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標籤難拆，商人標籤難立。

屢次被傳離職的高曉鬆，再一次作出了澄清，“我在阿里待得好好的”。

上一次澄清還是2月28日，工商資訊顯示高曉鬆卸任阿里音樂法人代表，外界將其解讀為高曉鬆離開阿里的訊號。

“我沒有離開阿里，未來也不會離開”，當天結束阿里巴巴組織年會的高曉鬆，在微博上表示，自己在2016年就已卸任阿里音樂董事長，專任阿里娛樂戰略委員會主席，負責阿里大文娛國際化。

毫無疑問，“阿里”已經成為現階段，高曉鬆最引以為傲的職業標籤。在阿里的商業帝國之中，高曉鬆承擔著引入娛樂資源及制定戰略的重任。甚至有傳言稱，阿里為他開出了600萬的年薪。

今年50歲的音樂人高曉鬆，新添了大廠戰略委員會主席的Title，無疑是音樂圈，乃至娛樂圈中，率先轉型並持續跨界的典型代表。

回首當年，24歲的他，寫出了《同桌的你》，以校園民謠音樂人的身份出道，並被外界熟知。

這26年中，高曉鬆是校園民謠的先驅代表，轉型開過音樂公司，貼上了導演、編劇、脫口秀主持人、製作人等職業標籤，也曾到包括新浪、阿里這樣的網際網路大廠就職。

向來以“知識分子”自稱的高曉鬆，探索出了不同的內容變現之路，在追求“詩與遠方“的同時，也在商業江湖中屢屢伸出觸角。

高曉鬆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商人。更多時候，高曉鬆都在利用個人影響力、商業價值進行內容變現。

回過頭看，高曉鬆的前兩次“投資”就押注在了音樂上。1995年，聽到滿意的歌曲小樣，高曉鬆半夜敲開了豐盛中學音樂老師柯肇雷（小柯原名）的家門，稱要為對方出唱片。

1996年，惜才的高曉鬆碰到了朴樹，才真正開始了商業探索，做起了唱片公司。

高曉鬆曾在微博回憶說，“20年前你（朴樹）來找我賣歌，我說你唱這麼好何不我們投資給你出唱片？你說你要賣歌攢錢自己做。後來我們為你成立麥田音樂，帶你來這個喜憂參半的圈子。”

高曉鬆帶許多人進入了這個“喜憂參半”的音樂圈，老狼也算是其中之一。

高曉鬆曾在節目中說過，當年火爆街頭的《同桌的你》演唱者老狼掙了800萬，作為詞曲作者的他，卻只掙了800塊。

音樂作品的爆火，不僅為高曉鬆積累了個人影響力，也讓高曉鬆成為了一個音樂大IP。擔任音樂類選秀節目評委，就成了高曉鬆掙錢的關鍵渠道之一。

2009年到2012年，5年間，高曉鬆曾先後擔任10個綜藝節目評委。2012年，重慶晨報曾報道，從《中國達人秀》到《聲動亞洲》，再到《Teana之聲》、《清唱團》和《向上吧！少年》，幾乎所有的音樂選秀類電視節目，都能看到高曉鬆微胖的身形和“窩瓜”般的臉龐。

高曉鬆坦然承認，作評委主要就是掙錢。當時的音樂產業尚處於混沌中，“現在寫一首歌曲能賣5000元，一年頂多就賣4首。可是做評委的收入，肯定不止這些。”

當時盛傳，另一款音樂選秀類節目《中國好聲音》出場費高達2000萬。即便高曉鬆予以否認，稱沒有這麼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五款綜藝評委為他帶來了數千萬的收入。

事情也並不盡如人意，2011年，高曉鬆陷入酒駕旋渦，被判入獄半年。再回歸的高曉鬆開始嘗試網路脫口秀《曉說》，關注度不減反增。但復出之路並不順暢，2012年，高曉鬆擔任《中國達人秀》評委，首期播出後，高曉鬆被要求撤換。

2012年後，高曉鬆幾乎很少在音樂類綜藝中露面。網路脫口秀上作創新嘗試成功後，高曉鬆逐漸成為平臺們想歸入囊中的大IP。先是在優酷做了《曉說》，又到愛奇藝做了《曉鬆奇談》，後又再度迴歸優酷，續做《曉說》，連續8年始終在堅持做文化類脫口秀。

