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凱恩斯革命前的一百多年裡，正統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是資源配置問題。自從凱恩斯理論誕生以來，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轉變了經濟學的研究方向，開始重點研究長期經濟增長問題，力圖解釋引致經濟增長的原因和導致各國經濟巨大差異的原因。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來，各國學者對於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哈羅德和多馬為代表的穩定經濟增長理論。該增長模型試圖將凱恩斯的宏觀理論向長期化和動態化方式擴展；二是二十世紀五十、六十年代以索洛和斯旺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三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以羅默、格羅斯曼、赫爾普曼等人為代表的新經濟增長理論。

一、假定不存在技術進步的穩定經濟增長理論

哈羅德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動態理論》和多馬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資本擴張、增長率和就業》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開端，他們建立的哈羅德——多馬模型繼承和發展了凱恩斯的思想，試圖將凱恩斯的宏觀理論向長期化和動態化方式擴展，並以此為基礎來研究經濟增長。哈羅德——多馬模型的一個假設條件是將技術視為固定不變的，建立模型的主要目的是探究經濟增長是否與資本增加有聯繫。

經過研究和分析得出：當且僅當資本家願意的經濟增長率、實際經濟增長率和人口增長率三者同時相等時，經濟才能穩定增長；只有勞動力達到充分就業狀態、資本被充分使用時，經濟才能均衡。然而實際上，增長總是不均衡的，因為在包含非均衡增長的計劃裡，重工業的增長速度要高於其他部門，因此，模型的實際價值很小。

除此之外，哈羅德——多馬模型還存在一些缺陷：僅僅描述了投資、消費、儲蓄等變量的數量表面關係；模型把投資增加帶來需求和就業增加看作“乘數”作用的效果，忽視了有機構成的提高，況且增加一定的投資未必會使就業量成倍增加；“引致”投資能夠提高生產能力，從而帶來供給的增加，這一“加速數”效果的實現卻面臨著價值補償和物質補償的困難。雖然哈羅德——多馬模型存在一定的弊端，但是也有其合理的因素。

首先，他們採用長期、動態的方法，充分考慮了時間因素的影響，比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更有說服力。其次，他們提出的經濟增長率、儲蓄率和資本產量比的概念及其相互關係在任何社會形態下都存在，並指出了社會經濟在無失業、無通脹長期內穩定增長的條件。

二、作為外生因素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按照哈羅德——多馬模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難以實現充分就業下的均衡增長的，而且經濟一旦偏離這種均衡增長，就可能產生更大幅度的偏離。很多經濟學家不滿意此結論。於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索洛、斯旺等人提出了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該模型採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成為新古典綜合派的重要一部分。

索洛一九五六年的《對經濟增長理論的一個貢獻》和斯旺一九五六年的《經濟增長和資本積累》奠定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他們的理論主要探究了當經濟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增加資本要素或勞動要素都會帶來產出的增長，且二者有正的替代彈性。要素投入與產出之間遵循報酬遞減法則，即在勞動投入一定的條件下，每多投入一單位資本，其所引致的報酬增加將越來越少。

該模型假設儲蓄率不變，應用新古典生產函數，形成了一個極其簡單的一般均衡模型。新古典增長模型內含了兩個重要的經濟含義，這兩個經濟含義都與資本報酬遞減規律有關。一是隨著資本存量的增長，經濟增速會逐漸放緩直至停止。二是相比較來說，窮國的經濟增速將快於富國。這是由於窮國平均每個勞動力所用的資本較少，因此，每新增一單位資本，與富國相比得到的報酬更多。

這個結論也被稱為條件趨同。條件趨同是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預言。對於“條件趨同”的理解，應當先從“趨同性”入手。“趨同性”與“收斂性”都用英文“convergence”表示，但是“趨同性”與“收斂性”是不同的，兩者既有聯繫又有區別。“趨同性”是指不同的經濟向相同的穩定狀態資本、產出和消費水平收斂。

“趨同性”根據經濟是否具有相似條件分為“絕對趨同”和“條件趨同”。其中，相似條件指生產函數的形式和參數、儲蓄率和人口出生率等相同。如果要求具有相似條件則是“條件趨同”，不要求具有相似條件為“絕對趨同”。

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生產函數是資本報酬遞減的，因此具有相似條件的不同經濟中，初始人均資本存量較低的經濟，其資本——產出增長率較高，反之，初始人均資本存量較高的經濟，其資本——產出增長率較低，但是最終兩者都會向收斂於相同的穩定狀態人均資本存量和人均產出水平。

換句話說，在相似條件不變的前提下，一個國家的初始資本—勞動比越高（低），該國的經濟增長率就越慢（快），窮國的經濟增長率將高於富國，最終趕上富國，達到“條件趨同”。然而，索洛——斯旺模型中的結論與世界各國的實際經濟增長並不相符。首先，經過統計分析，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許多國家的經濟增長並未像理論中那樣呈現出向下的走向，反而是持續的正增長。

即使是一些數據相對完整的發達國家，其經濟增長率在二十世紀70年代以後的一段時期的確略微下降，但是後來的經濟增長率仍然顯著高於19世紀70年代的經濟增長率。這個事實顯然與新古典增長模型的第一個含義相悖，該學派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開始認識到了這個缺陷，修正了原來的模型。

通過假定技術創新作為外生變量，在保持條件趨同不變的條件下，來解釋長期為正的人均產出增長率。然而，這各結果依然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將技術創新作為外生變量的假定，顯然違背了理論建立的初衷，無法詮釋經濟長期增長的根本原因。其次，條件趨同的結論也不符合現實。

三、技術進步作為內生因素的新經濟增長理論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研究愈加困難，是因為外生技術進步無法擺脫經濟增長對其的高度依賴，得出的結論並不令人滿意。多年之後，羅默、盧卡斯等人以全新的視角重新思考和看待過去的經濟增長理論，形成了新的分析思路。隨後，以“內生經濟增長”為核心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出現在人們眼前，它們力圖去解釋國民收入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巨大差距。

新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中心主要集中於收益遞增、人力資本、研究與開發、技術擴散等。此時，很多國家經濟增長的統計數據變得豐富和易得，為新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提供了實證檢驗的基礎。經濟增長的類型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由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增加推動的；另一種是由技術進步推動的。

因此，內生經濟增長同樣也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要素投入的內生增長，這種類型的模型用內生儲蓄率和內生人口出生率等解釋；另一種是技術進步的內生增長，這種類型的模型大多應用人力資本、邊幹邊學、知識溢出、R&D活動等解釋。新經濟增長理論的開端可以說是羅默一九八六年的《報酬遞增和長期增長》和盧斯卡一九八八年的《論發展規劃的機制》，在這一時期，對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又達到了高潮。

與以前不同的是，新經濟增長理論意識到了比研究商業週期機制和財政貨幣的反週期效應更為重要的是決定長期經濟增長的因素，有這種意識只是一個想法的萌芽，經濟學家發現要想再深入研究，必須跳出原有理論中由外生技術進步率所決定的長期人均產出增長率的束縛。新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者吸取了教訓，建立了將技術進步視為內生作用的新經濟增長理論。

羅默、盧斯卡的研究成果以及雷貝洛一九九一年的《長期政策分析和長期增長》都是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派相關理論的基礎之上的，他們實際上還未真正引入技術轉變理論。他們的模型把人力資本包含在資本貨物之中，使資本貨物的定義更為廣泛，得出了投資回報不一定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減少，因此經濟增長可以一直持續下去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