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渡口大橋勞動力市場，年輕的求職者。2010年1月

摘要：黝黑皸裂的面板，碩大的指關節託著消瘦的下巴，空洞的目光，在王子怡的鏡頭中，川南青年民工的形象令人難忘。

在第七屆侯登科紀實攝影獎中，王子怡的作品《勞動力市場》獲得提名。王子怡曾是一名中學教師，2007年起，他持續拍攝攀枝花勞動力市場，記錄了大量到此尋找生計的下崗工人、大涼山的彝族人和周邊鄉縣的農民。他們吃著烤洋芋，住著3元一晚的旅店，每日靠雙手的力氣做工度日。

四川是全國社會勞動力最多的內陸大省，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大規模出川務工，吃苦耐勞，樸實樂觀成為了他們的集體形象。攀枝花位於川南，是許多少數民族的聚居地。王子怡記得，2009年左右，這片狹小的廣場上曾擠滿上千人，他們的等待通常沒有迴應。2013年後，在中西部人口迴流等趨勢影響下，勞務市場漸漸清冷，一鋪難求的“三元旅店”也倒閉了。

在長達近十年的拍攝過程中，王子怡經歷了四川攀枝花勞動力市場的擁擠與蕭索。

圖丨王子怡

文丨張雅麗

編輯丨高心碧

侯登科紀實攝影獎組委會X極晝工作室 聯合出品

跟著爸爸來打工 2009年12月

以下是王子怡的自述：

礦泉水是奢侈品

現在人散了，沒法拍了。

上次去攀枝花渡口大橋勞務市場時，我只轉了一圈，嘆口氣就走了。負二層那十幾家職介所原來特別火爆，現在都快停業了。廣場邊上零星地站一些年紀大的勞工，看上去（無精打采），也是沒什麼指望的樣子。我掛著相機過去，他們就都警惕起來。

這個勞務市場被樓梯連線成三層，頂層廣場是人群聚集的地方，下面兩層有職介所，飯店，旅館，還有長途汽車臨時站點。它緊靠著渡口大橋，在一個五路岔口的交通要道上，與攀鋼的廠區對望。

2009年我來這裡拍攝時，數千勞工擠滿了廣場的空地。涼山的彝族人和攀枝花周邊村鎮上的農民，攀鋼下了崗的工人，都來這裡找工作，討生活。

剛下班又來找活兒的裝修工 2009年12月

招工介紹所內 2010年1月

白天，長途汽車往馬路邊一停，一車一車的男女，扛著編織袋從上面湧下來。他們大多找個角落，把行李往地下一堆，等機會；也有十幾二十歲的小年輕，還沒弄清楚行情，著急忙慌地擠進職介所，花20塊登個記，這幾乎是要背一整天水泥才能掙到的價錢。

攀鋼下崗工人 2010年6月

四五點鐘的時候，人群陸續散去。經濟富裕點的，回到自己的出租屋裡；條件不好的，會被帶到旁邊山坡上的旅店裡，睡大通鋪，三塊錢一晚；再沒錢的，就到橋下面，展開鋪蓋睡。

我在當地的一所高中教政治，沒課時就來這裡拍攝，每週少則兩次，多則四五次。直到鏡頭裡出現的人越來越少。

蹲在狹小的職介所裡的彝族人 2010年1月

穿西裝的已婚彝族婦女 2010年3月

“像把餌料投進池裡”

在這裡，每個人都寄希望於自己的雙手，靠力氣謀生。但多數時間裡，他們只能將雙手交叉在胸前，等待。

我能見到招工老闆的次數極少。那輛載著老闆的麵包車在廣場旁的馬路邊停下，只用喊一句，“八個人！”工人們就像魚群一樣湧過去，像把餌料投進池裡。

三名年輕的打工者 2009年12月

幸運的人被挑走，剩下的繼續把手叉在胸前，開始下一天的等待。也有運氣特別好的，被老闆選上，送到新疆等比較遠的工廠裡，一天給兩百，長年不回來。人們都羨慕這種活兒，穩定，不用愁明天。

在這個廣場上，待遇相對可觀的，是有技術又年輕力壯的男人們。年紀稍大的，往往只能去下蠻力，活兒累，錢少。十幾歲的孩子也有很多，胳膊還細細的，眼神怯怯的，多數一整天都不說一句話，蹲在角落裡，照一面就看不見了。

廣場邊緣的一群青年 2010年11月

在距離渡口大橋勞務市場幾站的地方，是竹湖園勞務市場。那裡的打工者更年輕，女孩們可以進城做家政，小夥子們去做餐飲，比體力活輕鬆一些。彝族的女人們最弱勢，她們沒有技能，打扮也不時髦，只能去背水泥。

攀鋼的下崗工人在這裡待得最久。他們成群結隊，大著嗓門扎堆擺龍門陣，天熱的時候，敞開勞保服，露出肚皮。他們要麼聊昨晚又只用一碗麵的價格“快活”了，要麼聊哪個運氣好的，又找到了二百一天的活兒，沒有人聊起自己的家庭和對明天的擔憂。關於生活的艱難，他們心照不宣。

