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八月，日本軟銀集團CEO孫正義豪氣地開出一張10億美元的支票，對創始人亞當·諾伊曼（Adam Neumann）說：“WeWork是下一個阿里巴巴。”

2000年2月，孫正義曾經向創立不久的阿里投資了2000萬美元。這成了他的職業生涯中最自豪的一筆交易：現在，阿里的市值已達到5000億美元。

孫正義的第二次豪賭，給市場帶來了充分的信心。就在六週前，WeWork，這家共享辦公巨頭，仍然被看作是美國最有價值的科技初創企業。

然而短短六週後，這家被估值470億美元的企業，就陷入了破產疑雲。

與此同時，WeWork創始人、CEO亞當·諾伊曼，這個身高195、風流倜儻、在任何場合都能成為焦點的男人，被董事會革除了CEO職位。

人走茶涼之際，諾伊曼試圖維持最後的體面：“雖然我們的公司從未像現在這樣強大，但最近幾周，針對我的審查已經引發太多負面關注，為此我決定辭去CEO一職，這符合公司的最大利益。”

然而，大廈不是一夜之間傾塌的，最近一段時間，外界對這位明星創始人的“中飽私囊、任人唯親、精神錯亂、管理不善”的指責，一直沒停過。

現在的WeWork，不但十月上市的計劃灰飛煙滅，能否活下來，都成了大問題。

公開募股引爆導火索 WeWork由極盛到極衰

不久前，在紐約市一個溫和的夏末清晨，WeWork的註冊檔案登上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網站。這精心策劃的一步棋，標誌著這家最有價值的科技初創公司的首次公開募股。

當時的WeWork，仍然擁有470億美元的鉅額估值，憑著天馬行空般的、突破了經濟學規律的快速擴張，成為了矽谷精神的耀眼象徵。

彼時穩坐在CEO寶座上的諾伊曼春風得意。和馬雲爸爸一樣，他聲稱，自己不是為了賺錢，或是經營一個共享辦公空間，他真正的目標是：“改變世界”。

這位40歲的野心勃勃的以色列退伍軍人口出豪言，他要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萬億富翁、把WeWork開到火星（據說他真的向特斯拉的馬斯克大爺遞送過秋天的菠菜，但後者壓根沒搭茬）、甚至，成為以色列總統。

也就是在那個明媚的晨曦中，成千上萬的投資者和記者將了解WeWork真正的財務狀況，並作出自己的判斷：WeWork是否如創始人所言，邁向了難以想象的利潤之路、搭上了銀河系霸主的直通車。

面對雪崩般的局面，身為CEO的諾伊曼難逃其責，這次募股本應是他的加冕禮，卻因為一錯再錯的昏招變成了商業世界最恥辱的標誌性時刻之一。

事情本不該如此。作為曾經風光無限的獨角獸，矽谷最聰明的頭腦、和地球上最強大的投資者強強聯手，將數十億美元的強大供給輸入一家公司的血管——這場賭注如果不是十拿十穩，還能是什麼？

但在諾伊曼構建WeWork神話的九年裡，矽谷已經出現了兩家前車之鑑：Theranos和Uber。

Theranos的淪陷，讓投資者看到了矽谷的池子裡是如何孵化出了一個邪教般神叨的創始人和數十億美元的欺詐案。而在Uber，他們看到了逞匹夫之勇的大男子主義如何掩蓋了一家公司的基礎業務問題。

這或許是諾伊曼的不幸，時代已經不再相信，一個誇誇其談的領導者能夠帶領一家前途光明但財務暗淡的公司走向輝煌。投資者的耐心，已經用盡了。

泡在神祕主義和龍舌蘭酒精裡的CEO

T恤、牛仔褲、長髮蓬亂、口無遮攔，是諾伊曼呈現給公眾的標籤式形象。

他曾經在採訪中提及，他渴望建立一個人與人之間互相聯結的社群環境：大家融為一體，卻又彼此競爭。這種理念是諾伊曼建立WeWork的起點，卻也最終毀掉了WeWork。

諾伊曼的童年生活頗為艱難，七歲時父母離異，整個青春期，他顛沛流離，經歷了13次搬家。到了2001年，22歲的諾伊曼才正式移居紐約，和姐姐住在了一起。

那時的諾伊曼在商學院上學，“試圖勾搭城裡的每一個女孩”。他曾經有兩個異想天開的創業專案：摺疊女士高跟鞋和帶護膝的嬰兒服，都毫不意外地以失敗告終。

2010年，諾伊曼與建築師米格爾·麥凱維共同創立了WeWork。公司的主要業務是租下大片大片的辦公空間，然後經過精打細算的裝修和規劃、分成一個個小塊短租給自由職業者、初創公司和小型企業。

通常，WeWork會和房主簽下15年左右的租約，但是卻為WeWork的客戶提供了十分寬鬆的租用條件，最短的租期甚至可以為一個月。非常符合小型初創公司靈活機動的辦公需求。

