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對同事做了個小小的問卷調查——請他列舉出五個歐洲的科技公司。
他倒是也不猶豫，先說了諾基亞、愛立信、飛利浦，然後又說了大眾，我說這個不算，大眾是汽車公司。然後他想了又想，說不出來了。
然後我說，請列舉五個美國的科技公司。
他幾乎一口氣說了出來：蘋果、谷歌、亞馬遜、微軟、高通、德州儀器。還多說了一個。
如果大家有時間，也可以問問自己身邊的朋友，包括對西方企業比較瞭解的朋友問問——歐洲的知名科技企業有哪些？
這就是我發現的一個很容易被忽略但確實存在的問題：歐洲在近二十年裡沒有誕生什麼知名的網際網路科技企業，甚至在半個多世紀中，歐洲幾乎沒有誕生多少國際知名的創新型高科技公司（眾所周知的諾基亞和愛立信其實都是十九世紀建立的公司）。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大洋彼岸的美國高科技公司發展如此蓬勃，而歐洲大陸如此不振？現在我們來看看，美國究竟是如何利用自己在西方陣營中的領導地位來聚攏資源、發展自身的。
喬治·凱南，馬歇爾計劃主要推動者之一
一、馬歇爾計劃與歐美戰後產業分工體系前邊我曾專門寫過一篇關於馬歇爾計劃的解讀，我認為馬歇爾計劃是美國在二戰後的“神之一手”，正是這個計劃的實施，直接達成了三個戰略目標：第一，進一步激發意識形態對立，讓西歐列國和蘇聯形成對峙局面；第二，向西歐國家摻沙子，將美國話語權播種到西歐國家，同時匯聚西歐國家優質資源，包括但不限於頂級人才；第三，確立了冷戰格局，併成為西方陣營領導者。
我們今天再來看這三個戰略目標，會發現馬歇爾計劃裡藏了許許多多的小心思。
先不說美國對於蘇聯的若干心思，我們只來談談美國對歐洲國家的“覬覦”：在二戰後，歐洲因為整個都被法西斯席捲在內，幾乎哪裡都是戰場，也就造成了波及整個歐洲的破壞，城市、鄉村，工廠、農場，可以說歐洲就是一塊大的廢墟。
在歐洲國家人民的眼裡，戰後重建迫在眉睫，他們這個時候的心態就類似於劫後重生，同時加上美國軍隊在二戰時期歐洲戰場上的“力挽狂瀾”的行為，以及在馬歇爾計劃之前就已經進行的經濟援助行為，這些因素累加，導致歐洲國家對美國抱有很大的好感，以及對自身實力的低估，並在這種前提下配合實施了馬歇爾計劃。
有人說美國幫助歐洲國家純粹出於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道主義援助，當然更多人看到美國對援助提的條件，認為美國援助只是為了爭取美國在以後貿易中的最優待遇，但我認為美國圖謀更大的東西。
美國想透過這個計劃來建立一個新的秩序，或者說馬歇爾計劃只是美國一個更大的戰略計劃的開端，這個更大的戰略計劃應該被稱之為“超級大國計劃”。
“超級大國計劃”實質上就是一個金字塔結構，最頂層為美國，下一層為西歐諸國及環太盟國（日韓澳新加等國），更下一層為其他國家。想要完成這個秩序的建立，就要從經濟、軍事、金融等各個領域入手，來確保美國在各個領域的絕對優勢地位。
馬歇爾
為什麼說馬歇爾計劃是“超級大國計劃”的開端呢？因為馬歇爾計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透過計劃的實施，建立一個能夠名正言順且源源不斷為美國輸送人才、資源的體系，我將這個體系稱之為歐美產業分工體系。
根據層面的不同，這個體系在最高層面上即為歐洲和美國之間的產業分工，而再往下，歐洲的分工體系可以參考現如今歐盟會員國的分工體系。
為什麼提到這個分工體系呢？因為歐美分工的不同，會導致優質資源向美國聚集；而歐盟內部因為分工的不同，同樣導致優質資源向話語權較大的國家聚集，比如說德法。
當然有人可能要問了，歐洲戰後還有什麼優質資源值得美國惦記？當然有，而且是最為寶貴的戰略資源——人才和工業資源。我認為當時歐洲國家低估自己的實力，其原因就在於這點上，歐洲儘管經歷了戰亂，但是其人才根基與工業資源依然實力雄厚，甚至可以說，歐洲國家不需要依靠美國也能迅速恢復經濟。
也許歐洲國家也能看到自身這個優勢，但在當時的環境下，卻很難拒絕美國，比如說德國作為戰敗國，沒資格拒絕這種從長遠來看有損國家利益的協議，或者說像義大利等國，在絕望的境地中不得不與美國達成這種名為援助的協議，畢竟它們無力面對蘇聯——丘吉爾“鐵幕演說”將蘇聯形象變成了洪水猛獸。
丘吉爾“鐵幕演說”，1946年
不管怎麼說，協議達成了，計劃開始實施。現代科學的發源地，現代大學和科研製度的誕生地，二戰前的世界科技中心、世界經濟貿易中心從馬歇爾計劃之後，開始變成歐美產業分工體系中相對基礎的一端。
