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3 月，塔利班臨時政府發言人穆賈希德的一句 “新政府高層可能沒有女性”，再次將阿富汗性別議題推向國際輿論場。儘管塔利班曾在 2021 年掌權時承諾 “保障女性權益”，但三年間，從禁止女性上大學、限制公共場合露面，到如今高層職位的 “全面排斥”，阿富汗女性的生存空間正被一步步壓縮。這一決策背後，究竟隱藏著哪些複雜的政治與社會邏輯？

一、從 “象徵性存在” 到 “系統性排除”：塔利班的性別政策演變

2021 年塔利班重新掌權初期，其臨時政府中曾出現 3 名女性副部長，分別負責婦女事務、高等教育和公共衛生領域。儘管職位多為象徵性角色，但國際社會仍將其視為 “溫和改革” 的訊號。然而，2022 年起，塔利班以 “安全威脅” 為由，逐步收緊女性權益：

• 教育領域：禁止女性進入大學，僅允許部分省份開設女子高中，但需佩戴全覆蓋式面紗；
• 公共場合：要求女性出行必須有男性親屬陪同，禁止在公園、體育場等場所單獨出現；
• 就業限制：聯合國資料顯示，2025 年阿富汗女性就業率已從 2021 年的 15% 降至 5%，僅存的就業崗位集中在醫療和基礎教育領域。

此次高層職位的 “無女性化”，並非突發決策，而是塔利班內部保守派勢力主導下的必然結果。據阿富汗分析家網路（AAN）透露，塔利班核心領導層 “最高委員會” 的 60 名成員中，僅有 1 名女性宗教學者擔任顧問，且無實際決策權。

二、權力結構的 “部落化” 與 “宗教化”：女性參政的雙重障礙

塔利班高層的性別排斥，本質上是其權力邏輯的外在表現：

1. 部落傳統的延續 阿富汗普什圖部落社會中，女性長期被視為 “家庭榮譽的守護者”，公共事務參與被視為 “違背傳統”。塔利班核心成員多來自南部普什圖部落，其內部權力分配以血緣和部族關係為紐帶。2024 年喀布林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塔利班現任省長中，85% 來自塔利班創始人奧馬爾的部落或盟友部落，這種 “部落裙帶關係” 天然排斥女性。

2. 宗教解釋權的壟斷 塔利班以 “嚴格執行伊斯蘭教法” 為合法性基礎，其對《古蘭經為合法性基礎，其對《古蘭經》的詮釋強調 “男女分工論”—— 男性負責公共事務，女性負責家庭。2023 年塔利班頒佈的《家庭法》規定，女性需 “服從丈夫或男性監護人的決定”，進一步從法律層面固化了性別角色。

案例：2024 年，前婦女事務部長薩米婭・拉赫馬尼因公開呼籲女性教育權，被塔利班宗教法庭以 “傳播西方價值觀” 罪名逮捕，其職位由男性神職人員接任。這一事件標誌著塔利班從 “表面妥協” 轉向 “徹底保守”。

三、國際社會的 “制裁困境” 與 “現實妥協”

塔利班的性別政策引發國際社會譴責，但制裁與外交施壓效果有限：

• 美國：2022 年凍結阿富汗央行 70 億美元資產，要求塔利班保障人權，但 2024 年為換取反恐合作，默許塔利班在部分省份恢復伊斯蘭教法；
• 歐盟：2023 年暫停對阿援助，但 2025 年因中亞難民危機，重啟對阿富汗北部的人道主義援助；
• 周邊國家：巴基斯坦、伊朗等國更關注邊境安全與地緣政治，對塔利班的性別政策保持緘默。

資料：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指出，若阿富汗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至 50%，其 GDP 有望增長 35%。但在當前國際博弈下，經濟利益與價值觀外交的矛盾，使得外部干預難以觸及塔利班權力核心。

四、阿富汗女性：從 “街頭抗爭” 到 “地下突圍”

儘管面臨高壓，阿富汗女性的抗爭從未停止：

• 教育領域：喀布林、赫拉特等地出現地下女子學校，教師透過加密通訊軟體組織課程；
• 文化領域：年輕女性透過 TikTok、Telegram 分享詩歌、藝術作品，用 “數字面紗” 突破資訊封鎖；
• 國際訴訟：2024 年，阿富汗女性人權組織向海牙國際法院提起訴訟，指控塔利班系統性侵犯女性權利。

人物故事：25 歲的醫學生法麗達在喀布林經營一家地下診所，她透過社交媒體募集資金，為孕婦提供免費醫療服務。“我們不能等待塔利班改變，只能自己創造生存空間。” 法麗達的話，折射出阿富汗女性的堅韌與無奈。

性別平等為何成為阿富汗的 “奢侈品”？

塔利班高層無女性的決策，暴露了阿富汗社會轉型的深層困境 —— 當國家重建被部落權力、宗教極端主義和地緣政治博弈主導時，性別平等往往成為最先被犧牲的 “奢侈品”。國際社會若想打破僵局，需擺脫 “非黑即白” 的外交思維：一方面，堅持人權底線；另一方面，推動塔利班內部溫和派與女性代表的對話。畢竟，沒有一半人口的參與，阿富汗的和平與發展永遠只是空中樓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