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地區的一輛救護車從大霧中呼嘯而至，病人沒有經過急診，而是直接送入我們科。

經檢查，神志昏迷，雙眼對光反射消失，血壓80/50mmhg，心率120次/分，呼吸極其微弱。

在呼吸機的加持下，在大量升壓藥的作用下，生命徵趨於平穩，但關於治療的去向陷入僵持。

1

中午的時候，ICU門口等候的家屬少了許多。

ICU的可視門鈴被摁響，透過溝通，說是女孩的父母要詢問病情，我來到門口，準備快速跟家屬解說後，爭取時間休息。

“醫生，我們能不能到談話間聊一聊？”父親小聲提出意見，我們沒有理由拒絕，點頭回應。

談話間裡，女孩的父母和我對著，頭頂的攝像頭靜靜的記錄著正在發生的對話。

“病人情況很糟糕...”

“這些我們都知道，我們就問你一句，治療把握有多大？”父親小聲打斷我的話，時不時還盯著談話間的門，彷彿擔心會有第四個人的偷聽。

“沒有把握，”覺得回答可能有些過於草率，我補充說到，“昏迷時間太長，我們能維持住，已經是目前最好的效果。”

病人父親陷入了思考，母親接過話問到，“那你們能不能也和老闆談一談，她目前的狀況？”

“你們來看病，我們在治病，我們只和你們存在醫患關係，老闆是你們家屬和他之間的關係，我們和他並不產生直接的關係，為什麼要談呢？”我們並不願和第三方產生關聯，尤其是存在過多分歧的時候。

“你聽我說，我們知道孩子是沒救的了，繼續治療下去，花費再多費用也沒意義，事情儘早解決，也可以為他們省一些不必要的費用。”父親說的話貌似很合理，但我不敢直接答應。

“情況你們是知道的，你們可以自己和他說，或者讓他們和你們一起過來，我們可以當作你們的面，把目前情況再說一遍。”

“行吧，你們儘量維持住，費用不夠就告訴我們，我們好催促對方來交。”

“可以，還有，病人的情況不知道能維持多久，趁著人少，我帶你們進去看一眼，”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對於這種有今天沒明天的病人，我們向來都是在可能的範圍儘量滿足家屬的探視願望。

“看了也沒用，不看了，我們就先去那邊找老闆了，”母親也同意父親的說法，我已經習慣了他們的態度。可能是病的久了，很早就有心理準備了吧。

女孩17歲，在6歲的時候就發現患有先天性心臟病，最早的時候，國家並沒有那麼多關於先天性治療的政策，加上家庭經濟情況一般，所以女孩並沒有得到積極的治療。

在14歲的時候，女孩偶爾發生氣促的症狀，都靠時不時住院儘量維持著。

2

和家屬談完，我和值班的同事說了一下，自己就跑到值班室睡覺去了，差不多一點半吧，被我叔的電話吵醒。我直接掛掉，在休息時間，除了搶救或者會診電話我會接，好多我都是拖。

等到醒來再打回去，親人他們都知道我這習慣，如果有事就直接打第二遍。果然，他這次不是找我說有啊無的，而是真有事。

第二次電話進來，我立馬接了起來，從床上坐起，儘量保持不讓起床氣影響自己。“你到底想幹嘛？”因為我小叔年紀和我相差不到10歲，所以平時我們說話都比較隨意。

“知道你睡覺，你們科是不是收了一個叫XXX的小姑娘？”

“嗯，怎麼了？”

“目前情況怎麼樣？”

“很差，等等，你是幫哪頭問的，老闆還是家屬？”

“那老闆是上次一起吃飯那大爺爺的哥們，就讓幫忙問問。”他口中的大爺爺是本家，輩分比較大，年齡50來歲。

“反正我把我知道的跟你講，你自己看著說，如果影響到我，你得養我，我負責給你養老送終...”

“草，勞資不缺兒子，快點說。”

“人是沒救的，只是時間問題，家屬現在就是等老闆那邊談妥，只要一賠償清楚，可能也就放棄回家了。所以，讓他們自己看著辦，反正耗下去只會在我們這砸的更多。”

“我知道，家屬那邊提出要60萬，我的兒啊，她就是剛接班的時候就暈倒了，這錢是樹葉嗎？”

“你不就是負責打聽嗎？關你毛事，掛了，”我沒給他再囉嗦的機會，但掛掉電話也睡不著了，到他打這個電話的時候，其實我們幾乎都已經大致知曉整個過程的了。

女孩是在剛開始上晚班的時候發生的暈厥，當時立馬就送到最近的醫院，透過搶救心跳恢復送到我們這來的。在病情診療過程中，家屬在最早去的那醫院提供了心臟病的病史，但來到我們醫院後可能有人提醒，全程否認心臟病史，當然心臟B超不會說假話。

女孩在入職的時候做了健康體檢，還開了健康證明，但沒有提供心臟病的情況。我們都知道，在當地健康證明開具更像一個程式，主要就是拍個胸片，查個傳染病，目的就是排除有傳染病史。好一點再查查肝腎功能，要不然，除非是正規單位，一般不會做心臟篩查。

到當時那個時候，家屬的想法是走工傷，但老闆認為這是本身的疾病造成，加上女孩入職時隱瞞了自己心臟病的情況，而雙方也都已經諮詢過律師。

雙方都在等一個時間，住院48小時，這時間直接會影響到賠償金額的大小。當然，這都是聽來的，而在家屬沒提出放棄的情況下，我們能做的就是全力救治。

而事情的發展，已經超出我們想象的48小時，這時候，雙方的協商也就進入僵持階段。這時候，又一方的介入，讓僵持不下的協商得到化解。

3

到晚上的時候，女孩的情況越來越糟糕，已經明確出現腦死亡。幾次通知家屬，都是讓我們盡力支援，但都不願意看病人。而我們，也見到了某器官醫學移植中心的負責人。

用他們的話來說，在他們接觸的過程中，家屬表示希望做器官捐獻，但有個前提，得等他們和老闆的協商有個結果。時間逐漸過去，女孩各項指標都在崩塌下跌，那負責人聯絡家屬，如果再不做決定，可能就沒機會做器官捐獻了。

夜間11點左右，家屬一個電話，讓負責人趕緊準備，他們決定現在就做。

凌晨3點，器官摘取開始，女孩的生命結束，而器官在早上8點的時候，就被送到另外一個人的身上開始新生。

最後，我們知道老闆賠了家屬6萬安撫費用和所有的醫療搶救費用。而家屬同意這個數字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為想要做器官捐獻，但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還是負責人給出的一個權衡利弊的建議，最終他們家屬得到了更多的補償，這沒有錯，畢竟父母對女孩有養育之恩。

但那個建議太現實，說多了會誤導大家對這個事情的整體判斷，但我相信他家是真想器官捐獻。

這場僵局中，小女孩是主角，但也是最悲哀的一個，但讓人高興的是，她身體的一部分，還在另外一個人的身上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