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A原本走在平穩發展的大路上，但因為中國男籃在世界盃上的慘敗，眼前突然出現了十字路口，而且亮著紅燈。

中國所有在做籃球的人——不管是教練、運動員、官員還是媒體——都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世界盃敗得太突然，就像小行星撞上了地球，首當其衝的是職業聯賽CBA。

為什麼是CBA，而不是中國籃球金字塔別的層級？因為CBA最直觀，暴露得最徹底，看得見摸得著，而且人數少，動起刀來最容易。

9月24日，CBA各俱樂部投資人或代表在深圳開會，董事會就外援政策的改變徵求意見，同時宣佈對球員限薪和青訓會有重大舉措。徵求意見的內容包括：

外援政策——本賽季，外援註冊人數從2人增加到4人，不再限制賽季中外援更換次數，每場比賽報名可從四名外援中任選兩名外援上場比賽（延續上賽季外援上場規定，2人四節六人次，第四節單外援）；未來或者改為四節四人次，或者放開限制。

球員限薪——2020-2021賽季開始，實施國內球員限薪，包括，1、設定國內球員基礎工資和獎金總額；2.、設定單人頂薪限額；3、設定國家隊特別獎勵機制，完成國家隊任務之後再啟用相關獎勵條款。

加強青訓——加大俱樂部青訓投入，在2020-2021賽季開始，規定CBA俱樂部青訓最低投入費用，俱樂部青訓梯隊數量及各梯隊隊員人數。

用行政手段強制加強青訓力度沒有問題，因為在體教分離的現狀下，加強後備力量的培養只有通過青訓，而讓各俱樂部自覺投入、通過市場來引導並不現實，時間也不等人。

限薪也是大勢所趨，即使沒有世界盃慘敗，CBA也一直在尋求限薪的辦法，控制聯盟整體支出，以免各俱樂部投入失控，導致聯盟崩潰。

但外援政策到底是放還是收，始終沒有定論。這就是為什麼董事會讓深圳新世紀俱樂部投資人樑志斌召集各隊開會，徵求意見。到10月16日，CBA將在北京召開投資人大會，就外援政策的改變拿出最後結論。

你們可能注意到我的用詞——是“改變”，而不是“改革”——因為在我看來，改革必然有著明確的積極意義，但外援政策到底怎麼改、會帶來正面還是負面效應，沒有一個壓倒性結論。

背景

世界盃兵敗已經差不多20天了，世界盃結束也接近兩週，球迷鋪天蓋地批評中國男籃，主教練李楠和以周琦、郭艾倫為代表的球員成為眾矢之的，但為什麼中國籃協遲遲沒有公開發聲？

他們當然不會閒著，而且比誰都難受。史上第一次丟失奧運會直通券，需要反省、總結，而且不是對世界盃的表現寫個總結報告就可以過關，必須拿出整改措施，對未來中國籃球的發展有規劃方案。無論是總結還是整改方案，都需要彙報上級，通過了才能公諸天下。

這當然是非常浩大的工程。中國籃球整了幾十年沒明白的事，改了幾十年沒有動了的土，想在這短短的半個月就解決了？

三年來，姚明是“專業人做專業事”的典型，他一直受到上級的支援，大刀闊斧，在亞運會包攬四金後，體育總局的會議上中國籃協被稱為“惟一改革成功的協會”。只需要一次世界盃出線，中國籃球就可以踏上繼續改革的金光大道。

但競技體育就是這麼殘酷，你可以用專業的眼光去分析到底為什麼為失敗，是偶然的失利還是必然會輸，但大多數人——包括球迷和領導——看的是結果。

勝利和失敗，正確和謬誤，在籃球場上有時候就像一次絕殺或被絕殺。中國籃球未來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命運，很可能就在對波蘭隊最後的那短短12秒鐘甚至是7秒鐘，被徹底改變。

姚明

中國隊輸球以後，我第一個擔心的是姚明，擔心他不再受到信任，改革受挫。體育總局領導公開表示會繼續支援姚明，支援他大膽改革，這是一個非常利好的訊號。

但實事求是地說，姚明已經不可能像過去那樣自如地推進他的改革，因為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太大。原本可以穩妥推進的領域，或許被強制要求加速，由市場來導向的領域，或許就會有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

第一個受到衝擊的是CBA，它就像沒有大氣層保護的月球，無法獨善其身。按照原有的軌道，CBA應該是一個完全市場化的職業聯盟，它從中國籃協的行政體系中剝離，由董事會投票做重大的決定。可是公眾輿論將中國男籃兵敗定性為“不夠努力”、“態度不端正”、“沒有壓力”，在我看來這次兵敗已經由“技術性失利”變性為“道德性輸球”。

這就是為什麼第一把刀就對準外援政策。表面上看要改的是外援人次，實際上對準的是國內球員。

限or放

領導也是看手機評論的，斯科拉一句“CBA外援應該放開”，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量評論“應該給CBA的中國球員一點壓力”，極大地影響了未來外援政策的走向。

外援到底應該放還是限，這是一個純技術性命題。前幾年的主流意見是限，所以第四節改成了強制單外援，遼寧隊奪冠是這一措施的最佳體現。我們的國內球員在同外援的大量對抗中提高了防守能力，即使世界盃失利，他們的防守效果也應該予以肯定。但外援讓我們的後衛關鍵時刻失去球權，不會打最後5分鐘。所以，第四節單外是對現狀的折衷和平衡。

