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界、政府和學術界的主流聲音表示，資料經濟正面臨一場社會清算。但是哪裡出了問題呢?我們該如何解決呢?

每一項創新都是對其所在社會規範、準則和價值觀的挑戰。工業革命釋放了新的生產力，但以不人道的工作條件為代價，導致了工會、勞動法的誕生，並奠定了現代民主政治結構的基礎。在推動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以保護我們的健康、生態和氣候之前，化石燃料為一個特殊世紀的增長提供了動力。

當創新導致災難時，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會背景。切爾諾貝利核災難體現了蘇聯計劃的缺陷。美國的阿片類藥物危機，將一種基本的止痛藥變成了一種致命的成癮藥物，導致數百萬人死亡。這場危機反映了現代美國從製藥業的遊說力量和支離破碎的醫療體系到後工業時代的經濟衰退的許多裂痕和問題，。

數字技術革命也面臨著來自社會的清算，因為它所帶來的好處被它所催生的有害做法和商業模式所掩蓋。批評人士說，資本主義的監控網路透過塑造消費者的行為並引導我們的選擇來讓一小部分科技巨頭從中獲利。例如保險公司利用資料不公平地將某些客戶排除在外、資料未經同意便被轉售、利用有缺陷的演算法釋出刑事判決和預測學生成績。

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已經對數字技術帶來的威脅做出迴應。歐盟的《一般資料保護條例》(GDPR)證明了個人資料保護已被視為一項法律權利，這一條例成為其他司法管轄區複製和調整的黃金標準。同樣，加拿大、法國等國家的一些企業已自行制定出關於管理人工智慧使用的道德框架。

但是，從行業揭發者到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批評聲齊聲呼籲進行更為深遠的改革，以確保數字和資料創新為社會增添真正的價值。“不作惡”可能會阻止一個公司採取完全不道德的行為，但以廣告為基礎的商業模式會給公司帶來巨大的利潤，但對社會卻沒有什麼好處，這該如何處理呢？

全部是積極的嗎?

世界銀行(World Bank)前首席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默(Paul Romer)表示:“在早期，我對網際網路和數字技術的好處非常樂觀，但坦率地將，它一直非常令人失望。”“我認為，除了維基百科(Wikipedia)，網際網路革命產生的任何東西實際上都不會對社會產生淨正面影響。”

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貝內特公共政策研究所(Bennett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聯席主任、經濟學家黛安•科伊爾(Diane Coyle)也不相信數字革命已經帶來了很多有形價值。“如果一個經濟體的變化是為了讓幾乎所有人都受益，我就不會那麼擔心人們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但我認為我們甚至還沒有到達那個起點。數字經濟讓一小部分人的生活變得更好。你享有明顯的免費服務，但除此之外，很難知道它的好處是什麼。”

科伊爾和羅默是一個不斷壯大的社群中頗有影響力的兩個人，他們對當前的狀況不再抱有幻想。網際網路的發明者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建立了一個新的平臺——破壞，以此來建立一個“共享利益”的網路。虛擬現實的創新者杰倫·拉尼爾(Jaron Lanier)認為，早期關於免費資訊的夢想只是海市蜃樓，用免費來替代廣告會造成一個操縱社會。

奧米迪亞基金會(Omidyar Foundation)召開了“資料正規化2020論壇”(Data Paradigm Forum 2020)，旨在定義擴大數字革命益處的政策議程。在此之前，我們研究了當今資料經濟的動態——哪裡出了問題，以及如何解決它。

定義資料——石油、陽光、資本還是勞動力?

但與石油不同的是，資料的價值不是由提取和處理資料的公司創造的——許多參與者，從政府到公民都在貢獻。一些公司坐在那裡，把資料當作是在地球上發現的，透過分享和合作將這些資料賦予更多的價值。

Coyle說:“以汽車共享公司為例，他們擁有關於旅客行為、消費傾向、出行的高峰和低谷等所有資料，難道這些資料中有些不應該與公共交通部門分享而不是作為公司的私有財產嗎？”資料更像是公共事業或基礎設施，比如電話或水網，而不是自然資源。

Alphabet首席財務官露絲•波拉特(Ruth Porat)提出的“資料就像陽光”(Data as sunlight)是另一個體現資料的普遍性和可再生性的隱喻。但它遺漏的是，資料不同於陽光，它可以裝瓶和出售。當消費者基因檢測公司23andMe向製藥公司GSK出售客戶資料時，一些人批評該公司沒有遵守此類交易應遵守的知情同意協議。

Tim O'Reilly是O'Reilly Media的創始人和執行長，他為我們提出了“開源”和“Web 2.0”的別名，他不反對消費者將他們的資料提供給數字平臺，以獲得谷歌地圖這樣的便利，但他希望限制利用這些資料進行租售獲利。“我把我的位置給了谷歌，我希望他們能為此提供服務，但我不希望他們把這些資料給其他公司。同樣，銀行或通訊公司也沒有理由轉售我們的資料。這不是他們的商業模式，而是出租行為。”

