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 潘娟
愛立信，成立於1876年，誕生於斯德哥爾摩，比諾貝爾獎項的創立都足足早了19年。
這個見證了世界通訊發展歷程的百年企業，在2019年接近尾聲的時候，卻以“10億美元罰單”和“海外行賄”兩個關鍵詞收穫了最大的關注度。
被對手超越、股價狂跌、市場份額大幅縮水……對於一個走過漫長髮展道路的企業來說並不是一件壞事，事實也證明，愛立信通過瘦身、轉型在全球通訊市場上找回了自己的重要位置。
但在愛立信承認通過行賄在多個國家獲取到相關業務之時，業界質疑之聲四起。
現在當很多企業都以ALL IN的態勢投入到5G這個新賽道時，所有對愛立信的期許，也許會因為隨著支付10億美元（外加8150萬美元稅務,罰款總計約合人民幣74億元）和解的結局，而如鯁在喉。
10億美元真的可以和解一切？2019年12月6日，美國司法部向紐約南區法院提交了訴狀，指控愛立信“蓄意違反美國《反海外賄賂法》中有關反賄賂、賬本和記錄以及內控的三個條款”。而美國司法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聯合釋出公告稱，瑞典通訊裝置巨頭愛立信承認違反了反賄賂條款，同意支付超10億美元（約70億元人民幣），同美國政府達成和解。
該和解協議中包含了愛立信承認，對越南、科威特、印度尼西亞、中國、吉布地等5個國家行賄的事實。
隨後，愛立信也宣佈了美國司法部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對關於公司涉嫌違反美國《海外反腐敗法》（FCPA）的決議。
該決議涉及公司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的FCPA違規行為。該決議表明美國司法部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對愛立信及其子公司進行的海外反腐敗相關調查已經結束。
愛立信已同意與美國司法部達成延期起訴協議（DPA），以解決在違規市場的刑事指控。
面對這一天價罰單，愛立信認罪又認罰，並隨著報告曝出了其諸多違規行徑。
美國司法部12月7日公佈檔案稱，愛立信涉嫌違反美國《反海外腐敗法（FCPA）》
本次超10億美元的罰單主要分成兩部分：一是愛立信需要向美國司法部支付約5.2億美元的罰款。二是，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支付4.58億美元的財務制裁，另加8154萬美元的判決前利息，共計約5.4億美元。
早在2013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就開始了對愛立信的相關違規調查。在2015年，美國司法部也加入了該調查。
這場長達6年的調查，主要針對愛立信截止於2017年第一季度的相關業務，調查結果顯示，愛立信涉嫌利用第三方賄賂國外政府官員獲得了價值約4.27億美元的業務。
趙佔領稱，這次美國司法部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對愛立信進行調查以及開出罰單屬於典型的長臂管轄。“而愛立信在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是否行賄一般應該依據屬地管轄。”
同時，趙佔領也表示，如果收到相關證據和舉報，國內紀檢部門和監察部門應該也會展開調查。但即使調查，也是完全獨立的調查，不受美國影響。
因此，愛立信海外行賄事件，也許並不能止步於支付美國政府開出的罰單就了事。
由此可見，這家瑞典公司對美國開出的罰單早有準備。
“電信一哥”愛立信逐步走下神壇愛立信手機
相比現在的至暗時刻，愛立信曾以“通訊技術領導者”的身份傲視群雄。
上世紀90年代初，得益於此前將發展重心由固定電話系統轉移到移動通訊系統，並在1990年開始的GSM\\GPRS網路時代獲得的巨大成功，愛立信擁有了2G\\GSM領域40%的市場份額以及2.5G\\GPRS領域近50%的市場份額，是當之無愧的行業領軍者。
隨後，全球通訊行業進入了一段爆炸式增長期。在此期間，愛立信整體以保持連續10年年均35%以上的快速增長，繼續領跑整個行業的發展。
基於愛立信在技術方面的優勢，其業務也隨之延伸至智慧裝置、手機晶片等多個領域。但讓愛立信措手不及的是，在GSM領域佔據的市場份額和贏利能力主要源於行動通訊基站和系統裝置的愛立信，基於此向其他領域的發展之路卻並不好走。
在手機領域，於其發售的T28s被曝存在太多的品質問題，再加上華為、中興等中國產手機品牌以低價競爭的姿態入場廝殺，愛立信的市場份額很快就被搶奪，並在不久後跌出中國手機銷量第一梯隊。
在手機晶片領域，模擬手機（1G）時代，摩托羅拉以佔據超過7成的市場份額成為毫無疑問領頭羊。而後，移動晶片市場基本是以ARM晶片架構為代表的高通和聯發科的天下。其中，高通手握大量的專利，在技術上有著非常強的優勢，而聯發科則在市場的把握和推出時間上佔有優勢，對於希望推低價智慧手機的廠商來說是不二之選。面對這樣的競爭局勢，愛立信自然是很快就敗下陣來。
事實上，不僅愛立信的衍生業務發展不佳，隨著通訊技術的不斷髮展，愛立信的核心業務也出現了問題。
