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處於一個有非常挑戰的世界，為了應對這個世界，我們需要巨大的不合常規的想法。這個所謂的巨大不合常規的想法，就是‘登月行動’，因為要想登上月亮，不僅需要技術，更需要有想象力。”

我對騰訊首席探索官網大為（David Wallerstein）先生最深刻的印象來自2017年的騰訊WE大會，當時他演講時打出一張PPT，呼籲我們要有行星層面的視角（Planetary Scale Perspective，PSP）。因為我們都希望日子過得越來越好，會關心自己生活的城市，但很難去實時關注我們生活的整個星球。

這讓我想起我其時正在研究的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他把人類出現之前的歷史，劃定為“地質圈”與“生物圈”的影響範圍。它是物理學和生物學的歷史，在這段歷史中，地球上沒有人的痕跡，宇宙一直是依靠自己的內在力量而逐漸進化。然而，地球的演化，最終推動了人類的萌發。此後，人類生成，“意識興起”，為此德日進發明一個詞：“人類化”，意即地球上的所有現象，都受到了人類活動的影響。

德日進

經過幾十萬年的“人類化”影響，如今的地球表面，已經形成了一個由人類智力活動產生的“智慧圈”。“地質圈”、“生物圈”、“智慧圈”，一層一層地進化，呈現出一個壯觀的“人的現象”。德日進率先廣泛地闡述了這種有機系統在全球範圍內擴充的精神層面。1945年，他描述了即將到來的人類“星球化”，他認為這是人類“社會化”加速的下一個階段。

從1945年到2017年，70年過去，卻還是隻有如此之少的人認識到，在“星球化”的條件下，人類多麼需要發展行星層面的視角。“很少的”這個詞，英文寫作“FEW”，如果把它看成一個縮略詞FEW，那就是David這些年不遺餘力地向世人傳達的三種資源的稀缺性，分別是食物（Food）、能源（Energy）和水（Water）。

他為此寫了一本書《重構地球》，引證聯合國有關2050年全球將達到100億人口的數字，指出地球如何養活這麼多人口將成為一個絕大的挑戰：我們面臨“FEW”困境，也即人類生存與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礎性資源正在走向枯竭。

重構地球：AI FOR FEW

網大為（David Wallerstein）

據聯合國預測，2050年全球將達到100億人口。對地球來說，養活100億人口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人類將面臨“FEW”困境。

在這本新書中，作者提出，面對困境我們必須行動起來，用人工智慧（AI）技術為地球“重新程式設計”，重構地球。本書不僅包含跨學科的最新研究，而且有前沿科技領域的鮮活案例。

這本書的英文名叫“AI FOR FEW”，顯示David總結的走出困境的方法，是用人工智慧技術為地球“重新程式設計”。我對人工智慧沒有那麼大的信心，因為在我看來，FEW只是人類的生存危機的一個表現，我們其實已經全面進入“存在風險”（Existential risks）階段。在這個階段，人工智慧自身就是困境的可能來源之一，和全面核戰爭、氣候變暖、病毒流行等等一樣，其有害後果有可能消除地球上誕生的智慧生命，或是永久性地、大幅度地縮減智慧生命的潛力。

不過我並不想在此和David爭論人工智慧的利與弊，而只是想說，在呼籲人類發展行星層面的視角方面，我們是高度一致的。用David的話來講，我們都發現，“地球上的很多事情其實沒人管，也很少有人從全球的角度看待這些問題”，然而，它們卻事關地球上的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區域和每一個人。

地球命運“倒計時”

德日進的“人類化”概念，今天被一個人們更熟悉的詞所取代：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

倫敦大學學院的科學家認為，1610年前後，人類開始主宰地球，並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害。作物和物種在該年發生了不可逆的轉移，這種轉移又肇始於1492年歐洲人到達美洲，開拓了全球貿易，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把物種轉移到新的大洲或大洋，並導致地球的全面調整。除了物種改變，大氣構成也發生顯著變化：大氣二氧化碳在1610年明顯下降，這體現在南極冰芯中。

很多歷史學家認為，美洲新大陸向歐洲輸送農產品和煤炭的易得性是工業革命的兩個關鍵，工業革命後來又進一步推動全球環境變化的浪潮。地球同步低溫時代終結，從此開始了全球性的長期變暖。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荷蘭大氣科學家保羅·克魯岑（Paul Jozef Crutzen）和美國生物學家尤金·F.施特默（Eugene F. Stoermer）把人類主宰地球的時期稱為“人類世”。所謂人類世的意思是，人類自身就是一種地質力量，就像隕星撞擊一樣，可以改變整個地球。人類世作為一種地質時期，從人類對地球地質和生態系統產生重大影響開始，包括但不限於人為的氣候變化。現在，我們甚至可以得出結論：人類是這個星球上最強大的力量，比水、風或者板塊的位移對環境造成的影響還要大。

