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的科技進步正推動著全球地緣戰略地圖的迅速改變，而這種改變的性質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科技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以及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將是這個新世界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之一。

這個新世界以其不斷加速的地緣戰略平衡而預示著重大的社會和政治變革，這些變革將以非傳統甚至難以理解的新方式，來改變世界的面貌以及其中的競爭關係，並伴隨著發生不可逆轉的後果的可能性，以國際組織的形式，以及民族主義國家統治的性質與合法性。

“技術政治”（Techno Politics）這項術語，在不久之前已經演變為指代某類科學、方法或主題，雖形式不同，但卻同時涉及政治與技術兩個層面，一方面是透過主要大國之間的鬥爭，一方面則是透過治理與技術應用之間的衝突，以及它與人類生活和金融市場之間的關係。

蘋果公司執行長蒂姆·庫克曾與中國國家領導人舉行了多次會晤。

科技巨頭承擔著強大而獨立的地緣政治角色。與此同時，國家安全背景則深深根植於矽谷的某些技術平臺，儘管如此，大多數科技巨頭仍傾向於保持政治上的中立性和獨立性。

這些公司已經成為跨境的政治行為參與者，並與世界各國秘密進行了直接而有力的談判，我們並不確切掌握這種合作的程度，或者這些科技巨頭與軍隊或當地政府（通常是美國政府），還有其他競爭方進行協調的情況。

與此同時，這些公司正在生產和開發一些極易向致命方向發展的技術。全球各國的軍隊都在尋求從這些公司的最新成果中受益，包括在大資料處理、網路安全、機器人技術、誤導資訊、電子監視方式、人工智慧等領域，以服務其戰略利益。另外，許多技術領域已經轉變為全球情報系統所利用的工具。

英國脫歐與特朗普在2016年贏得美國總統之位，這兩大事實，向我們揭示瞭如何透過操縱資料的方式來影響民主體制。透過這些手段，外國得以在其他國家的選舉中發揮作用。

但是最新出現的情況卻是，政治與技術之間的距離正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在過去的20年中，科技公司以任何人都無法想象的方式迅速發展和膨脹，甚至其創始人也想象不到。

截止今年年底，蘋果公司的市值達到了2萬億美元，亞馬遜公司的市值達到了1.6萬億美元，微軟公司的市值和谷歌公司的市值均達到了1.1萬億美元，Facebook的市值也達到了8000億美元。此外，谷歌公司的年收入超過了全球超過半數國家的收入。截止今年年底，Facebook在全球共擁有27億使用者，這個數字超過了任何國家的總人口。

這給科技公司的領導人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並且超過了技術、創新和盈利的層面。這些公司的所有者並非民選領導人，他們可能會無視政治或是痛恨政治。但是，他們卻根本無從避免。

此後，美國及非美國的科技公司逐漸成為了政治領域的主要參與者，根據美國司法部提供的資料，Facebook今年為遊說公司花費了1500萬美元，亞馬遜公司則花費了1400萬美元，這種規模的支援甚至超過了許多國家在遊說公司上的開支。此外，大型科技公司還在華盛頓特區設立了辦事處，並僱用了許多前任官員來幫助公司經營政府關係。

在這個地球上，科技已經以一種或另一種方式入侵了每一個人的生活，從本質上來講，科技已經超越了國界，並要求全球作出響應。由於當今世界以高度全球化和動力化為特徵，在每一分鐘，都會有大量的金錢、資料、商品、人員和思想完成跨界流動。而這樣的趨勢不僅會破壞穩定，而且還會為統治創造新的形式。

亨利·基辛格或塞繆爾·亨廷頓關於世界秩序的舊觀點，已經不再適用於這個新世界。而像諾姆·喬姆斯基那樣的憤怒的左翼觀點，或是像史蒂夫·班農那樣的右翼思想，都已經無法順應時代的挑戰。舊世界的秩序，在新世界的秩序面前徹底失調，而新世界秩序卻只受技術創新和交流速度的支配，甚至是控制和奴役。但是，這卻受到了全球數十億人的歡迎。

上述情況引出了大量的問題，包括政府與科技公司打交道的結果，以及其對人類在新冠疫情後的世界內的生活所造成的影響，此外，還有關於科技發展的限制與侷限，民族主義國家的未來，自由和統治制度的未來，以及如何透過組織規則與國際法來規範大型科技公司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