做商務世界的“鏈家自如房”，成為了WeWork成功擴張的起點。

這種經營模式也決定了，WeWork更大程度上是一家房地產公司，而不是諾伊曼對外標榜的科技公司。這也成了很多企業家和投資人唱衰WeWork的根本原因。比如甲骨文公司創始人拉里.埃裡森(Larry Ellison)，曾公開批評WeWork“幾乎一文不值”。

同時，諾伊曼與妻子裡貝卡（Rebekah，神祕文化卡巴拉的虔誠追隨者），和格溫妮絲·帕特洛（Gwyneth Paltrow、美國養生文化的領導者之一）的表弟組成了一個核心領導集團，這個小團體的運作模式類似於兄弟會。他們按照統一的神祕主義信仰行事，並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和排他性。

就這樣，拼死工作、然後像嬉皮士一樣浸泡在酒精中拼命放縱，成了WeWork的莫名其妙的核心企業文化。

諾伊曼經常赤腳在辦公室走來走去，他曾經下令不許任何人在辦公室吃肉，或用公司資金購買肉製品。他喜歡上千元人民幣一瓶的龍舌蘭酒，並毫無顧忌地在辦公室、家裡和各種公開場合抽大麻。他在午夜打電話給下屬憤怒地咆哮，然後第二天又誠懇地道歉，保證以後不會再犯 。

當然，在WeWork爆出問題之前，這所有的一切都不足以成為問題。

創始人和投資人的春秋大夢

成功的陷阱很快就出現了。近年來，諾伊曼至少購買了五棟豪宅，包括一棟價值1,050萬美元的聯排別墅。2017年，他斥資3500萬美元在曼哈頓一棟建築中購買了四套公寓。他甚至以WeWork的名義購買了一架價值6000萬美元的私人飛機，並乘坐著它頻繁往返於紐約的公司和舊金山灣區的家（目前，諾伊曼的繼任者正在出售它）。

公司的招股說明書也反映了諾伊曼的古怪。在開頭，它戲劇性地宣佈：“我們是一家致力於最大程度影響全球的公司。我們的使命是提高世界意識。”

兩位知情人士透露，諾伊曼的妻子麗貝卡·諾依曼對檔案中的語言產生了重大影響。幾個月前，他們將公司的名稱從WeWork更改為Just We，以更好地傳達其雄心壯志。

如果WeWork IPO被認為是諾伊曼雄心壯志的延續。那麼對於WeWor最大的股東孫正義來說，他需要用WeWork的上市，來證明自己力排眾議作出的數十億美元投資沒有打水漂。此前投資的Uber已經讓他失望，他需要另一個奇蹟來延續阿里的神話。

畢竟，2016年，孫正義和諾伊曼相見不到30分鐘，就決定為WeWork作出10億美元的投資，並讓這個數額最終達到了107億美元。

公開募股 捅漏貪心的馬蜂窩

那麼，公開募股是如何給諾伊曼、和WeWork捅出了這麼大的簍子呢？

最直接的原因是，敏銳的投資者、分析師和記者在募股檔案中發現了越來越多疑點。他們發現，靈性的文化包裝背後，是諾伊曼一直在利用個人資產與公司業務的交集中飽私囊；封建宮廷式的公司結構死板而低效；尤其可怕的是，燒錢巨獸WeWork，現在每賺進一美元，就要花掉兩美元。而WeWork不但沒有講清楚他們如何實現盈利，還在募股書中向投資者做了長達30頁的風險披露。

更令人震驚的事情還在後面：諾伊曼擁有有WeWork租賃的四座建築物的所有權，而這些房子是他以極低的利率向公司借錢買的。他在多年前就註冊了名稱為“We”的系列商標，擔任CEO後，他執意將WeWork擴充套件為We.co，然後用590萬美元的公司經費從自己手裡買下了“We”系列商標的使用權。

除此之外，他還多次利用公司資金投資跟WeWork相差甚遠的私人娛樂專案。比如，諾伊曼曾向衝浪器材公司投資近4600萬美元，以滿足自己的衝浪嗜好。

左手掏股東們的腰包，右手把錢放進自己的手袋，這波溜得飛起的操作，美其名曰：經營需要。

同時，在募股檔案中，WeWork繼續故作天真：“我們有虧損的歷史，尤其是，如果繼續飛速增長，或許我們沒有辦法在公司的層面實現盈利。”

這簡直是赤裸裸的羞辱投資人的智商啊！

很快，惠譽評級（Fitch Ratings）當天就採取行動，將揮霍無度的支出歸咎於公司管理層，並將其評級下調至垃圾級。

經營模式遭質疑，奶媽孫正義咬牙堅持

一位知情人士說，儘管公開募股後，公司顧問對撲面而來的負面反應感到驚訝，但WeWork的高管在整個夏季仍然看好公司的前景。WeWork的債券上漲了3％以上，原因是希望IPO能獲得回報。

但是殘酷的新聞還是不斷到來：8月19日，英國《金融時報》抨擊WeWork和諾伊曼，以《小心當權者的死手》為題，抨擊他對公司的強權控制；《紐約時報》則直接發問：“ WeWork還有未來嗎？” ；而英國《金融時報》的分析則認為，WeWork的神祕化靈性化的管理思維掩蓋了有缺陷的經營模式。

