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三月，有個人在GitHub（一個軟體原始碼託管服務平臺）上用匿名賬號建立了一個關於“996”的程式碼倉庫，其他使用者都可以參與其中，並且有一個對應的域名“996.ICU”。靠著越來越多的使用者的貢獻，在五六月份，“996.ICU”成了廣義上第二大的自由與開源軟體專案（唯一超過它的是freeCodeCamp），有24.8萬人參與，Linux的核心也大概只有10萬人左右參與。
很快，這就成了一個熱點事件，人們開始“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Python的發明者Guido Van Rossum在社交網站上批評996；微軟的程式設計師們則集體簽名，要“保護這個奇觀”，因為微軟收購了GitHub，可以刪除這個開源專案……除此之外，還出現了一些二次創作，比如和996相關的公司黑名單、白名單，“反996協議（Anti 996 License）”等。但這時“996.ICU”的發起人已經沒再出現過。
為什麼聚集在GitHub上的一幫程式設計師要做這樣的事情？
1970年代，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支援開發的計算機作業系統Unix在學術機構和大型企業中被廣泛應用，後來AT&T意識到Unix的商業價值，不再將其原始碼授權給學術機構，並且對之前的系統及其改進“變種”聲明了版權權利。到了1980年代，美國程式設計師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發起了“GNU計劃”，希望發展出一套完整的開源系統來取代Unix，並開始了“自由軟體運動”（free/open-source software movement），主張使用者有使用、複製、研究、修改和分發軟體等權利，認為“軟體的自由，關係到人類的自由”。
▲ 2014年，Richard Stallman在TEDxGeneva上做了主題為《自由軟體，自由社會》的分享。 © tedxgeneva.net
2014年，斯托曼在TEDx上做過一個演講，用了一張圖來表現“專有軟體（proprietary）”的影響，圖中左邊穿西裝的叫做“專有軟體”，右側使用者在支付給專有軟體錢的時候，專有軟體還能控制賭局的變化。就像你用一個軟體來表達對其創立者或者運營者的不滿，對方還可能會向你施以處罰。
斯托曼認為光有出版自由還不夠，還必須有軟體的自由，人應該被賦予擁有和控制軟體的權利。在這個基礎上，他又發展出了一個新的概念——copyleft，有人將其翻譯成“著佐權”，它是用一種版權法的方法來反對版權的存在。他認為創造性資產的無形智慧財產權（包括軟體的）的私有權是壞的，所以提出了copyleft——基於GPL（GNU Public License）這一自由軟體協議，一個人寫了一個軟體，他的程式碼如果被別人使用，新的使用者的程式碼也會被“傳染”成GPL協議，必須開源，否則會違反開源軟體協議，可以用版權法去告違反者。
後來又出現了“開源軟體運動”（Open-source-software movement）。“開源軟體”這個詞來自於開放原始碼促進會（OSI, Open Source Initiative），出現於1990年代的網際網路泡沫時期，OSI認為斯托曼是在搞生產工具公有化，而他們更傾向於和公司多合作，開源的目的不在於意識形態上的“軟體的自由是人類的自由”，而是為了讓全世界的程式設計師更好地協作起來。協作、學習原始碼就需要把原始碼開放出來，大家就可以一起工作了。這一時期正好是資訊革命的高潮，當時“自由軟體”這一概念已經式微了。
前面提到的“反996協議（Anti 996 License）”其實不一定是一個開源協議，甚至不是一個自由協議，因為這兩個詞都是由各自的發起者、發起機構所定義的。
如果GPL這一協議是讓生產工具公有化，那軟體這一生產工具能不能變成工會所有制呢？比如說，傳統來說，在勞動監察部門和勞動者、用人單位之間的關係中，勞動者常常處於弱勢。如果生產工具實現了工會所有制，也就是引入了著作權人，並且和勞動者站在一起，甚至把版權局等也納入了進來。
比如一個芬蘭人寫了一個開源軟體，並且連同“反996協議”一起開源，協議中要求軟體使用者不得違反當地的勞工法或國際勞工公約，如果違反，則是侵犯著作權和智慧財產權。假設某個大公司使用了這一附“反996協議”的開源軟體，被發現違反了當地勞動法，公司首先可能會基於勞動法向權利主張者支付賠償，軟體提供者則可以根據判決結果，主張當事公司違反軟體許可協議，侵犯其智慧財產權，並且起訴該公司。以智慧財產權侵權的路徑再進行判決，這就可能涉及非常高昂的費用。
另外還有一種可能，比如一個軟體涉及到成百上千的著作權人，都各掌控了軟體其中一部分的著作權，或者說通過某些協會共同掌控了一些著作權，他們就可以發起大規模的訴訟——世界各地突然有成百上千的人開始起訴侵權公司。
