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與大家分享：清末民初教育家與史學家王先謙的故事。重點來解讀兩個疑點，第一，他究竟是“維新派”還是“洋務派”？第二，他為何先賄賂慈禧太后身邊的大太監李蓮英，後來又彈劾他呢？
下面就請聽筆者詳細道來。
一．賄賂李蓮英後又彈劾他
我們先來解讀第一個疑點，王先謙在先賄賂太監李蓮英後，為什麼又極力彈劾他？當時的王先謙擔任國子監祭酒，傳說他是通過賄賂慈禧太后身邊的紅人：大太監李蓮英後，才得到江蘇省督學（相當於省教育廳長）肥缺的。
此消息在朝廷內外傳得沸沸揚揚，因為其時李蓮英的名聲非常不好，所以王先謙知道後，怕自己的“清名”被李蓮英玷汙，就上奏疏彈劾李蓮英，說這位大太監沒有真正被閹割。
由於李蓮英是慈禧太后的寵臣、大紅人，因此當慈禧太后看到王先謙的奏疏後，勃然大怒，並命令將王先謙脫光衣服示眾，還罷了他的官，將其逐回鄉裡。
然而，這樣一來，王先謙敢於諫諍的名聲，反而震動了天下。當他出京的時候，李蓮英逢人便說：“我認識的人很多，從未見過像王先謙這樣狡猾的。
頭天晚上求我憐憫他，第二天白天卻攻擊誹謗我。他以為這樣能掩飾他自己的醜行，我看正好暴露了他的卑劣。南方人多奸詐，王某人是最突出的。”知道內情的人都說：“李蓮英是恨透了王先謙，所以才這樣來詆譭他的名譽。”
王先謙對李蓮英這種“忘恩負義”的做法，雖然有點不“地道”，但也是被當時朝廷腐敗之風所迫，利用南方人的小聰明，為謀求適合自己的職位，而採取的無奈之舉。這個小“汙點”與後來他對國家與民眾所作的貢獻相比，顯得微不足道。
二．“洋務派”的表現
生長於洋務運動時期的王先謙，可以說是中國早期近代化進程的見證人。他既對洋務派及其舉動相當關注，又敢於抨擊洋務運動中明顯存在著的弊端。
如王先謙不顧輪船招商局背後的李鴻章淮系利益集團，上書直言招商局的弊端：“自成立以來，因盛宣懷、唐廷樞、徐潤等人經營不善，以致連續虧損；尤其是盛宣懷在收買旗昌之際竟私吞鉅款達百萬兩，此後，盛宣懷安插私人親信，以致局中掛名應差者漸多。”作為保守士紳，他能夠如此看待招商局的問題，其態度還是比較公允的。
王先謙在1870年即主張發展海軍，振興工商業與手工業，並極力倡導與西方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他將“富”看作國家強盛的關鍵，認為工商業發達才能使國家致富，進而實現國家的強大。
乍一看，這跟洋務派很像，其實不一樣，王先謙主張的近代化側重點顯然不同，他將工商業的發展放在首要位置，而不是洋務派那樣重視軍事技術的現代化。若要作出比較，王先謙的觀點比洋務派更加深謀遠慮，眼光與格局也更大。
三．“維新派”的言行
面對著晚清統治者腐朽、麻木的通病，王先謙急切地希冀其能振作起來，變法圖存。因此，他往往不怕風險，敢於正顏直諫，針砭時弊。 而且措辭犀利，是改革派批判精神的再現。他要求的統治者把握自主之權，並割除有害惡瘤，是符合民族利益的。
如對於慈禧太后為自己享樂而置民族利益於不顧，挪用海防經費修建三海工程一事，王先謙痛切指出三海工程用費巨大，不過是為了皇太后的遊覽。
而當時“戰爭剛剛平息，防務還不穩固”，更兼“兩江、兩湖大水成災，為數十年所未有”，應當調撥“修葺三海的款項賑濟災區，保全人命”。王先謙的行為，較之逢迎慈禧太后的洋務派頭目李鴻章，都難能可貴。
王先謙無疑是支持變法的，這一點在其著作中是一以貫之的，直到民國時期，他依舊主張大清非變法不足以應對紛紛擾擾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變法對於一個有著數千年曆史與行為慣性的帝國來說，無疑是十分複雜且巨大的一項工程，必須由一位有大格局、長視野的人來主持變革。
在王先謙看來，晚清變法的失敗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於“任其非人”，簡單的四個字，就將其想法表達得一清二楚。也就是說，王先謙反對的不是變法本身，而是康梁一派，他並不將康門之變法視作真正的可以振興中國的變法。
如果拋開當時的新舊之爭，來觀察埋藏在其中的真相，王先謙是一位具有維新思想的士人。他在湖南開展變法的前期，曾積極參與政府的維新事務，湖南新政的重要機構時務學堂，就是由王先謙等人聯銜上奏獲批才開辦的。就因為這樣，他還受到了更加“守舊”的當地士人的非難。
除申請開辦新式學堂，王先謙還曾與其他士人聯銜上奏過《湖南紳士請辦內河小火輪船稟稿》，建議朝廷允許湖南將輪船引用至湖南長江沿線各碼頭使用，這樣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貨物的運輸效率與運輸重量，有利於經濟的發展。
四．究竟是“維新派”還是“洋務派”？
王先謙生長在晚清時期，他是那個時代和環境產物的官吏和學者，而且他成長與發達於封建體制之中，因此對他的“主子”深懷眷知感遇之情。這表現為他的思想中，既有憂國憂民、求真務實的積極進取的一面，也有感激君恩、愚忠滿清王朝的消極落後的一面。
當維新派的激進言論危及清王朝的統治、衝擊傳統綱常倫理的時候，王先謙起來加以反對，實在是必然的事情。所以說：僅僅簡單地將其歸入“洋務派”或者“維新派”，或者將其看成“投機者”都是錯誤的。準確地說，王先謙還是個封建王朝的保守派與保皇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