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12/15 刊發研究員Sophie Zinser的文章，分析華為引領5G在中東地區的發展。指出，海灣經濟體沒有動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超級大國的代理戰區，華為的5G成為中國數字絲綢之路的排頭兵。

"共同創造新價值"是第40屆GITEX科技周的口號，這是2020年唯一的全球科技展，於12月6日至10日在迪拜世界貿易中心舉行。主辦方在整個中東地區，尤其是海合會國家被稱為該地區5G和雲計算的領導者:華為。

到2025年，GCC國家將容納全球大部分增長的5G使用者。華為已經躍躍欲試，力爭充分利用他們認為中東地區5G的美好未來。公司領導層自2019年9月以來一直看好中東地區。實際上，該地區每年1640億美元的資訊和通訊技術(ICT)產品市場，也是華為頗熱衷的一個很好理由。在過去的一年裡，海灣地區的公共管理雲服務激增，價值近30億美元。這種海灣政府主導的推動對華為來說，也已經確認5G支援的雲計算在海灣合作委員會能是一個越來越有利可圖的市場。

那麼，最近5G的發展對5400萬生活在海合會的民眾的日常生活，會有什麼影響呢？目前看，似乎並沒有什麼影響。在當地，5G大多隻在實現更快的智慧手機下載速度和更快的模擬通訊的範圍內廣泛實施。截至12月1日，華為新的P40PRO 5G手機在阿聯酋已經可以供消費者購買。不過，分析人士仍對5G對海合會多個行業產生積極影響的潛力持樂觀態度，特別是能源使用最佳化、雲計算、超高速寬頻和物聯網（IoT）創新，包括自動駕駛汽車、交通和工廠裝置。

對此，儘管西方國家努力遏制華為的全球擴張，但是，華為一直在不遺餘力地將其數字足跡延伸到中東地區。美國曾多次對華為在國際市場的存在表示安全擔憂。自2018年以來，美國政策制定者一直在積極試圖阻礙該公司及其中方競爭對手中興通訊的海外擴張，尤其是在歐盟內部。特朗普政府對華為的壓力，特別是其最近遏制向中國公司出售關鍵半導體技術的伎倆，引發了全球關於資料隱私和國際上依賴華為工具箱的安全相關弊端的討論。

雖然美國政府阻止華為擴張的努力在國內和歐洲部分地區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海灣市場卻沒有受到影響。這或許是由於該地區在地緣政治中的高度敏感地位。鑑於對中國石油市場的嚴重依賴，以及美國重要的軍事和外交存在，海灣經濟體沒有動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超級大國的代理戰區。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從全球經濟衰退中復甦的速度快於美國，新冠疫情使得海灣經濟體越來越依賴中國。自疫情限制在中國解除後，中國決策者採取了重大措施，以遠低於該領域西方競爭對手的價格，發展他們全球電信供應商的"工業網際網路"。沙特電信公司(STC)報告稱，由於遠端教育的激增，頻寬猛增1000%以上。他們目前正在爭分奪秒地確保必要的網路基礎設施，以跟上沙特雄心勃勃的2030年願景戰略的需求。同樣，卡達正準備在2022年舉辦它希望的第一屆5G世界盃。該賽事對英國電信巨頭沃達豐和華為之間關鍵合作關係的依賴，可能會從英國最近對華為產品的禁令中被扼殺，這使得未來幾年該地區的5G之戰變得更加重要。

華為在全球5G領域的上述發展，佔據了2020年關於中國數字絲綢之路（DSR）倡議組成的中國企業的大部分話題。DSR這個詞最初是在2015年的一份政府白皮書中提出，作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BRI）的延伸，是中國主導的基礎設施發展的全球戰略。現在，DSR已經成為中國資料和電信活動在海外的一個廣泛使用的代號。據復旦大學介紹，DSR政策本身由五個主要方面組成：以基礎設施為核心，DSR依靠將影響力擴大到貿易、金融和"民心"，所有這些都著眼於塑造海外政策。其中包括網路安全、數字治理和整個發展中國家的資料共享實踐。

BRI和DSR在實踐中都充當了中國政府行為者和企業所做的經濟和政策決定的統稱。DSR品牌的模糊性，使得許多中國公司儘管政策不同卻看起來很有凝聚力。即使在這些公司內部，中國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混合結構，也讓外人很難將高層的決策激勵機制分清。

當然，沒有任何一家公司或政府實體能完全體現中國的DSR，即使是華為。但是，美國的5G運營在中東仍落後於的亞洲競爭對手。日本經濟研究中心預測，鑑於新冠疫情對策的表現，中國經濟將在2030年前超過美國。由於美國5G的推廣步伐落後於亞洲，華為及其同行企業目前進軍中東市場的行動，可能為亞洲在該地區未來的主導地位指明瞭方向。

西方多國協調努力，比如去年歐盟和日本之間啟動的數字基礎設施夥伴關係，是美國政府在5G上保持相關競爭的積極策略。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共和黨主席吉姆-裡什最近釋出了一份報告，希望歐盟和美國之間形成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理由是擔心中國控制的企業，會有巨大的能力來支援資料儲存。就像華為在中東地區提出的"共同創造新價值"的口號一樣，合作戰略可能會幫助西方國家保持一定關聯，併為中東ICT市場帶來越來越有競爭力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