人類成為這樣的力量的結果，是地球的命運產生了“倒計時”。這個比喻是記者艾倫·韋斯曼（Alan Weisman）提出來的，他用調查報道的筆法，寫了一部對地球的可持續未來持深刻懷疑態度的力作《倒計時：地球未來最後和最好的希望？》（Countdown:Our Last, Best Hope for a Future on Earth?），我是這本書的中文譯者。

《倒計時：地球未來最後和最好的希望？》

韋斯曼旅行20餘個國家，遍訪各路科學家、普通人和政策制定者，詢問一個對於地球來說可能是最重要也最難回答的問題：在不致使這個星球傾覆的情況下，地球到底能容納多少人口？地球的生態系統要保持多麼強勁，才能保障我們的持續生存？我們能明白有哪些物種對人類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嗎？我們如何才能設計一個不依靠無止境的增長也能實現真正繁榮的經濟？

在閱讀《重構地球》時，我不斷想到韋斯曼。他的前一本暢銷書《沒有我們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提出了這樣一個假設：假如有一天，人類突然間都消失了，世界會變成什麼樣？

韋斯曼得出結論：“就像是切爾諾貝利周邊地區，1986年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燃料洩露，釋出大量放射性蒸汽雲。方圓30公里內，從此沒有人居住，只留下茂密的森林，成了小鳥、梅花鹿、野豬和麋鹿的棲息地和家園。”

切爾諾貝利

聽起來很誘人？韋斯曼開始撰寫《倒計時》時也有同樣感受。他認為，減少人口這個想法很棒，自從人類不可避免地走在環境破壞的道路上，為什麼不讓世界恢復潔淨，讓地球自我療傷？然而，從和韋斯曼的交談中我發現，一段時間後，韋斯曼對人類的態度又軟化了。他想到人類已經創造出的美好事物，比如建築和詩歌。慢慢地，他的觀點變得折中：簽訂一個全球性的、自願的合約，限制每對人類夫婦只生一個孩子。

他說，這將把本世紀末的人口總數限制在16億，大概是1900年人口的水平。那時人類可能會與自然和諧相處。我直言不諱地笑話他的想法是一個烏托邦。相比之下，David作為一位網際網路人士，倒顯得更為現實。他承認，儘管我們可能已經構思了很多主意和方案，但地球生態還是在發生根本性變化。

假如有一天，人類突然間都消失了，世界會變成什麼樣？

哪顆鉚釘是最後一顆？

我在翻譯時，讀到韋斯曼在書中引用的美國生態學家艾裡奇夫婦（Paul R.Ehrlich and Anne H. Ehrlich）所講的一個寓言故事，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這個故事講述的是，有位旅客注意到一個機修工正從他將要乘坐的飛機機翼上敲出鉚釘。機修工解釋說航空公司將因此獲得一大筆錢。同時，機修工也向這位震驚的旅客保證，飛機上有上千鉚釘，絕對是萬無一失的。事實上他已經這樣做了一陣子了，也沒見飛機掉下來。

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則寓言的重點在於，我們根本無從知曉，究竟敲掉哪一顆鉚釘，才會是導致飛機失事的最後一根稻草。因此，對於乘客而言，哪怕敲掉一顆鉚釘都是瘋狂的行為。然而如此顯而易見的道理，在事關地球命運的大問題上卻被人們視而不見了：艾裡奇夫婦嚴正指出，在地球這艘大型宇宙船上，人類正在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敲掉一顆顆的“鉚釘”：“生態學家並不能預言失去一個物種的結果，正如乘客無法估計飛機失去一顆鉚釘會有什麼後果一樣。”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2018年10月30日釋出的《地球生命力報告2018》顯示，從1970年到2014年這44年間，野生動物種群數量消亡了60%。最近數十年，地球物種消失的速度是數百年前的100到1000倍。報告指出，人類活動直接構成了對生物多樣性的最大威脅。

人類活動直接構成了對生物多樣性的最大威脅

人口生態學家經常提到“荷蘭謬誤”（Netherlands Fallacy）：人口密集、填海生存的荷蘭擁有極高的生活標準，但並不能由此證明人類可以在基本上非天然的人工環境中健康發展。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樣，荷蘭人需要的也是一整套生態系統所能提供的東西；只不過幸運的是，他們可以用自己的金錢從別處購買那些東西。