這也成了高曉鬆重鑄影響力的關鍵出口。在娛樂產業中，越發佔據關鍵位置的綜藝類節目中，高曉鬆也接下了諸如《奇葩說》、《樂隊的夏天》、《最強大腦》等熱門節目，擔任嘉賓或導師。

逐漸破圈後，憑藉有料、有趣的學識，“矮大緊”的風趣，高曉鬆獲得了來自更多不同年齡階段使用者的了解和喜愛，這些都從側面突顯了高曉鬆的商業價值。這也是現在智聯招聘、《三國遊戲》等企業，找到高曉鬆擔任代言人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阿里也並非高曉鬆首次任職的企業。在進入阿里之前，2001年，高曉鬆也曾加入過新浪，擔任新浪網文化事業戰略顧問。2012年，高曉鬆還曾加入了恆大音樂公司，出任董事長音樂總監。

不同於其他的商人，高曉鬆出生於書香門第，是實打實的大院子弟，想做嚴肅知識分子的他，註定會在商業探索中有更多的捨棄。

高曉鬆自大學起，就對電影表現出強烈的興趣，1991年，大三的高曉鬆發現自己不適合當科學家，因此決定從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退學，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學習電影。

高曉鬆確實當了導演，且執導的電影多是文藝片，定位小眾，甚至連票房都難以查詢。他在早期自述中說，不讓製作方虧錢是底線；但後期卻還是會以“電影不是導演的生意”為虧損後的擋箭牌。

譬如，2002年5月，高曉鬆在南戴河拍的電影《那時花開》，匯聚了現在看來絕對是頂級大腕的明星：周迅、夏雨、朴樹。朴樹演唱的主題曲《那些花兒》更是成為一代經典。

雖因稽核原因，電影被雪藏3年後才得以上映，但該片的VCD幾個月時間內賣出了30多萬張，發行收入超出影片的拍攝成本。據北方網當時報道，高曉鬆的《那時花開》大賣特賣堪稱奇蹟，第一部電影就賺錢的導演在圈裡少之又少。

在宣傳《那時花開》接受採訪時，他也曾談到過文藝和金錢的衝突：“我到文藝圈裡很多年了，還沒有給別人賠過錢呢，我不希望自己給別人賠錢。但想方設法賺錢並不表明自己向市場妥協，市場沒法則，妥協也沒有用。”

但是這樣的好運氣沒有持續多久，2003年高曉鬆執導了第二部電影《我心飛翔》。電影剛拍完的時候，高曉鬆信心十足地接受採訪說：“我認為只有臭的藝術片的票房才會差，好的藝術片就會好賣。”

等《我心飛翔》冰封三年，獲准公映時，高曉鬆的態度似乎發生了一些變化：“我的音樂和電影都是小眾風格，不可能大賣，但希望影片不會讓關注我的小眾失望。”

真正的電影票房危機出現在《大武生》，製作人安德魯·摩根公開表示，《大武生》是他第一部投資虧本的電影，並直言高曉鬆經驗不足，是影片票房慘敗的原因。

高曉鬆卻不以為然，說他以前的電影是完全沒有票房的，這次有7000多萬元挺不錯。“電影不是導演的生意，電影是其他人的生意，電影是導演的作品。”

“文人”高曉鬆自然也出過書，2000年，高曉鬆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寫在牆上的臉》，繼音樂人和導演之後，作家也成為高曉鬆的第三個標籤。

《寫在牆上的臉》出版時，高曉鬆剛從幕後走到臺前不久。那時候的他還不像現在這樣，發張自拍都能上熱搜，寫出的作品也沒什麼聲量。

起色發生在後來，依靠脫口秀文化節目，高曉鬆以東方衛視節目《曉鬆說——歷史上的今天》的未刪減版為賣點，先後出版了6冊《魚羊野史》；依靠節目《曉鬆奇談》脫口秀內容，又出版了4冊同MISTRA書。今年，也將音訊《矮大緊指北》作為IP出版3冊同名書籍。

