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世間諸事,人生得失,竟被老子一句話包容。
那天下午,我在蘭州市區高高興興地玩了兩天之後回到西固,準備第二天整裝出發。當我重新敲開西固那位朋友家的門時,卻一憂一喜迎來兩件事。喜的是為我開門的那個女孩子竟然就是我到蘭州時她去了北京,而且毫無歸訊的那位朋友,我雖然沒見過她,但一眼就猜到了。
這傢伙,竟然在我不想再等她,正準備出發的時候巧巧地闖回來,看來真的是“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
“王效紅!”我驚喜地喊。
“宋詞!”她驚喜地喊。
憂的是我剛進到屋裡,正和王效紅扎扎乎乎地說著笑著,她母親從外面回來,心事沉沉地告訴我:“你車後架上的旅行包昨夜丟了。”為此這位母親感到非常不安,連班也沒顧得去上,整整一上午都在向廠院裡的鄰居打聽,企圖找回來。
剛一聽到這個訊息時我著實吃了一驚,我趕路的主要家當可都在那裡面呢!那天我剛到蘭州,來到這位朋友家時,見人家屋子裝修得很乾淨,而我馱在車後的那個包因長期趕路修車等弄得又是土又是油的,便沒往屋裡拿。當時我想,這裡是廠院內的家屬樓,廠區大門把得嚴嚴的,朋友家又住得最靠裡,上下左右都是同事、鄰居,不拿也無妨;況且裡面裝的都是些腳踏車配件、修車工具、急救藥品,防寒衣物、攀登繩索等純粹旅行用品,它們對我至關重要,但別人拿去卻沒多少用途。所以就放在樓道走廊裡了。
怎麼會丟呢?王效紅母親分析可能是早晨掃垃圾的人偷走的,要麼就是有小青年好奇心重,聽說來的是個“旅行家”,想拿去看看裡面是些什麼“法寶”。我認為她說的有道理。
唉,眼看就要踏上絲綢之路,轉而進入青藏公路了,正是最難走的路段,車件耗損大,修車也將最頻繁,丟了包怎麼走?有人或許說,到街上重買嘛,什麼大不了!但問題就出在這——買不到!
我前邊說過,我的腳踏車是後改裝的,配備了腳閘系統。而這種腳閘車當時只有在生產金鹿牌車的山東和生產孔雀牌車的黑龍江才能買到,象蘭州這樣的西北城市哪裡會有?腳閘上下大山險坡時,剎車穩,耐磨效能強,對旅行的人來說非常可靠。為了保證一路上配件充足,家鄉那位為我裝備腳踏車的“機械師”朋友花了大力氣,光是車軸就給我帶了九個,還有四套合成的腳閘,兩個胡蘆頭,全是沉重的鐵傢伙,再加上車胎、砂碗、螺絲以及各種修車工具等,僅這一個包就有40多斤。幾個月來,上萬裡的旅途,我費盡千辛萬苦把它帶到了蘭州,卻在“養兵千日”,正要“用兵一時”的時候丟了。還有那寒衣,那藥品,都準備在最艱難的青藏高原上派用場,竟也一夜之間不翼而飛。真想不到一個小小毛賊竟然把我這“一路豪歌向天涯”的人陷入了困境。
而且,就是從感情上也讓我一時難以接受。這些東西都是我從家中帶出來的。它們是我的親人和朋友們一件件為我裝點到行囊裡的,看到它們,就象看到了親人和朋友一樣親切。如果我在路上不幸遇難,它們也將是我身邊帶著親人味的些許慰藉。
