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喊志學娘叫“幹奶奶”，這緣於志學妹妹小時候拜我的父母為“幹爺，乾孃。”“幹”是土話，不是親的那種。

於我而言，終究只是停留在一個心裡層面上，或者是路上照面時的一個稱呼。我的雙腳幾乎沒踏進過她家的門裡，過時過節都沒有走動，更不要說有寫寫她的念頭。程家墩老老少少近五百人口，點名道姓的寫一個人，在我的“筆”下還很稀奇。離開家鄉快三十年，許多人或事接觸少之又少，已和過去的想象重疊不起來。時光會拉近一個新人，也會模糊一個熟悉的人。

上午和弟弟、弟媳婦三人做冬至，八點多就穿過團團濃霧趕到“謀道”，又折返到村裡的公墓處，最後幾乎是衝向程家墩東邊的墳場。三個不在一條線的地方，六個祭點，必須趕在十二的鐘聲敲響以前完成。每到一處，我們都是匆匆擺祭品，燒紙，燃鞭炮，叩頭，趕路，匆忙得留不下一縷哀愁。終於在十二點前回到家裡。

母親做好了午餐，等待著我們歸來，所以我們一進鍋屋，她就端上了碟碗筷杯。我們四人圍著小方桌，圍著桌中的小火爐，準備吃飯的時候，我看到志學老孃來的。和以往一樣柱著根短竹竿，眼睛平視前方，還未進門就聽到她的聲音：“乾孃哎，二哥家來沒有？”這話明顯是衝著老孃問的，但聲音塞滿了小屋，塞進了每個人的耳根。我有些詫異，隱隱覺得她是來尋我。

進門前，她將竹竿靠在門框和外牆壁的夾角處，而不是靠在防盜門的板面上，騰出來的手伸進衣兜裡，摸出一卷錢，塞給我時，灰白色的眼眸散在我的頭頂，話像對著我坐的那方牆說：“這錢是我的一點心意，給大姐買雙襪子。”這時我才明白，大概她聽說我的女兒快要出嫁，她是來送情的。我接過錢，卻不知道怎麼回答。她根本就沒準備聽我說，連我拽過的小木椅也沒碰一下，摸到她的竹竿，“篤篤篤”竹竿落地的聲音消失在門外。

我手裡捏著錢，還有一小片撕得不規則的紅紙片，覺得那是一束燃燒躍動的火苗，有些燙手，刺眼。我對母親弟弟說，等做完了事情，得將錢還給她，這麼大年紀了，怎麼能收她的錢。母親表示同意。

志學娘九十六歲了，除了眼晴不怎麼聚光外，其他好像沒什麼毛病。在程家墩隊裡她是最長者，在整個村裡也是。我記事起，沒見過她過什麼好日子，生產隊時期是有名的超支戶，直到土地到戶後，才解決了溫飽，但兩兒兩女還是讓她老夫妻操了不少心。二十年前老伴和大兒子相繼去世，她的頭髮開始花白，女兒遠嫁後，她飛不動，只能留下和小兒子一塊生活。來回奔波的軸線是地裡家裡，閒時連個落腳嘮叨的地方也沒有。

說來母親在上海待了兩個月就死活不肯再出來，與程家小墩的小改娘有關，與志學娘更有關。

小改娘是住在常州的女兒家，因為女兒家裡人都去上班，七十多歲的老人便被無聊所困，先是走出大門，覺得沒事，又走出院子，回頭看看房子，自認為記住了模樣。沿著小區的道路溜達，溜久了，想回去時再看，房子長得好像一個模子脫出來的，連腳下的路也像一樣畫出來的。汗，就出來了，問別人，老家的土話沒人聽得明白……後來“碰”到派出所的人了。再後來，女兒上班就將她住的房間鎖起來，她便得了憂鬱症。

志學娘遭遇的也和小改娘差不多的境況，只是恰巧，在南京讀大學的孫子暑假時去姑姑家看望奶奶，看到奶奶大熱天被鎖在小屋裡，沒空調，沒電扇，當時氣得火就點燃了。他邊罵姑姑，邊打電話叫來了120，從馬鞍山的當塗親自護送奶奶回到了老家。一回來她便又和我母親一樣，獨自一人生活在家裡。

在我的老家沒有兩棟相同的房子，村裡的路沒有直線，大都歪歪斜斜，扭扭曲曲的，每條路不一樣也沒標誌，但標在每個人的心裡，沒有人會不識回家的路，夜再黑也不會。志學娘只去我母親家，一天要跑幾趟，老人眼光不好，記性不強，從沒聽說她走錯過。

每次回去，母親都向我“保證”：她肯定不亂跑，除了十除一上上街，其他時間都在家裡，左右隔壁家都不去，下午早早掃完門前的場地，吃完就上床看電視睡覺了。

母親的話聽著很熟悉，像遙遠的我兒時說過的一樣。她的話我相信，回去幾次轉過母親門前那條小路前，我都看到西隔壁的大奶奶倚著東邊的門框而坐，晴天坐在門外，陰天坐在門內，眼睛永遠朝向西邊。進大奶奶家要走北埂之渠邊沿，從西邊山牆轉過來，她在夕陽西下時才會關門，也是在看守著一線希望的光。那個門框似乎就是她的依靠。

還有我的一個林家大爹爹，快八十的人了，在家裡待不住，也不往別人家跑，這條路轉轉，那條路量量，似乎永遠也量不完。小時候，孩子們生個癤子害個瘡，大人們就去找他挖點什麼野草，搗成糊敷個幾次就好了。

還有敏祥老孃，還有退休多年的周老師……這樣的老人，程家墩有十幾個。

他們默默地守護著村莊，讓村子的上空準時升起炊煙，迎接朝陽，送走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