換言之，所有“高階”的、“文明”的歐洲人對這個星球的依賴度，其實跟相當原始的菲律賓的漁民或是亞馬遜的狩獵/採集者沒什麼兩樣。事實上，維持歐洲人高生活水準的資源，來自於遙遠的地方，遠到歐洲人無法看到。他們使用歐元能夠買到所有的進口物品，並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他們忘記了，富國所以能夠飛得更高，是因為藉助了與其相距遙遠的國家的翅膀，而後面這些國家，似乎還擁有足夠多的“鉚釘”。

然而，如今這些國家裡的人們正在把鉚釘更快地敲掉。決定究竟哪一顆鉚釘比另一顆更重要，就像是在全球生物系統裡玩俄羅斯輪盤大賭博。沒有人知道，哪一種生物，或者多少種生物，是維持地球最低限度生態系統所必需的。

在英國科學家提出1610年“人類世”論證之前，1964年曾經被認為是人類開始對地球的地質狀況造成持久影響的年份，因為那一年代的核試驗產生了非常明顯的放射性沉積物。儘管我們很幸運地還沒有被核爆能力根本上地改變地球功能的諸多方面，但我們擁有毀滅地球的能力這一點，早已經毋庸置疑了。

同樣在那個年代，人類第一次離開地球那麼遠，可以轉身拍攝一張有關自己星球的照片。“阿波羅8號”的宇航員比爾·安德斯（Bill Anders）拍攝了一張題為《地升》（Earthrise）的地球照片，地球從月球的地平線（月平線？）上冉冉升起，與周圍的暗黑空洞相比是如此的鮮活明亮。

《地升》（Earthrise）

突然，人類意識到我們的地球原來如此珍貴、如此獨特，以至於韋斯曼認為，這張照片點燃了一場大眾環境運動。雷切爾·卡爾森（Rachel Carson）在彼時出版了《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 1962），聯合國則宣佈了第一個地球日（Earth Day）。地球，突然開始佔據人類的頭腦，彷彿我們從司空見慣中忽然警醒過來一樣。

可是，從那時起到現在，我們所做的事情，究竟把地球倒計時的時針往回撥了幾許呢？似乎很多事情指向相反的方向：大氣在持續變壞，主要的食品源被置於生物工程專案之中，人口炸彈的引信並未拆除……恐怕就是這些，讓韋斯曼在原書的副標題“地球未來最後和最好的希望”的後面，加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我們這一代人的登月行動

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把自己生存的星球變成一個大賭局的？我們又能不能夠把人類開啟的這些全球變化，引向不至於挖掉我們站立的基礎的方向？韋斯曼的語氣急迫、懇切、不乏悲觀，然後又懷有深厚的希望。與韋斯曼相比，David顯然更具一種對技術的潛力的深厚期待。他多次提出一個問題：我們這一代人的登月行動是什麼？

這當然是個隱喻，指的是像登上月球一樣宏大的目標和圍繞這個目標所做的各種努力。對這一問題他問自答：就是要在地球上為人類建立堅韌的架構，重新塑造我們的星球，讓人們以一種更智慧的方式進行各種日常活動，以免讓太空中那顆獨特的“淡藍色星球”不至於陷入危險。如果我們找到了重構地球之路，不僅可以用一種可持續數千年的方法來滿足我們的基本需求，還可以滿足大量別的物種的需求。

說起登月，我想起那也是管理大師加里·哈默（Gary Hamel）喜歡的隱喻。他這些年在做一個管理創新交換所（Management Innovatione X change），主張對管理進行駭客式的突破。他來訪中國的時候，我和他請教：你為什麼不做管理大師了，而要去做一個那樣的exchange？哈默給我的答覆是，我們現在處於一個有非常挑戰的世界，為了應對這個世界，我們需要巨大的不合常規的想法。這個所謂的巨大不合常規的想法，就是“登月行動”，因為要想登上月亮，不僅需要技術，更需要有想象力。

管理大師加里·哈默（Gary Hamel）

David是個用AI重構地球的身體力行者，儘管我可以和他爭論技術的前景，但我欣賞他那種突破性的思維，那些完全不合常態的想法。正如哈默所說，“將人類束縛在地球上的，並不是地球的引力，而是因為人類缺乏創新”。

不過，我還想補充一點：現在，我們都身處地球號太空船內，如果我們不能夠具有同一艘船的夥伴意識，那麼恐怕無論什麼希望，最終都會化為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