“炒作是科技行業最神奇的特點之一，”《金融時報》的伊萊恩·摩爾（Elaine Moore）寫道。“像Uber和Lyft一樣，沒有人能確定他們的業務能活下去。”

儘管如此，WeWork仍然希望募集至少30億美元的支援資金。但這一次，股東們不再是善於原諒的老母親了。

8月26日，諾伊曼跳上私人飛機，飛行了13個小時前往東京，與軟銀投資者就IPO的狀況進行了交涉。

會談引爆了軟銀內部長期以來的分歧，一些高管一直反對軟銀在WeWork投入更多資金。不過，也許是不甘心自己之前的失策，面對奄奄一息亟待回血的WeWork和諾依曼，他再一次選擇了相信。

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孫正義，又，看走眼了。

CEO孤注一擲，軟銀無奈陪跑

然而，時間到了9月初，軟銀的回血，並沒有拯救陷入困境的WeWork。

共享經濟本身的燒錢困境、和渾水摸魚的管理方式，是一道目前無解的難題——裁員開始了。

此時此刻，再次被逼到懸崖邊上的諾伊曼放下傲慢，同意退還他幾乎是以敲竹槓的方式獲得的590萬美元的“We”商標使用權。同時，針對外界對管理方式的批評，公司推行了一系列補救措施。

但是一切似乎都太晚了。失去耐心的軟銀，開始推動諾伊曼放棄公司的IPO。

對於軟銀來說，這是一次驚人的逆轉。在向WeWork投入了超過100億美元並獲得29％的股份後，孫正義太需要一場勝利了。然而，他實在無法忍受，公開市場對WeWork的估值，僅為1月份為WeWork提供的私人價值的三分之一。

和信心動搖的軟銀不同，諾伊曼卻在拼命試圖使IPO步入正軌，他希望公司在猶太新年之前完成上市。在早些時候與軟銀的會談中，這位CEO表示，未來12個月，他都不會有任何變化，他真正需要的，還是奶媽。他期待銀行家能提供給WeWork60億美元貸款，當然，這筆貸款的前提是，他必須通過首次公開募股籌集至少30億美元。

面對諾伊曼的固執，此時的軟銀別無選擇，越來越多的投入，讓他們只能被這個剛愎自用的以色列人牽著鼻子走。打腫臉充胖子的軟銀，準備繼續充當IPO的主要投資者，一旦上市成功，軟銀承諾購買WeWork7.5億美元的股票。

眾叛親離，CEO醜聞引爆炸彈

然而，軟銀的忍讓沒有換來相應的回報。三天後，WeWork宣佈推遲上市。除了軟銀這樣的甜爹，沒有投資人願意把現在雞肋一樣的WeWork當寶寶。它籌集的資金仍少於30億美元，而沒有這筆錢，就無法解鎖WeWork維持業務所需的60億美元貸款。

第二天，諾伊曼在公司內部承認， 對於創始人來說，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低谷。他告訴員工，他現在意識到，自己確實需要反思和改變了。

然後此時的董事會，已經到達忍耐的極限了。推翻諾伊曼的戰役，一觸即發。

也正因為如此，埋藏在諾伊曼CEO寶座下的炸彈終於爆炸了。

炸彈由《華爾街日報》引發，在一篇文章裡，它詳細披露了諾伊曼的酒癮和大麻問題。該報道說，在一次飛往以色列的航班上，諾伊曼因為大麻問題而被召回。更過分的是，在悲慘的裁員討論結束之後，諾伊曼馬上開始了龍舌蘭派對，並請來了樂隊表演助興。

這篇文章，成了諾伊曼的投資者和僱員如何看待他的轉折點。

而此時的軟銀，也開始計劃推翻諾伊曼的席位。《華爾街日報》的報道成了最後一根稻草，壓垮了軟銀對諾伊曼僅存的一絲幻想。同時，一些大投資者也表示，除非把諾伊曼清出管理層，否則他們不會對WeWork進行任何投資。

9月24日，在高聳於紐約中央總站上空的地板上，WeWork的董事會開始了長達數小時的會議。當他們走出摩天大樓時，諾伊曼已經被剝奪了CEO職位。在最後的悲情投票中，諾伊曼把反對票投給了自己。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位曾經魅力四射的創始人，至此失去了自己一手創立的公司的控制權。

董事會任命WeWork的高管塞巴斯蒂安·岡寧安（Sebastian Gunningham）和阿奇·明森（Artie Minson）取代了諾伊曼，公司開始考慮一些在諾伊曼時代看來不可思議的選擇，例如放緩增長速度、裁減數千名員工、專注租賃辦公空間的核心業務、擺脫副業。以此來恢復投資人的信心。

儘管如此，《經濟學人》仍然發出了刻薄的提問：“ 還有什麼措施能阻止WeWork走向破產的滑坡嗎？”

即使，已經沒有人能說得清，共享經濟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