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男籃兵敗世界盃，倒逼CBA大刀闊斧改革。

10月17日，CBA聯盟召開俱樂部投資人會議暨股東會第七次會議，表決了一系列改革議案，涉及外援政策、國內球員工資帽以及青訓准入等重要內容。

從2020-21賽季開始，外援政策開始實行4節4人次。此外，工資帽正式推出，國內單一球員最高合同工資限額為該賽季工資帽基準值（3600萬）的25%，既900萬元。

新政出臺後，坊間輿論不一。沒有人會惡意揣測改革的初衷，但上述改革措施本身存在著擰巴之處，或將CBA推向更加茫然的前途之中。

放開外援註冊人數像皇帝的新衣

外援政策的調整力度頗大，實施4節4人次的同時，將CBA俱樂部可註冊外援數量擴大到4人。在限制外援上場人次的同時，放開了註冊外援的數量，讓人感到擰巴。

過去幾個賽季，CBA在外援使用方面政策一直在收緊，末節單外援政策，以及逐漸縮小了亞外的範圍就是例證。大量外援湧入CBA，擠壓了國內年輕球員的生存空間。此舉是為了給國內球員更多的上場機會。

經過幾年的培養，的確湧現出包括趙睿、趙繼偉、孫銘徽等出色的後衛。但兵敗世界盃，依舊導致輿論沸反盈天。在這樣的當口，CBA聯盟有了充足理由進一步限制外援的使用。於是乎，4節4人次應運而生。

明眼人馬上就能看到，4節4人次將直接影響到CBA的觀賞性，以及商業價值。這無需贅言，CBA終究是一個由外援決定上限的聯盟。

如果將外援政策的調整視為開歷史的倒車，似乎不夠客觀，因為新政放開了外援註冊人數。細究起來，這個註冊人數的調整更像是那件皇帝的外衣。

在當前的外援4節6人次政策下，越來越多的球隊開始儲備3外援，在面臨傷病或戰術需要的時候進行靈活調整。當外援使用次數下降的情況下，還有多少必要儲備3個或者4個外援，2個外援已經足夠應付正常的戰術調整。除了志在奪冠、且財大氣粗者，小俱樂部仍將會勒緊褲腰帶過日子，2個外援甚至1個外援搭配1個亞外（如果亞外依舊存在的話）不失為更明智的外援使用政策。

放開外援註冊數量只能起到掩蓋CBA開倒車的事實。至於這一政策調整，能否提升國內年輕球員的實力也未可知。

過去幾個賽季末節均是單外援，國內球員在關鍵時刻獲得了大量的上場時間。但是關鍵球的處理仍主要掌握在小外援和隊內明星球員手中，年輕人所獲得的鍛鍊機會有限。尤其是在外援受限、CBA聯賽整體水平下降的情況下，年輕球員在聯賽中得到的鍛鍊未必如想象般那麼大。

通過工資帽無法減負過於理想化

除了外援政策，CBA新政中正式出臺了工資帽。出臺工資帽的初衷是為了規範俱樂部的運營，改善其經營狀況。據媒體報道，在投資人會議上，工資帽的出臺得到了俱樂部的老闆們一致通過。尤其可見，老闆們苦球員高薪久已。

可這裡面仍舊存在著頗多擰巴之處，其一工資帽僅限制國內球員，對於外援卻並無限制。從各俱樂部的支出情況來看，國內球員的薪資與外援薪資基本相當。

在外援新政中，限制了外援的上場次數，但起不到降低外援薪資的作用。外援往往按照賽季或者按月簽訂勞動合同。放開外援註冊數量，則有可能加大外援薪資方面的支出。一方面支付給外援的薪資面臨上漲，一方面卻要限制國內球員的收入，何其怪哉。

其二，在工資帽中對國內單一球員最高合同工資限額進行了規定。易建聯、周琦等頂尖球員在2020-2021賽季將面臨大幅降薪。

可在這一條款之外，還存在著各種特例。特例會不會成為保護傘？陰陽合同是否依舊存在？如果頂尖球員合同可以輕鬆逾越工資帽的限額，真正受到限制的則是海量的中產球員。他們的收入並不高，卻要為工資帽新政埋單，他們的積極性如何得到保證？

籃球運動員對於身高有著特殊的要求，選材面原本就較窄。而且，相比足球等其他職業運動，籃球運動員職業壽命較短。更高的待遇是家長鼓勵孩子們走上職業道路的決定因素。CBA工資帽的負面效應是否會波及到青訓體系中，則有待實踐檢驗。