歐洲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就有些類似於“世界工廠”，技術也發展，工業也提升，但是相較美國做的是附加值和技術價值更低的製造業。所以雖然這種地位也促進了歐洲的繁榮，但是相對美國來說，其產業支配地位的不同，造成歐洲大量的頂級人才外流，以及歐洲國家和其殖民地（就算後來殖民地紛紛獨立，但是統治基礎尤其是經濟控制依然存在）的優質工業資源向美國聚集，這些都夯實了美國在整個西方陣營中的領導地位以及在各領域的絕對優勢。
怎麼說呢，冷戰格局實際上加劇了這種趨勢，而歐洲國家在美蘇爭霸的“對峙”中是身不由己的，它們明知道美國在吸歐洲的“血”，但是隻要蘇聯還在，美蘇爭霸格局還在，它們就沒有絲毫的力氣去制止這種事情的發生。
而到蘇聯解體的時候，美國得益於自己構建起來的分工體系所獲得的巨大人才優勢，已經率先跨入電子資訊時代，並且取得了絕對領先的優勢，用中國話講，這叫“大局已定”。
歐盟很不甘心，但也很無奈。
美國矽谷
二、美國獨特的“資本-科技”雙驅動模式，對歐洲創新力量的虹吸效應。從國際角度來說，歐洲科技不那麼出眾，美國科技卻驚人地出眾，其根本原因在於美國主導建立的歐美產業分工體系，它造成了人才和資源向頭部（美國）的聚集，為美國科技的崛起提供了最為重要的支撐，甚至至今仍造福美國科技。
但以美國的角度來講，美國能夠將吸引來的人才與資源實實在在地轉化為科技優勢，這很顯然也是一種出眾的能力。那麼美國除了擁有人才優勢之外，憑藉什麼促進了美國科技的群星璀璨？在我看來，就是美國獨特的“資本-科技”雙驅動模式。
我記得以前有人問過我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企業出海這麼難，而美國企業出海這麼簡單？
我認為這個問題本身存在遺漏——實際上世界上只有美國企業出海簡單，而其他國家包括歐洲的發達國家在內，出海都很難。
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個，就是現代全球貿易體系的基礎實際上就是二戰後美國搞起來的框架，配合歐美產業分工體系來做貿易；而第二個，就是這裡要講的“資本-科技”雙驅動模式，它是美國網際網路科技企業得以迅速擴張的最有力保障。
關於第一個原因在這裡就不多做表述，美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目前正在經歷瓦解，但在之前，美國可以說是全球貿易體系中絕對說一不二的角色。
這裡主要說第二個原因。關於“資本-科技”雙驅動模式，我之前曾做過簡單的總結：美國企業擁有兩個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第一個優勢叫資本主場優勢，這個優勢由華爾街和美聯儲提供，只要全世界的國際結算仍以美元為主，那麼華爾街和美聯儲就不會衰落，這個主場優勢也就會一直存在；第二個優勢叫技術主場優勢，這個優勢主要由美國矽谷提供，只要歐美產業分工體系不發生根本改變，美國一直雄踞整個產業的頂層，頂尖人才和資源流向就不會改變，那麼矽谷也不會衰落，科技優勢自然也就一直存在。
對於美國科技企業來說，豐富的人才儲備以及優質的資源只是基礎，這兩個優勢則為美國的科技創新提供了最好的生存環境：這意味著美國人既可以透過資本優勢，很輕易地獲得技術資源（在美元能及的地方買技術）；也可以反過來透過技術優勢，很輕易地獲得資本支援（去華爾街融資，拿全球投資者的錢當本錢）。
這也就意味著美國人的創業風險及隱性成本非常小，而創意也很容易活下來，在商業模式有可行性的前提下，能夠最高效地成長為科技巨頭。
舉個例子，比如說比爾·蓋茨和喬布斯，他們縱然也是天賦異稟，年紀輕輕就擁有了相當出色的技術和商業構想，但是微軟和蘋果的成長基本上也遵循“利用技術優勢輕易獲得資本支援，然後又利用資本優勢來獲得技術資源”這樣的模式，包括後來的谷歌，谷歌在具有資本優勢後，很輕易地就買到了“安卓”——世界上其他國家很難擁有這種優勢。
所以你看，全世界的企業中，似乎只有美國巨頭的創始人們有從車庫白手起家的（比爾·蓋茨、喬布斯等），有從大學宿舍白手起家的（扎克伯格）……歐洲沒有，歐洲沒有這樣的模式，所以歐洲人或者說西方人如果有了很好的商業構想，他想實現這種構想最好的方式就是移民美國，就像來自南非的埃隆·馬斯克。
這就說到了第二個關鍵點，美國這種模式對歐洲形成了虹吸效應——這幾乎是自然而然的。