然而別急,壞事也許能變成好事,我遇事常愛這樣想。果然沒出二十分鐘,我就真的認識到這是一件“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的事情了。我甚至應該謝謝那個毛賊,他在我即將踏上最艱難的路途時,幫了我一個關鍵的忙,使我獲得瞭解脫,終於能夠放棄輜重,輕兵前進了。本來腳踏車配件就不該帶那麼多,出發時我提議過,可朋友們非讓帶上。走了上萬里路根本就沒用上多少,徒增了旅途的艱難。有幾次累急了,我曾詛咒著,發狠想要把這些鐵疙瘩統統扔掉。但一是出於一種感情束縛,一直下不了手,而且帶得越遠越捨不得;二是想著萬一用上,萬一……於是就活該辛苦到現在。其實心中也很清楚一個道理:少帶重物,車子自然就會少損壞,減少了修理的次數,也就用不著那麼多備件了,反而賺個輕鬆,路也會走得快些。然而人就是這麼奇怪,“心裡明白腿打摽兒”,“自已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兒”,最後還得靠一隻賊手幫忙把矛盾解決了。
丟了包我依然故我。寒衣、雨衣可以買,可以向朋友要;藥品也可以買,可以要;修車工具更好說,哪裡都有。至於前路可能還需要的車配件,只要打個長途電話,讓家鄉的朋友少而精地重新準備幾樣,迅速寄往我前路將到達的朋友處,我到了去取就是。如果真那麼巧,車子剛好壞在絲綢之路半途走不成,我還可以暫時把腳閘換成普通閘先用嘛。這樣一想,就想到了戈壁大漠和青藏高原路上即將出現的那種輕鬆如飛的前景,感覺就象一個長時間帶著沙袋訓練的運動員,比賽前突然摘掉了沙袋一樣。
我把我的想法對王效紅母女一說,她們先是感到奇怪,但等她們聽明白之後,也立刻跟著我輕鬆起來。效紅母親當即決定,把效紅父親的雨衣、弟弟的羽絨服支援給我,並將準備修車工具的任務交給效紅父親,而且由自己負責去廠衛生所給我準備藥品。
轉眼間一切就解決了,因為我而給朋友全家帶來的不安氣氛煙消雲散,大家又開始說笑起來。我告訴效紅母女,這次丟包已經是我命運關攸時刻的第二次“失街亭”,並給她們講了我第一次“失街亭”的故事。兩次剛好相距十年,而且非常相似,都是丟了一個旅行包。
那是一九七九年,我正一個人艱苦地複習考大學,由於中學畢業在社會上游蕩了五年,所有課程都幾乎完全要重新自學。結果春天的時候中越戰爭爆發,黑龍江的中蘇邊境也進入了高度備戰狀態。當時,許多人家都紛紛將孩子轉移到內地。父母怕備戰影響我複習,對我實施重點保護,讓我也去了天津的親屬家。我隨身帶著所有的複習書籍、資料和筆記等,無論在擁擠的火車上還是轉車時擠在候車室裡,都隨時看書、作題。
三月初越戰結束,我從天津回家。慢車的車箱裡人多擁擠,連行李架上都睡著人。夜間行車途中,一個農村小腳老大娘昏迷過去,大家手足無措。有人喊給她喝點水,但車箱裡沒人有水,距離打水的鍋爐還有五節車箱。車裡擠不過去,我只好自告奮勇,在火車停靠小站時,下車跑過去為她打水,等到另一個小站再跑回來。來回半個小時,救醒了老大娘,卻發現自己放在行李架上的一個包便被人偷了,而且剛好是裝著我全部複習書籍、資料和半年的複習筆記的那一個。也象這個包一樣,對於我至關重要,而那個賊拿去卻毫無用處。當時我剛剛二十二歲,被折磨得幾乎要發瘋。因為那時距離高考僅僅還剩兩個月的時間了。
回到家高燒昏迷3天,醒來後我咬緊牙關重新開始,在當時這方面的書籍和資料奇缺的情況下,僅僅用了一週,便又在朋友同學的幫助下,將其中必須的資料備齊,晝夜奮戰。最後在包括一所省重點中學畢業班在內的數千名考生中,我仍然考出了全縣文理科第一名的好成績。
