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姐，這是他叔從西安回來買的花生米，給你拿了些，明天過五豆，給娃燒紅豆稀飯。”

“迎姐，這是我家的紅小豆給你拿了些。”

這是鄰居花娃姨和霍翠姨又來我家串門了，給母親拿了些自家的豆子。

母親從灶火的甕甕裡拿出一個小布袋子，用洋瓷碗舀了些儲存的大花豆，分別給花娃姨和霍翠姨的碗裡倒了些說：“這是你哥種的花豆子，也給你們一些，明天咱都燒紅豆稀飯。”

三個人交換了豆子，便聊起家長裡短、老人孩子，村裡村外的新鮮事。花娃姨、霍翠姨和母親在一起，她們總有聊不完的話題。

臘月初五，農村的風俗叫“過五豆”就是用五種不同的豆類熬些稀飯。濃稠恰到好處，顏色醬紅，喝起來營養又美味，小孩大人都喜歡。然後在家人吃飯的時候，母親總會說：“過了五豆，長一碌碡。”意思是說過了五豆，白天就慢慢的變長了。

在童年的記憶裡，每年的這天，都會喝母親精心熬製的紅豆稀飯，也總會聽到大人們說的這句話：“過了五豆，長一碌碡。”年幼的我們總是不明白，一碌碡到底是多長，我們懵懂而無知。

五豆過後是臘八，家鄉的習俗是要做臘八菜。

母親泡一碗黃豆煮熟，又把洗好的白蘿蔔紅蘿蔔切成一釐米的小塊，放在鍋裡煮熟了，然後和黃豆一起放在一個瓷盆裡，調些食鹽，醬油就可以吃了。沒有一點油星，更沒有味精。蘿蔔有種苦苦的澀味，我每次吃時，只是在菜裡挑黃豆吃。我們並不愛吃臘八菜，但母親每年照樣做些，每次兩天就吃完了。

鄰居的花娃姨和霍翠姨照例會來串門，她們互相分享做菜的過程，做了多少，家人愛不愛吃。大人們又會說一句：“過了臘八，長一叉把。”有一次我就問母親：一叉把到底多長。母親“支支吾吾”的，也說不清楚。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大人也有說不清楚的事情。

臘月天的時間飛快，轉眼到了農曆的小年。臘月二十三的晚上，母親要烙飥飥饃，我坐在炕頭目不轉睛地盯著，急不可待的想吃。母親邊忙活邊給我說：“我娃包急，媽烙的熟熟的給你吃。”

母親把烙好的飥飥饃放一個在碗裡，先敬灶火爺，讓灶火爺保佑來年大家都有糧食吃。然後家裡每個人都吃一個，這樣就把糧食搬回來了，來年就不會餓肚子。長大以後才知道那只是一種對美好生活的希望寄託。

剛烙出來的的饃饃脆香可口，大蔥竄香，麥火的味道，衝出了寂廖的冬夜，屋外偶爾會傳來一兩聲狗叫，屋內的人滿是幸福。那時的我是六七歲、還是八九歲，我不得而知，或許是年年歲歲、歲歲年年，時光如此。

再後來我結婚了，母親照例給我留一個飥飥饃，我有了孩子，母親又給孩子留一個。在母親的心裡，孃家，永遠有我和孩子的口糧。

村裡過年家家戶戶都會製作豆腐，鄰居的張叔買了臺豆腐機。打豆腐的村民排成長龍，每個人都用水擔挑著兩個小鐵桶，桶裡裝著泡的脹脹的黃豆。豆腐機器“轟隆隆”地響著，豆腥味飄蕩在淡淡炊煙的空氣中。

我家做豆腐時，母親坐在灶火“噗嗒噗嗒”拉著風箱，父親坐在炕沿抽旱菸，嘴裡發出“吧嗒吧嗒”的響聲。抽完一鍋煙就在炕沿“哐哐”地磕著旱菸鍋，等著母親把豆腐鍋燒好，然後就忙著點豆腐、壓豆腐。

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那時大概有十幾歲了，穿著大姐的紅花尼外衣，絳藍色的條絨褲子，腳穿母親做的黑條絨布鞋，扎著兩條辮子，在家幫個小忙。用少年的目光看著周圍的一切。年味越來越濃，村民淳樸善良，冬日的村莊樹木蕭條，枯枝凋零。人們的臉上有種滄桑的滿足，忙碌而充實。

母親離開我們兩年了，我又想起了母親的歲月。在母親生命的最後幾年，老年痴呆，常常走出家門找不到回家的路。花娃姨和霍翠姨也常幫助把母親扶回家。張叔家把老房拆了蓋了新樓，上次回家，花娃姨高興的帶我參觀了她的新房。霍翠姨搬離了老莊子，回家很難遇見她。聽花娃姨說張叔現在也是一會清楚一會糊塗，但我跟張叔說話，感覺他挺正常的。

又到臘月了，我想起了母親，想起了童年，想起和鄰居的姐姐挖野菜，想起了鄰家小妹教我學騎車，想起來和二姐在羊娃壕拾地軟，和同伴在擔水溝放小羊。想起了母親健在的歲月，我心中有如孩童般的歡愉，也有如蜂蟄般的陣痛。我無法複製那段光陰，也無法找回我失去的童真。母親健在的光陰一幕幕在我腦海浮現，那些陪伴母親大半生的鄉鄰也鮮活的在我腦海裡回放。在我活躍的心裡激盪很久。我能做的只是把這些回憶記錄下來，以緩解對母親的追憶。

幾十年住在城市，農曆的節氣早已忘記。我忙碌的忘記了過五豆、做臘八菜，烙飥飥饃。現在老家也沒有人自制豆腐了。終究是丟失了，那些鄉風鄉俗。那些老街老房，都遺失在歲月的長河中。而沒有丟的，是母親留給我的樸實善良，是永遠的鄉音鄉情。

作者簡介： 高霞 藍田許廟人 愛好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