當世界杯失利被抬升到職業道德的高度，放開外援的輿論捲土重來，甚至開始壓倒限外援的聲音。這種輿論一旦被行政權力肯定，CBA市場化的執行就面臨轉軌。

如果上面要求你改外援政策，你改不改？

金字塔

我第三次放出這張“中國籃球金字塔”圖片，這是我一個字一個字貼上上去的，每次看到它，就會心生莫名的悲哀。

姚明縱使有2米26的高大身軀，也做不了這麼多事，動不了這麼多層的土。

姚明的權力範圍，其實就是“專業青訓”往上的三層半，其他層只能力所能及地滲透。現在，這三層半也面臨來自外部的壓力。

每一個喜歡看我們國家自己籃球比賽的人，仔細回憶一下，在世界盃之前，CBA是不是一片興旺？你為自己喜歡的球隊加油，為王哲林還是郭艾倫應該當MVP辯論，不再盯著外援是麥迪還是馬布裡，季後賽關鍵戰役一票難求。我們的英雄是重奪冠軍的易建聯，讓人敬佩的是拖著傷腿、斷了牙齒堅持上場打總決賽的李根和可蘭白克，未來因為阿不都沙拉木和趙睿這些年輕球員的精彩表現而格外讓人期待。為什麼一夜之間，中國球員變得“不夠努力”、“沒有壓力”了呢？

CBA當然不是完美的職業聯賽，它的水平受各方面原因限制，但CBA在一點一點變好。球迷只喜歡看精彩的比賽，姚明卻在擔心CBA的未來，在他看來，CBA的主要矛盾是俱樂部的投入越來越大，再往後，有失控的危險。所以，世界盃前中國籃球的主要矛盾是CBA的工資飛漲和限薪需求。

限薪

據我的了解，目前CBA大多數俱樂部外援工資和國內球員工資各佔一半。一支普通的球隊，兩名外援稅後200萬美元、含稅支出達到400萬美元很平常，換算成人民幣差不多3000萬。如果你要達到八強水平，全隊工資沒有一兩個億是不可能的，有個別球隊——不一定是八強——已經達到三億。

正如我在《連NBA都做不到的事，CBA就更難了》裡面寫的那樣：老闆們坐一起是利益共同體，各自回家又成了對手。限薪是集體需求，但回到辦公室，你不給高價人家根本不來。姚明想改的就是這個，可是要在CBA做到全面和公正的財務檢查，根本不可能，很多球隊拒絕查帳。

除了“頂薪制度”，限薪還沒有具體措施出臺，CBA又開始流行“外援備胎”。廣東、北京、新疆等強隊都簽了三外援，儘管同時只註冊兩人。他們的苦衷在於：CBA比賽密度大，外援傷不起也換不起，如果只有兩個外援，遇上傷病或者用起來不順手，若干比賽只能單外援，等著被吃。在過去，各隊都會提前和經紀人掛號，遇上問題一個招呼新外援就來了，下了飛機就上場。後來嚴查工作簽證，換外援搞掂工作簽證長則一個月，短則一兩週。你不籤一個“備胎”，一個賽季的努力就可能因為那一兩個星期打水漂。

我很早就在解說中呼籲，CBA聯盟應該主動和外交部溝通，為外援設立綠色通道，這樣可以節省很多外匯，要知道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國有資產。現在強隊們為了保險起見，紛紛去籤一個“備胎”，這是CBA董事會不作為的結果。

世界盃讓這一現狀愈發不可收拾，如果全面放開外援，各隊開支將極大上升，你想限薪又沒有完善的財務檢查制度，崩潰是時間問題。

多米諾骨牌

你會發現我們的話題越扯越遠了，明明是世界盃慘敗，怎麼就變成了CBA要崩潰？

這正是世界盃輸球的“多米諾效應”，而CBA只是可能倒下的第二張牌，中國籃球回到管辦分離之前的模式，並非沒有可能。

國家隊輸球，是中國籃球金字塔從下到上各種矛盾的集中反映，體教分離是根源。人才在CUBA和專業青訓這一層分流之後，專業這一層又面臨球員身份“雙軌制”，體育局球員和體系外自由球員的流動能力、收入水平不一樣。你限制了國內球員的流動，實力弱小的俱樂部（並不等於財力弱小）只好用外援填補，這是外援成本飛昇的起因。為了限薪出臺“頂薪制度”保護弱小俱樂部，卻又傷害了國內尖子球員的利益。

現在回想起來，你或許可以理解為什麼我會在兵敗後呼籲理性批評中國男籃，建議中國籃協出臺“精英計劃”，加強金字塔頂層建設，讓“大國家隊”多和歐洲、南美強隊交流。我太了解這些球員了，他們很努力，只是水位太低船不夠高，或許努力得不夠科學，而環境制約了他們的上限。

你用外援去衝擊他們，要知道中國只有二三百人是高水平籃球運動員，他們根本經不起衝擊，因為我們的金字塔尖是細源之水，體教分離的屏障把大部分有天賦的人很早就淘汰了。就這二三百人，你要剝奪他們的飯碗，讓他們悔恨選擇了專業籃球這條道路，以後還有誰會來CBA？沒有CBA，國家隊從哪裡選人？

中國籃球面臨史上最無方向的變局，接下來半個月，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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