從職業規範角度來說，工資帽是一個有效的舉措，但如果此舉的目的只是為了限制國內球員的收入，則很難發揮工資帽的正面作用。

改善俱樂部生存現狀應靠開源

在NBA，各支球隊的老闆們也曾為球員的薪資發愁。大約十年前，聯盟中半數球隊無法實現盈利。

最近幾年，NBA的工資帽一直上漲，但球隊的盈利能力卻逐年上升，估值也屢攀新高。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已經寫過，2016-17、2017-18這兩個賽季騎士隊是聯盟唯一虧損的俱樂部。他們為了奪冠簽下了多份大合同，導致每個賽季需要繳納5000萬美元左右的奢侈稅。

球隊的盈利能力上漲主要歸功於NBA聯盟在轉播權以及贊助方面收得盆滿缽盈。換言之，俱樂部的門票收入、周邊產品收入相對固定，更多需要仰仗聯盟的造血能力。

CBA同樣如此，每個賽季的票房收入在1000萬上下，周邊產品收入可忽略不計，收入主要仰仗CBA的分紅，以及俱樂部商業贊助。CBA很多俱樂部無法盈利，並不完全受工資的拖累，主要還是CBA整體營收能力欠佳。

新出臺的工資帽既規定了上限4800萬，也規定了下限2400萬。這未必能夠給生存在貧困線上的俱樂部減負，反而有可能加重負擔。

據我了解，吉林、同曦等小俱樂部經常可以通過控制球員工資實現盈利。如果聯盟中所有俱樂部都是這種小作坊的模式，CBA的商業價值和影響力將會逐漸萎縮，最終墜入深淵之中。個別小俱樂部苦苦掙扎，受地域等多種因素制約。活著就是硬道理，聯盟應該允許這種情況以特例的形式存在。

但是，工資帽下限增加了它們生存的難度，有可能導致投資人心生去意。倒逼可以活下去的俱樂部退場，誰又願意成為接盤俠呢？

表面看起來，現在的工資帽，為豪門球隊減負，但由於各俱樂部財政狀況不透明，以及各種特例、陰陽合同的存在未必真正能夠起到減負作用，而給小球隊的增負卻是實打實的。

工資帽無法從根本上改善俱樂部的盈利能力。改變CBA俱樂部普遍虧損的現狀，更多需要CBA聯盟去造血。這就需要CBA的觀賞性、商業價值、影響力與日俱增，在轉播權、商業贊助等方面躍入新的臺階。

左右互搏的“周伯通”

新的矛盾隨之產生，CBA聯盟到底應該是以自身商業價值第一，還是以為中國男籃培養人材為重中之重。

想要從根本上解決CBA俱樂部的生存困境，聯盟需要做的就是在商業領域大刀闊斧，提升盈利能力。吸引更多的外援來到CBA，提高聯盟的觀賞性，從而吸引更多的贊助商，在與轉播機構的談判中擁有更多的話語權。

但是，CBA聯盟與中國男籃的關係，迥異於NBA與美國男籃的關係。姚明身兼中國籃協主席、CBA聯盟掌門人之職。這種複雜的關係決定了CBA聯盟與中國男籃是血脈相連的關係。

但我恰恰並不能完全認可這一觀點。如果單獨從CBA角度來說，應該以聯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推行工資帽有現實考量，但限制外援且外援沒有工資帽於情於理難以說得過去；如果站在中國籃球的角度考慮，限制外援找到了理論依據，但工資帽又有可能影響到國內球員的積極性，以及家長對孩子投身籃球這項運動的熱情。

CBA出臺的一系列新政，多處讓人覺得擰巴。即便不考慮背後可能存在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調控，姚明的雙重身份也決定他需要平衡兩方利益，就像“老頑童”周伯通一樣，在思維層面不時要左右互搏。當中國男籃成為了眾矢之的，通過聯賽“為國養士”的念頭就佔據了上風。

在我看來，如斯科拉所建議的徹底放開外援政策並不現實，但在外援使用方面可以維持現狀不變，開倒車的思路實乃下下之策；工資帽早晚會成為CBA聯賽的標配，但前提是各俱樂部的財政狀況更加公開、透明，現在上馬過於匆忙；改善俱樂部生存狀況的根本之道在於CBA價值的提升，節流不如開源。

整個新政最擰巴的地方在於：CBA聯盟希望改善俱樂部的財政狀況，卻又為了中國男籃的未來犧牲聯賽的觀賞性和商業價值。

等到CBA真正變成了一個成熟的職業聯盟，一定會反哺中國籃球。只不過決策者們缺乏足夠的耐心等待瓜熟蒂落，一定要拔苗助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