進學的孔乙己唯一值得自豪的精神勳章。可他的長衫讓身著短衫的人自卑和忌恨，自然就成了他們取樂的對象，畢竟通過尋求給孔乙己製造痛苦能減緩自己的自卑和忌恨，這就是人內心的惡毒。

“我”：孔乙己，讓“我”忘了單調的生活和無聊

“我”是酒店的夥計，從12歲起，便在咸亨酒店裡幫忙。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站在櫃檯給短衣主顧溫酒。工作“雖然沒有什麼失職，但總覺得單調，有些無聊”。而掌櫃又總是一副兇相，這讓“我”心情不暢，感到壓抑、鬱悶。

在日常生活的觀察中我發現，只有孔乙己來，老闆不兇了，整個酒店氣氛都跟著活躍起來。於是，整體站在櫃檯後面，無事可做的我，在看酒客和掌櫃戲弄孔乙己時，“我”可以附和著笑而不被掌櫃責備。

漸漸地，“我”愈加看不起孔乙己，所以當他好心教“我”認字時，“我”很是不屑，甚至鄙視。

最終，“我”也跟著沉淪了。

“掌櫃”：孔乙己，能讓咸亨酒店客似雲來

和“短衣幫”、“我”不同，酒店掌櫃戲弄孔乙己，除了取樂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多招徠顧客，多賺些酒錢。

看過《孔乙己》的人都知道，酒店的掌櫃是一個封建沒落時期的典型小商人形象，他精明狡猾，唯利是圖。

長衫主顧和短衣幫都是掌櫃的衣食父母，都是花錢消費的主，理應一視同仁。但因為錢，掌櫃對二者的態度截然不同，對長衫的人小心伺候，對短衣幫則能欺則欺。

他想賺錢，想留住顧客。因此當掌櫃看到眾人取笑孔乙己時，喝酒的時間都會變長時，孔乙己在他眼中就成了一個逗樂、招徠顧客的工具。

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說:“人性大都同情失意者而嫉妒得意者”，但是，在魯迅筆下的咸亨酒店，我看到的不是對失意者的同情，而是肆意的欺凌。

有人說，拋開時代背景，孔乙己人生悲劇在於他不懂得在時代給他當頭一棒時，學會變通。假如，他甘願脫下長衫，跟著短衣幫去做工，興許就不會落得個悲慘的境地。

對於孔乙己而言，脫下長衫，他孔乙己就不是孔乙己了。

也有人說，拋開時代背景，孔乙己的悲劇是因為他“好喝懶做”，倘若他安心替人抄書，也能換一碗飯吃，不至於偷書。

“好喝懶做”這都是孔乙己人性中的弱點，勤奮工作，興許他孔乙己早就考上功名了。

但是，事實就是，孔乙己就是一個失意者，人們不僅揭他的傷疤，問“你怎的連半個秀才你也撈不到呢？”，還惡意施加罪名“你一定又偷人家的東西了！”

在社會面前，每一個人都會有失意的時候，我們無法做到理解，可以不給於同情，但也不應該在他人失意時落井下石。

而這一切根本原因是因為封建舊制的問題嗎？

顯然不全是。

魯迅曾說過《孔乙己》是他最喜歡的一篇文章，我相信與“華人人性善惡”的這個問題分不開。他恨孔乙己的怒其不爭，但更恨咸亨酒店中那群揭孔乙己傷疤，肆意欺凌他的人。

魯迅在《華蓋集》中說：“華人但對於羊顯兇獸相，對於兇獸則顯羊相。”他們是羊，同時也是兇獸，但遇見比他更兇的兇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兇獸樣。

《孔乙己》中的那些看客，不正是這樣一群時而為羊，時而為兇獸的人嗎？

時至今日，社會已經不是那個社會，但又好像還是那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