歐盟會員國迄今依然是全球高等教育最為領先的地區之一，同時其科技實力和科研水平也一直處於全球領先水平，但是歐洲社會對這些頂尖人才的承接能力存在不足，同時因為美國科技發展模式的成功，歐洲科技人才外流非常頻繁。
這就造成了一種惡性迴圈：美國企業因為獨特的科技發展模式很容易獲得成功，並且將影響力播撒到全世界，歐洲人才也很想獲得這種類似的成功，所以他們只能移民來實現，他們的移民又進一步促進了美國科技的繁榮……說實話，這是個幾乎無解的迴圈。
自蘇聯解體後，歐盟也有了自己獨立的經濟發展規劃和科技發展的相關計劃，它想擺脫美國“無微不至”的關懷，它更想在電子資訊時代有一番作為，甚至出於國家乃至於整個歐盟的利益考慮，它們必然也希望歐洲重新成為世界的科技中心。
法國公司阿爾斯通前高管皮耶魯齊，曾被美國判監禁125年
但現實很殘酷，美國“資本與科技”的雙劍合璧，讓美國在電子資訊時代一飛沖天，歐盟在過去三十年間幾乎一事無成。說幾乎，是因為諾基亞、愛立信這兩個百年老企業和法國在上世紀五十年成立的阿爾斯通在這一波發展中還是煥發了一些生機，不過最有出息的法國阿爾斯通在2014年被美國詭異地“收購”並拆分。
歐洲可能也會明白一條顛撲不破的道理——“經濟的上層是政治”。
歐洲想要在科技上有所突破，它就必然要擺脫美國構建的“舊秩序”，這個可能性在蘇聯解體二十年多後才真正出現。
對，我說的就是中國崛起。
三、歐洲科技發展的兩大利好：中國崛起，和以5G技術為基礎的新產業革命的逐漸顯現。中國崛起對歐洲是最大的利好，這一點歐盟國家應該會逐漸明白，原因一句話就說得清楚：中國可以聯同歐盟及其他國家真正構建起多元化格局。而沒有中國崛起，美國的舊秩序歐盟根本打不破——對歐盟來說，中國崛起是關鍵性的外部力量。
而多元化格局在目前來說是中美歐三方勢力為主的，至少在經濟科技發展領域是這樣。那麼這種新的秩序一旦形成，那麼美國在馬歇爾計劃之後搭建起的歐美產業分工體系就會事實性崩塌，歐洲將可以真正佈局自己的高科技發展路線，以及真正搭建起歐洲版的“資本-科技”雙驅動模式，這裡的資本優勢可能就由法蘭克福或者柏林來提供——因為英國退出了歐盟體系。
那麼歐盟就很有可能能留住頂尖人才，並且讓歐洲也出現孕育網際網路科技巨頭的環境。
而且因為生活居住環境及文化氛圍等因素影響，美國如果不具備其在分工體系中的頂層地位，那麼就很可能出現人才的“逆流”，這就是另一種此消彼長了。
而除去最為重要的戰略層面的利好，對歐洲科技發展最有意義的訊息大概就是新產業革命的萌芽——5G不是新產業革命的代表技術，而是以它為基礎的物聯網、人工智慧技術才可能是。
歐洲現在在5G基礎設施建設上其實處於相對落後的位置，但是歐洲的相關科技科研人才眾多，這是它的最大優勢所在。如果它能抵住美國科技領域的虹吸效應和美國政府的政治施壓來發展自己的5G產業，創造公平有活力的創新環境，孕育並保護歐洲誕生髮展的科技巨頭不被美國“人道主義消滅”，那麼我相信歐洲以後肯定會多幾家我們耳熟能詳的科技巨頭。
寫在最後說到這裡，可能有人會問，中國的科技發展是什麼模式？畢竟中國網際網路科技企業在全球範圍內整體知名度僅次於美國，是網際網路和移動網際網路除美國之外獲得發展紅利最大的企業群體。
就我的觀察，中國能夠取得這麼大的發展成就，是因為我們也擁有一個獨特的三元結構的發展模式——“政策-資本-科技”。簡單來說，政策優勢很容易獲得資本優勢和科技優勢，資本優勢也較容易獲得政策優勢和科技優勢，科技優勢在初期稍微弱一些，它能獲得一定的政策優勢和資本優勢，但是近幾年尤其是去年以來，科技優勢的地位在這個模式中被補齊了短板，甚至可以說成為這個模式中最為核心的一部分：科技優勢能夠獲得最大程度的資本優勢和政策優勢。
所以當我們瞭解美國科技發展歷史的時候，可以驚歎讚美，但完全沒必要仰望甚至自卑，因為中國科技發展的模式更高效。與此同時，中國科技發展的模式已經被中國蓬勃發展的網際網路科技企業所證明，而且我們用更短的時間完成了從落後到領先的過程，我們甚至在前沿科技領域直接讓美國感受到了“威脅”——所以我對華為的被制裁很生氣，但也很自豪。
最後，看過歐洲在二戰後的各種決策，我覺得我們每一箇中國人真的要銘記住新中國的開拓者們，正是因為他們對整個國家民族的高度責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對國際形勢的清醒認識和遠見卓識，中國才走上了最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
前路依舊艱難，加油吧，中國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