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齊是我在江蘇常州的一個建築工地認識的，工頭帶我到工地的時候,他和工友們正在吃午飯,都背靠著活動板房坐著,一字兒排開,一人端一個搪瓷缸子。老齊咀嚼的聲音很響。有工友喊他,老齊,你能不能小聲點?好像幾天沒吃飯似的。老齊有些不好意思,說,餓壞了,顧不得吃相了。後來工頭把我安排在老齊的上鋪，我們便成了床上床下的鄰居。於是就和老齊熟起來。知道老齊是陝西一個偏僻農村的,一年到頭跟著施工隊東南西北地在工地上。他說他不到50歲,我怎麼也不相信:他額頭上的皺紋深得能夾住一根筷子,頭上的白髮黑髮已是“三七開”,更主要的是背還有些彎。老齊最喜歡和我聊的,是他的兒子和女兒。這個時候,他半蹲著,從懷裡掏出一個塑膠袋來,裡面裝的是旱菸葉和一摞小紙條,然後抽出一張紙條,摸出一撮菸葉,包在裡面,捲起來,就成了一支菸了。溫暖的陽光下,老齊的菸圈嫋嫋升起,擴散。他說他兒子在四川大學讀大二,女兒還在讀初中 ，兒子女兒都很掙氣。旁邊曬太陽的工友聽了,說,這個老齊啊,光想著兒女風光了,每月近兩千多元的工資,他自己留下幾十元,剩下的全都寄回去了。平常除了買點牙膏,他什麼都不買。又有工友笑說,這老齊啊,很摳門,有時晚上大夥兒湊在一塊喝點酒,他是什麼都不買,白吃白喝。老齊聽了,只是訕訕地笑。老齊裹著的棉襖上,肘處有個破洞,有棉花露了出來。那白,在陽光下,刺得我的眼睛有些痛。工地完工後，我準備南下深圳，投靠在深圳打工的堂弟,臨走時，老齊讓我給他照幾張照片寄回去，他說好幾年沒有照相了。那時我有一個傻瓜相機。照相的時候，老齊像換了一個人似的,穿得從來沒有這樣正規過,一身西裝,腳上的球鞋也換成皮鞋了,頭髮似乎比以前黑了,只有羅鍋依舊。工友們說,老齊穿的是百家衣,只有頭髮是他買染髮膏來自己染的,西服是某某的,皮鞋是某某的。老齊聽了,依舊是嘿嘿笑。鏡頭面前,老齊很莊重,身體努力地挺著,像要把腰挺直。他說,洗出照片後,要寄給兒子女兒。後來,我到了深圳，常常想起老齊和我那群工友。其實，我們自己就是老齊 ，用並不結實的雙肩扛起家庭，扛起子女們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