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老宅，廂房的角落裡，還放著一隻破籮筐，筐沿繫著的小麻繩，已磨得油光發亮，我揭開滿是灰塵的筐蓋，拿出了放在筐底用紅布包著的小銅鑼，小心地擦拭掉上面長出的綠鏽，它是父親走時留下的唯一遺物。

老父親走後，在清理他的遺物時，我曾經把破籮筐及小銅鑼，一併清掃丟掉，但老母親硬是從垃圾堆裡拾了回來。

母親說，父親沒什麼大能耐，未曾給她置辦過一件金銀首飾，身後更沒留下丁點金銀財寶，只有這個小銅鑼，已附上了父親的靈魂，留住它，就是留著一份念想。

依著老母親，小銅鑼被留了下來，母親便用一塊紅布包裹著，它雖然不是什麼稀世珍寶，但在母親心中，它曾經是一家人立身安命的聖物。

老家地處海邊，人多地少，土地貧瘠，沙質坡田，十年九旱，七十年代，饑荒連連，我小小的年紀，一碗米飯，一塊肥肉，都成為奢望。

一人二分地，不能養活一家人，母親常常到地裡拾回爛菜根，到海邊採摘回又苦又澀的紅樹林果子，到村外山坵挖回怪味的野菜，這些，姑且填充肚子，但飢餓還是經常侵襲著我們。父親眼瞅著我們姐弟捱餓，他的心便不再安分了。

哪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誰家多養了幾隻雞幾隻鴨，就是搞資本主義，就被戴上高帽子，就會被割資本主義尾巴——揪出批鬥。

但父親竟然冒著被“割尾巴”的風險，鑽了階級鬥爭之空子，農閒時偷偷幹起了“資本主義勾當”——賣糖果，當起了“糖糕客”。

每次出行，父親便到大隊中的小賣部賒回幾斤紅糖（熟人當售貨員），放在鐵鍋裡慢火熬煮，直至水分蒸發，糖分凝結成糕狀時，父親便用哪雙粗手，搓捏成一個個小糖果（丸），就是這麼個小小的糖果，一分一毫地變現，十天半月，就能攢回幾塊錢，還掉小賣部的賒賬，就能淨剩下一二塊，逢集圩日，父親就會大方地買回一塊，人家賣剩下的豬頭肉或豬內臟，煮了一大鍋湯，讓我們解解饞，從此，父親從外頭回來，就成了我們最期盼的日子。

每次當父親出門，我就用根小棍子在牆上劃下記號，計算著他出行的天數，到十天後，我知道他歸途將近時，便在每一個傍晚，都會跑到村外的小山坡，眺望著小路的盡頭，盼望著父親歸來的身影。

父親當“糖糕客”的行頭，便是哪隻籮筐與小銅鑼，籮筐裝著糖果，小鑼父親用母指提著，小手指一扣，小木錘敲打著銅鑼，發出了鐺…鐺…鑼鳴聲，隨後是他賣糖糕的吆喝聲，村人只要聞到鑼聲，便知“糖糕客”來了，嘴饞的小孩會纏著大人討要一分一毫，或偷拿家中的爛銅爛鐵來換糖吃。

父親赤腳走村串巷，跨縣跨鎮，渡河過海，日行數里，渴了喝口河水，餓了嚼口紅薯絲幹，累了席地躺躺，別人家屋簷下的草垛，便是他度過黑夜的好地方。一張不算老的臉，卻爬滿皺紋，雙腳磨出血泡，雙手粗得如干樹皮。

父親用那隻小銅鑼，敲著他人生的辛酸與血淚，讓我們全家度過饑荒，同時，小鑼敲回的一分一毫，供著我讀書就學，敲出了我今後人生。

我把小銅鑼擦拭乾淨，抖掉紅布上塵土，再小心地把它包裹好，重新藏在衣櫃裡，它將成為家中傳家寶，讓它代代相承，輩輩記住父親的艱辛，讓艱苦奮鬥之精神，代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