給資料賦予價值

所有的資料隱喻都能捕捉到它的某些特徵，但沒有一個能完全涵蓋它。資料具有鮮明的特徵和動態性，任何解釋都必須考慮到這一點，包括它的可重複利用性;與化石燃料不同，資料可以被無止境地重複使用，在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模型等領域，資料的價值隨著規模的擴大而增長。資料能夠產生外部效應,從積極一面如某個人的駕駛記錄可以幫助谷歌或Waze導航系統指引其他司機遠離擁堵，消極的一面如使用簽訂同意協議的某個人的資料來推斷其他具有相同屬性的消費者或使用者,但並不分享他們的資料。

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創新與公共價值經濟學教授瑪麗安娜•馬祖卡託(Mariana Mazzucato)認為，數字技術時代的利潤與價值已經混淆了。從不同的角度看，她將GDP的批評比作一個具有誤導性的指標。

女權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它未能捕捉到創造價值的活動，比如家務勞動和護理，而環保主義者則指出，這種衡量標準的荒謬之處在於它認為汙染導致了GDP的增長，因為產出增加了，而且花在清理汙染上的錢也增加了。馬祖卡託解釋說:“除了這些爭論之外，還有一個問題是利潤和租金混淆了。我們在金融領域看到了這一點，對沖基金或像信用違約互換這樣的交易可以帶來費用或利潤。我們假設它等於價值，卻沒有問一個問題:市場參與者實際上在做什麼?這裡有什麼有成效的事情發生嗎?”

評估資料就要弄清誰參與了資料的建立。例如，政府一直是當今技術和資料系統(從GPS到網際網路本身)的重要投資者，然而，他們仍然不認為自己是價值創造者。她表示:“一旦你看到政府為技術進步提供資金，它就不僅僅是監管機構、管理者或市場修復者，而是投資者和價值創造者。”

資料的價值也是數字使用者的輸入和參與的產物，這些數字使用者有模糊的同意協議，從授權平臺訪問他們的資料作為消費體驗的一部分，到在reCAPTCHA等過程中進行的標記和數字化工作。事實上，谷歌正面臨著一場集體訴訟，理由是它的ReCAPTCHA專案實際上是一個龐大的無薪勞工企業，透過這個專案，公司轉錄了大量的書籍、報紙和街道影象。

反過來，從參與資料價值創造的參與者的角度來看資料，可以提供明智而非誤導性的補救措施。布魯塞爾對華盛頓的主要政策討論是關於反壟斷和拆分科技巨頭，但這忽略了一點，即問題的關鍵是資料操作，而不是規模。“重要的是不要指責大型科技公司，馬祖卡託講到：“這是關於深入瞭解演算法如何被使用的細節。它們是在為社會創造巨大價值，還是在增加壟斷利潤和廣告收入?拆分大型科技公司是一個過於簡單化的概念，而不是拆分它們的尋租活動，讓它們創造價值的活動繁榮起來。”

羅預設為，對目標數字廣告收入逐步增加稅收，可能會使以廣告為驅動的平臺轉向免費廣告訂閱模式，這種模式沒有必要去追蹤消費者，從而創造了一個更透明的交易。“目前，消費者在數字體驗的許多關鍵方面基本上沒有選擇，我無法在不受到大量跟蹤的情況下使用網上銀行。如果航空公司不把我的一些資訊傳送到Facebook上，我就買不到機票。實際上並不存擺脫監控與廣告經濟而純粹的獲得數字服務這種可能性。”

羅默設想了一種類似netflix的訂閱服務，人們只需為搜尋等公用事業支付適度的費用。“人們對我的想法很生氣，因為他們喜歡免費服務。很抱歉，但經濟學不是這樣運作的。你認為你得到了免費的東西，但你並不清楚都發生了些什麼。”

嚴謹的解決方案

儘管越來越多的人同意，在公平和數字生態系統的問題上“必須有所作為”，但這需要一定的創造性和技術專長，並透過實驗來得到正確的解決方案。例如，谷歌的創始人在早期就考慮過收費和付費訂閱，但使用者都堅持認為網際網路是一種免費的服務。如果過去幾年發生的事件可以作為參考，從社交媒體平臺、干預選舉到虛假資訊，那這正是這位老經濟學家的靈感所在: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

在現實世界中，確實有這樣的例子，比如亞馬遜土耳其機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這是一個提供基本資料任務的外包市場，但它也可能失敗。當微軟(Microsoft)試圖引入資料微支付時，大量的機器人開始操縱這一過程。一些經濟學家對把資料的產權放在一起的想法感到不安，即便是為了使用者的利益。首先，單個數據的價值很小，英國《金融時報》製作的一個線上計算器對Coyle的估價僅為6英鎊，她回憶說:“我試著把它弄得儘可能高，宣稱所有權沒有抓住重點;資料的價值是關係的和集體的。”

在尋找建立更公平的資料經濟的方法時，我們可能還需要考慮比科技公司在做什麼更大的問題。“大型科技公司正成為流氓資本主義體系根本缺陷的替罪羊，”奧雷利說。他認為，在社會規則的框架內，我們需要將企業戰略視為理性的。他將無情的逐利行為描述為當今世界的“主演算法”。“當Facebook不得不提供虛假內容，因為它更吸引人，石油公司否認氣候變化，這意味著什麼?”或者製藥公司遊說FDA說奧施康定不會上癮?這是因為，用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話來說，我們經濟的主要演算法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增加利潤。我們已經把它納入了系統，我們在呼喚科技行業，但實際上，它在向我們展示我們的系統。”

（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