資料顯示，在 3G 到 4G 的轉換期，從2G時代開始引領通訊行業發展的愛立信，在 2011 年以 43%的市場分額排名第一，華為的市場份額則為 11%。到了 2016 年，華為以 29%的市佔率排名第一，中興以 12%的市佔率排名第四。
退出手機市場後 “聚焦戰略”顯頹勢
面對危機，愛立信選擇斷臂求生。
譬如放棄手機業務：與日本索尼公司合資成立索尼愛立信行動通訊公司，雙方各控股50%，技術規格由愛立信主導，手機外觀設計及行銷由索尼主導。
雙方結合自己的優勢先後推出了Cyber-shot系列拍照手機和Walkman系列音樂手機，以小眾和潮流的賣點得到了市場的認可，佔有率一度直逼諾基亞和三星。不過好景不長，因為容量不足和後臺便利度不夠等原因，還是沒能一舉翻身。
在塞班、安卓、Windows Monile爭奪智慧手機市場時，索尼愛立信沒能找到自己的突破口，也沒有像蘋果一樣學會資源整合，所以不得不成為了時代的炮灰。直到2011年，愛立信向索尼出售所持索尼愛立信的50%股份，徹底退出了手機市場。
愛立信也並非沒有可以再製霸的武器，早在2000年上半年，愛立信就在GPRS和3G這兩個主要的基礎設施領域佔據了主要市場份額，其中佔據了GPRS市場超過50%的份額，所有的GPRS商用協議可覆蓋超過1億4百萬的使用者。
在3G市場上，包括英國的Vodafone、日本的NTT DoCoMo、芬蘭的Suomen 2G在內的十家運營商有7家都選擇愛立信為供貨商。
巨大的優勢之下，愛立信董事會主席兼執行長Lars Ramqvist曾稱：“愛立信是推動行動通訊驚人發展的重要力量。我們擁有領先的技術和最廣大的客戶群，並且是業界最具實力的系統整合專家之一。我們在移動網際網路的兩個重要的基礎設施領域GPRS和3G所佔據的超過50%的市場份額，確立了我們的領導地位。”
也正因為這種高傲，愛立信在長期保持高階市場領先地位的同時，忽略了正在崛起的中低端市場的潛力。當頭部資源搶佔完畢後，再將產能轉向中低端市場，這時的愛立信已經來不及了。
根據愛立信釋出的2014年第一季度財報顯示，公司實現淨銷售額475億瑞典克朗，同比下降9%，環比下降29%；但淨利潤為17億瑞典克朗，同比增長41%。同期，華為終端業務營收約92.4億美元，企業業務營收約25.2億美元，總體規模超過愛立信約42億美元。
儘管當時輪值華為執行長的徐直軍表示在華為內部，並不認可“華為超越愛立信成為第一”的說法，但愛立信的“聚焦戰略”的確已經開始顯露出弊端。
5G軍備競賽 爭奪未來科技制高點儘管整體上愛立信無法與華為抗衡，但在行動通訊裝置領域卻成為華為的心腹大患。
據市場諮詢公司IHS Markit統計，2018年全球行動通訊裝置市場，愛立信實現反超排名第一、市場佔有率為29.0%，華為屈居第二、市場佔有率為26.0%，諾基亞位列第三、市場佔有率為23.4%，中興位列第四、市場佔有率為11.7%，4家公司合計佔據90.1%的市場份額，其中在北美市場，愛立信拿下高達68%的市場份額，而在歐洲、中東與非洲市場，華為更有優勢，掌握了40%的市場份額。
不過，5G時代，提供了一個重新洗牌的機會。
簡而言之，誰主導了5G，誰就擁有未來科技的制高點，因此華為、中興、愛立信、諾基亞等在全球範圍內悄然打響了“5G爭奪戰”。
從落地執行來看，愛立信、諾基亞在海外市場處於領跑地位。
美國和南韓是最早宣佈5G商用的國家，美國第一大電信運營商Verizon確定愛立信為其核心5G供應商，思科、三星、諾基亞等也入選；南韓電信運營SK Telecom與KT選擇的是三星、諾基亞與愛立信，唯有南韓LG U+選擇的是華為，後者的部署速度、市場規模均領先南韓另外兩大競爭者。
現有的5G市場份額華為不大，這與其遭遇不公平競爭有莫大關係，儘管如此，華為的潛力不容小覷，隨著中國的5G建設邁入快車道，分享5G增長紅利的機會更大。
“中國市場是5G基礎設施的最大市場，我們已投資增加市場份額。”愛立信Quattroporte兼執行長鮑毅康對此表示：“基於增加技術投資的戰略，我們的業務繼續在包括5G在內的領域保持強勁勢頭。”
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這三大運營商今年陸續展開5G招標，華為、中興、愛立信、諾基亞等紛紛摩拳擦掌。
中國移動已開出三筆5G訂單，涉及核心網升級5G、5G終端（測試版）以及5G一期無線工程，華為都是最大贏家。
而入圍中國聯通、中國電信 5G招標的為華為、中興、愛立信、諾基亞與大唐移動，招標結果暫未公佈。
不過，此前網上流傳“中國聯通把209.6億元的5G合作第一單給了愛立信，而不是華為”，經證實該訊息不準確——招標專案為聯通L900基站，這是為4G服務的，且訂單最終是由4家分享，而不是愛立信獨享。
這場5G卡位戰，除了通訊裝置之爭外，5G應用落地之爭也頗令人關注：賦能各行各業，從而孕育一個全新的生態體系，才能真正掌握5G話語權。
華為通過晶片、手機、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等產品，也能打造一個獨立的5G產業鏈應用場景，這一點愛立信、諾基亞就難以做到。
未來，鹿死誰手尚不得知，不過愛立信的受賄風波，對其在全球展開5G業務，參與5G競爭，是一個無法忽視的掣肘：破壞遊戲規則後，會不會影響5G合同的如期執行。
這考驗這愛立信管理層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