除非丟了腦袋,再丟了什麼珍貴之物能夠阻擋住一個生命繼續前進呢?文革時期我父親挨批鬥很利害。和他一起被批鬥的他的一個老朋友自殺了。我母親開始擔心起來,夜裡睡覺驚醒,總是伸手摸一摸父親還在不在身邊。父親便笑著對她說“放心好了,別人不把我腦袋拿走,我絕不會自已給它搬家”。
這次蘭州丟包,給我帶來的真正後果,反而是讓我又一次真實地領悟了應該怎樣對待人生,尤其是對待那些多餘的身外之物--名利地位、金錢財富、臉面以及情愛等諸種百般的得失榮辱。人們明知道它們過多之後沒有什麼用處,就象我的那個包一樣,徒自帶來勞累、煩憂和苦惱,以至常常使自己發出心衰力竭的悲嘆;然而我們就是不能用自已的手把這些多餘的東西拋棄,而且愈走得深遠,愈揹負得多,就愈捨不得,直到身負這些“輜重”倒下去為止。某位領袖人物就曾說過:“當人生負荷過重之後,只有死是一種解脫。”這種負重習慣使絕大多數人一生都不曾輕鬆地活過,即便偶爾遇到某種天災人禍的力量,象此時我遇上那個毛賊一樣,幫助他們卸掉了曾有的重負,但很多人還是要想方設法重新背起來。唐代杜光庭有首《傷時》詩說:“浮名浮利甚於酒,醉得人心死不醒”。
據說世上有一種奇怪的小蟲子,喜歡一邊走路一邊撿東西往身上背,草末、沙粒等無所不撿。又因其背上分泌一種粘液,背上的東西就粘住不掉,因而便越背越多,直到被壓得走不動了,就趴在地上等死。偶爾被某位有惻隱之心的人看到,替它們把背上的重物拔掉,可它們卻仍不改悔,繼續一邊走一邊撿了往身上背,週而復始,到死方休。人類對待身外之物,不正如這種小蟲兒嗎?
丟了包帶來的解脫,使我的心情格外愉快起來,加上王曉紅象一個小妹妹那樣天真、自由、任性、快樂、淘氣,使我在極其輕鬆的氣氛中度過了那天的剩餘時間。
那天晚上,效紅母親已經做好了一桌子飯菜,而效紅卻偏偏拉我到外面去吃飯。“在家裡我爸我媽老管我,影響我們聊天”。走到街上後她說。我們在街上吃過飯,又去了一家舞廳喝著咖啡跳舞,或坐在露臺上閒聊。效紅本來身材修長苗條,長得很有點古典美,那晚穿了一條白色長裙,非常典雅漂亮,可就是那股子活潑淘氣勁總象個小孩。她一會跑到樂臺上要幫人家打鼓,一會又跑回來伏在樓邊的欄杆上宣佈要跳下去,然後回頭問我她要是真跳我會不會“英雄救美人”。一箇中年婦女看著她快樂的樣子笑著,小聲對旁邊一個女人說了句什麼,效紅髮現了,馬上笑著跑去問人家“你說我什麼呢?”那中年婦女愛撫地拉過她的手說:“我說你這孩子長得真好看,象朵花似的。”她聽了馬上手舞足蹈:“謝謝了!”然後回頭大聲地問我:“宋詞你聽見了嗎?回去替我宣傳宣傳。”
“聽見了”,我開玩笑說:“人家說你長得真丟臉,象大南瓜似的,對不對?”
她和那個中年婦女笑得前仰後合。
散舞后我們在夜的長街上漫步向回走,效紅牽著我的胳膊給我講她在北京上學時處的那個上海同學,講這次沒有結果的戀愛帶來的煩惱。
“我這次去北京就是去吹了那傢伙。”她說,然後甩開我的手跳一個圈喊:“我又自由了!”
她的語調雖然快樂,但從她剛才的講述,我知道她心上還有隱痛,於是便開玩笑說:“準是人家吹了你個上竄下跳的搗蛋鬼。看你長得那麼醜,不綁上塊乾糧連狗都不會理你了,還美呢。”
效紅大笑著跑回來報復,那充滿青春氣息的笑聲就象一陣溫潤的小雨落在長街上。她放棄了那種沒有結果的戀愛,也是一次人生的解脫呢。
《走來走去》宋詞/著,東方出版社。
連載第40篇——陝隴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