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上初中的時候，有一次和一個男生一起，去他們的同學家裡玩，十幾歲半大的孩子，相互串門本來是很平常的事情，但那次卻鬧得很不愉快。因為那天晚上，孩子們各自回家之後，那位同學的父母發現自己家裡丟了兩千塊錢。

九十年代，普通農村家庭的兩千塊錢，相當於大半年的收入，不是一個小數目。他們著急完全在情理之中。找遍了能找的地方，問遍了能問的人，最後從兒子那裡逼問出今天還有兩個同學來家裡玩過。第二天一早便風風火火地趕到我家裡，要我父母配合查問。另外一個同去的男生，也是同等的待遇。

我的父親比較理性。他知道自己的兒子，雖然有點調皮，但品格沒有問題，絕對不會做偷偷摸摸的事情。所以經過一番長談，確認哥哥沒有拿這錢之後，就痛快地回覆了對方家長。

另一個男生就比較慘。聽說被脾氣火爆的父親輪番暴打，被視名聲如性命的母親苦苦逼問，那情形，好像地下工作者不慎落入敵人的圈套。最終導致他有兩天不能去上學。

但即使如此，仍然沒有找到兩千塊錢的下落。事情也不得不不了了之。

而我當時得到的教訓是，沒事千萬不要去同學家裡玩。後來與同學相處的過程中，也有推不開的邀約，那我就總是跟小主人呆在一起，隨時隨地都在她的視線範圍內。

現在，我已為人母。我的孩子到了那個結交朋友互相串門的年紀。他們這一代，獨生子女多，可以說，找個玩伴的需求比我們當年強烈得多。並且這是他們社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我不能一棒子打死：你不能到別人家去玩，你也不要帶同學到家裡來玩。

只是呢，當年哥哥經歷的事件在我心裡投下的陰影，這麼多年一直也未消失。

尤其當我得知，與我娃走得很近的一個女孩家裡，是拆遷戶，有整個一單元四層的房子，平時大人都在一層活動，小孩子單獨在三樓玩耍時，我就免不了隱隱擔憂。這要萬一丟點什麼東西，怎麼說得清楚，怎麼自證清白呢？

記得一個星期五的下午，娃事先沒有跟我打招呼，就帶了同學來家裡。天啊！開門的瞬間我頓時感到無形的壓力。倒不是因為我家裡到處是現金和值錢的小物件，而是我的手頭正忙，根本抽不開身，又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忙完，而那個時間，正是吃晚飯的點。拋下工作去做飯，對不住老闆和客戶，況且肉類在冰箱冷凍室，一時半會也處理不了；不管孩子繼續工作，又對不住人家孩子，到你家來了，飯都沒得吃，不知道你是瞧不起人還是太摳門。我在忙碌中焦灼，在焦灼中思量，最後叫了外賣。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了。

於是我對娃說，以後儘量少去同學家玩，也儘量少帶同學來家裡玩，一定要帶，你得提前告訴我，我也是要準備準備的。然後，最好的方案是，大家約在公共場所見面，比如廣場適合玩遊戲，圖書館適合閱讀，肯德基餐廳適合吃飯聊天，避免在家裡的拘束。想到家裡來呢，就找個我休息的日子，我一心一意為你們服務，避免左右顧及不暇的手忙腳亂。

我又和娃說，你成長在比較寬鬆的環境中，你和你的同學在一起，玩得都比較瘋，很容易就失了分寸，比如大聲叫喊，比如將家裡的物件都當成你們的道具等等，可能有的父母並不喜歡這種。偶爾去一次吧，人家還能接受，大不了完了再打掃衛生整理東西。經常去的話，人家就要反感了。

娃點了點頭，像是聽懂了。且看她以後對此類事情的處理吧。

哥哥當年那個捱打的同學，至今仍在外地漂泊，沒有結婚，也鮮少回老家。在他父親病重的時候，他只寄錢，不曾露面。在他父親去世的時候，他只露面，不曾停留。不知道這種冷漠，與當年的經歷是否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