從多個網購平臺上看，這些書銷量都還算可觀。豆瓣上，對這些書的評分也基本處於7分以上。

豆瓣評分截圖

無論是轉型做導演、還是拓展《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鋪的兄弟》這些IP做電影製片，甚至到後期決定沉澱，停拍網路脫口秀，只留下音訊節目，高曉鬆搭建的內容產業版圖中，完成某些命題與內容，追逐“詩與遠方”的意義，勢必遠大於將錢賺到口袋裡。

跨界達人高曉鬆曾直言，“跨界歸跨界，但是音樂是立身之本。”2015年，從電視綜藝退出後的高曉鬆，開始就將工作中心轉移到了音樂與公益事業上。

當年11月，高曉鬆在北京城郊的一個創意產業基地，建起了一座民間私立公益圖書館“雜書館”，高曉鬆擔任館長，並宣佈免費向公眾開放。

兩年後，高曉鬆又在杭州開設新的公益圖書館“曉書館”，落成於建築大師安藤忠雄設計的良渚文化藝術中心內，同樣免費向公眾開放。

今年，高曉鬆又在北京大悅城築起了一個“武裝到牙齒的文藝青年陣地”，在350平的閱讀空間“曉島”內，放置了14000本他親自挑選的書籍，100多張從美國人肉帶回來的經典黑膠唱片，以及對他影響最深的20部電影海報。

曉島 圖源/曉島官網

根據此前資料，到2018年，6季《曉說》總播放量突破15億。2016年底，《曉鬆奇談》三年的播放量則破了9億。

在耳朵經濟上，高曉鬆交出了一份優秀的成績單。根據刺蝟公社此前的報道，蜻蜓FM每年要向高曉鬆支付數千萬元購買內容。《矮大緊指北》開播一個月後，其官微就宣佈，付費使用者超過了10萬人，按購買價格200元計算，當時的音訊收入就達到了2000萬元。

今年，高曉鬆終止了《曉說》的更新錄製，僅留下音訊節目《曉年鑑》，講述他自1969出生至2019年間，每年最具代表性的事。這也是現階段，高曉鬆僅剩的內容輸出類節目。

高曉鬆的微博認證早早地改成了：阿里娛樂戰略委員會主席、雜書館館長。

“這兩件事你要持續投入你的時間、精力、熱情，當成職業去做。一件是掙錢的事，一件是花錢的事。總得有進有出”，在接受《時尚先生》採訪時，高曉鬆說。

高曉鬆曾形容阿里是一個巨型的商業帝國，巨型的組織。在今年的阿里組織年會上，數百人在談論的和交流的不是生意、數字，都在談理想。

這是受過理想主義教育的高曉鬆，最為欣喜和樂於接受的商業形態。“每一代知識分子都覺得自己生活在最差的時代。加入這個組織以後，有一種全新的感受，大時代不是你等來的，是你創造來的。”

高曉鬆也曾試圖為阿里、為音樂行業創造一條覆蓋明星大咖，從線上到線下粉絲交流、音樂交易等的完整音樂生態鏈。

但這個名為“阿里星球”的專案，很快就以失敗告終。後來卸任阿里音樂CEO的高曉鬆，就轉任阿里娛樂戰略委員會主席，做阿里大文娛國際化的抓手。

今年的雙十一，高曉鬆就為天貓雙十一晚會請來了知名歌手Taylor Swift；此前，阿里影業參與投資並聯合出品的《綠皮書》也摘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高曉鬆還曾透露在代表阿里文娛在好萊塢推動把三體拍成大劇，這些都與高曉鬆在娛樂產業中的資源與知名度不無關係。

翻看近一年，高曉鬆的微博中，被反覆提及最多的關鍵詞，就是阿里、音樂和公益。這是人到50歲的他，在做人生減法時，留下的為數不多的未來事業。

現在的《曉年鑑》年輪就剛好轉到了2016年，在高曉鬆的人生中，這一年的關鍵事件是，他重回洛杉磯開啟新徵程，出任阿里娛樂戰略委員會主席，發行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很快，這檔音訊節目就將來到2019年，播至尾聲。不知道，高曉鬆會如何提起2016年到2019年，在商業帝國阿里巴巴中的這三年。

但回過頭看，高曉鬆的所有商業嘗試，文人標籤難拆，商人標籤難立。

或許像他說的，“你拿詩和遠方和苟且鬥，你永遠鬥不贏的。因為苟且有一萬種需求，一萬種痛苦，而詩和遠方只有一種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