盯著鏡頭的下崗工人們 2010年6月

習慣蹲在地上的彝族求職者 2010年1月

山裡來的彝族人很好辨認，他們習慣蹲著，縮起肩膀，惶恐地打量四周。他們多數穿著廉價西裝，儘量讓自己看起來體面，去做體力活時，那件僅有的西裝很快被油漆潑滿。

在這片廣場上，無論男女老少、彝族還是漢族，都像是等待被挑選的商品。

手上帶有彝族刺青的勞工 2010年6月

遇見羅英

遇見羅英的那個中午，我的鏡頭裡第一次出現這些勞工的身影。

2007年冬天，我在街上碰見了八個彝族女人，她們迎面過來，有老有少，個個身後都背了個揹簍，有半米高。最年長的那個，擤了把鼻涕，差點甩到我身上。就是這一把鼻涕，引起了我的注意。

木質撐杆是彝族勞工婦女用來休息的工具。2014年8月

羅英吸引了我。她在中間年紀最小，面板黝黑粗糙，臉上全是雀斑，我以為起碼有二十多了，結果一問，才15歲，跟我課堂上的學生們差不多大。

她們停在一輛卡車前面，用磚土裝滿身後那隻巨大的揹簍，一趟一趟地背，兩個小時才把卡車裝完。中間，有三個人被磚塊割傷，有一個口子很大，需要縫針。她們翻出來準備好的舊衣服，扯下一條就往上裹，動作熟練。幹完這一趟，八個人分一百塊工錢，沒人捨得去醫院。我跑去買了雙氧水和紗布，那紗布裹在她腳上，白得扎眼。

揹著揹簍的彝族婦女 2010年6月

隔了幾天，找了四趟，我才打聽到羅英家。站在那個廢棄的防空洞前，我不禁疑惑，這地方真的可以住人？

一條細細的地下水溝從洞裡伸出來，洞口釘了一排木頭，那就是門。羅英一家三口住在裡面，房租一個月200塊。收租人在洞口扯了條電線，是這裡唯一的電源。他們的傢俱只有兩張床，父母一張，羅英一張，擺在走不到頭的隧道里。吃飯，洗碗，全用洞裡那條溝裡流淌的水。洞裡又黑又潮溼，一見光，蜈蚣在地上爬來爬去。

羅英在防空洞的水溝裡洗碗。2007年11月

飯後已經八點鐘，羅英和她的母親不見蹤影。問她父親，才知道娘倆又去幹活了，凌晨三四點回來。羅英的父親則在跟朋友一起喝酒，他每天都要喝一瓶啤酒，那幾乎是羅英搬磚酬勞的三分之一。

打短工的女人 2010年1月

那天我得知，羅英已經被定了“娃娃親”，男方只有11歲，跟我上小學的女兒一樣大。我告訴她，這不合理，應該去退婚。她並沒有什麼反應，只說那要賠4萬。除了吃飯，幹活兒，她幾乎不說話，看上去甚至有些麻木。被別人決定命運，對她來說，似乎就像受傷後用髒衣服包紮一樣自然。

晚上回了家，我翻看照片，看到她們席地坐在路邊，搬完磚頭的手黑黢黢的，手裡縫著衣服，臉色卻看不出愁苦。我不得不承認，她們需要溫飽，而我在意的是平等，事實上，我們無法達成真正的溝通。

裂開的袖子 2010年1月

一米的距離

告別羅英之後，我沒有再介入任何一個拍攝物件的生活。

在將近十年的拍攝中，我的鏡頭離他們不足一米，心理上，卻有意地保持了距離，甚至沒有問過他們的名字。我把相機掛在胸前，經過他們身邊，等他們不經意地看向鏡頭的時候，我就按下快門。我去過兩次“三元旅店”，拍到過吸毒者和妓女，看到他們，我也本能地感到害怕。

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它真實存在，不必非要隱藏。

抱團取暖 2010年1月

時髦的年輕女工 2010年6月

2014年前後，我又遇見了羅英，她仍然在背水泥，看上去衰老了許多。她的孩子坐在一旁，鼻涕亂糟糟地弄了一臉，她也空不出手來管他。像當年羅英的父親從來沒出現在工地一樣，在這裡，我也沒看到她的丈夫。

這些年來，每次想起這個跟我女兒年紀相當的女孩，想起她粗糙的面板，早早被嫁人的命運，看到她的孩子依然陷在同樣的生活軌跡裡，我便陷入迷茫。這些境遇不是我為她拍一組照片，或者給她一些物質的幫助就能改變。我能做到的只是持續記錄，讓更多像我一樣在城市裡生活的人看得見他們。

成群的彝族打工者 2010年1月

抽菸的下崗工人 2010年9月

精心打理過髮型的年輕人 2010年6月

臉熟的打工者饒有興趣地看著鏡頭。2010年9月

2013年後，招工人數減少，廣場逐漸變得空蕩。2014年7月

烤洋芋攤 2014年3月

拍攝十年間，勞工的衣著打扮悄然變化。201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