但在我看來，這個路徑一定會失敗。其實自由軟體運動和開源軟體運動都可以說是失敗了。也許會出現一兩個案例，一些大公司因此破產，但它不會成為普遍現象。因為資訊行業早已脫離了手工業的階段，在斯托曼的那個時代，程式設計師們是在大學裡像小作坊一樣做軟體，但是資訊行業早就脫離了這個階段。
▲ 在網際網路公司，計算機就是新的生產工具，電腦桌工位、被延長的工作時間……構成另一種形態的工廠。 © 圖蟲
程式設計師現在只是幫助大規模生產和剝削的包工頭和監工而已，程式設計師階級是一種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同樣有其軟弱性。如果沒有更廣大、更底層的“數字勞工”參與其中，這種運動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早期資本家、金融機構、貨幣市場等對勞工構成了很大的壓榨，資本主義國家花了兩百多年的時間，試圖用八小時工作制、社會福利等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在1980年代，很難看出誰是資訊社會中的底層勞工。到現在，資訊科技已經全面鋪開，底層勞工已經清晰顯現出來。現在，扎克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就像是一個和20多億人簽訂了社會契約的君主，使用者和他簽訂了一個契約（使用協議），讓渡出去的權力也許就拿不回來了。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日漸清晰的概念——數字勞動。義大利學者泰拉諾瓦（Tiziana Terranova）在本世紀初提出了“使用者的自由勞動為數字經濟提供了價值來源”；特勒貝·朔爾茨（Trebor Scholz）後來總結出“玩樂勞動”（palybor）的概念，認為在網際網路上的娛樂或創造性的無償活動正在模糊勞動和玩樂的界限；在埃裡克·A.波斯納（Eric A.Posner）和E.格倫·韋爾（E. Glen Weyl）的《激進市場》（Radical Market）一書中，更是提出了“資料即勞動”（Data As Labor），而在適當的社會背景下，勞動變成了休閒，工作變成了娛樂。
▲ 《激進市場》全書正文分為5大章節，分別為 Property is Monopoly（產權共享），Radical Democracy（激進的制度設計），Uniting the World’s Workers（聯合全世界的工人），Dismembering the Octopus（肢解大章魚），Data As Labor（資料作為勞動成果/資料即勞動）。從開場白和導言“自由市場的困境”起，兩位作者在每一章節都提出了一種嶄新的思路和角度來嘗試部分解決目前市場遇到的問題。 © 《激進市場》
其實現在的勞動者的階級性已經很難被區分出來了，生產的地點不再是過去那種高聳的工廠，而是一個你看不見摸不著的資料庫。它可以從南非的一個家庭中把使用者的生產資料上傳到冰島的資料庫中，這是一個非常異化、隱匿的過程，所以你感覺不到你的生產資料在哪裡，要想將其“奪回”，則需要去中心化儲存。生產工具變成了你每天玩的手機、電腦等等，商品市場變成了大資料和演算法的市場，貨幣政策變得非常數字化、電子化。如果所一堆人拿著錘子敲打東西是一條生產流水線的話，一堆正在運算的電腦也和流水線沒有區別，所以勞動力市場也被改變了。
唯一沒有變的，可能就是在全球範圍內，人們被一種或者幾種貨幣政策所繫結，其下是一套法幣系統。在這種新的社會形態中，其他所有元素都非常強壯，只有貨幣非常脆弱，即使它看上去是由主權國家的政府所控制。所以現在關於數字貨幣和加密貨幣的討論和爭議也很多，它們也在挑戰和侵蝕傳統的貨幣政策。侵蝕貨幣政策之後，就可能進一步影響商品市場。
如果說資料即勞動，作為生產資料的資料存在於服務商的伺服器上，生產資料是被剝離開的，最後就可能像《美麗新世界》或者《黑鏡》中的劇情，一個人每天做幾個小時的體力勞動作為休閒，真正的工作是生產資料，對著電子產品點選、觀看、拍攝……這就把勞動的邊界無限擴大了，所有的邊界都被打破，市場和勞動都被異化。
從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角度來看，這就是網際網路和人類社會的勞動異化、市場異化的發展。怎麼去解決這些問題呢？有人會選擇隱居，遠離主流網際網路，比如業餘無線電愛好者的“ham radio”、暗網……但整體來說，這些都是小眾群體，更像是隱士。另一條路是“哲人王”，比如早期人們眼中的扎克伯格，最近的Durov（軟體telegram創始人之一），但是指望一個“哲人王”也會有新的問題。
▲ 2019年，RadicalxChange在丹佛舉辦線下活動，該機構致力於推進和完善社會的自治。 © JakeVartanian
如果把程式設計師、資料勞工這些形象串起來，程式設計師是小資產階級，那麼誰是更底層的勞動者？
所以說“996”或者說所有的自由與開源軟體運動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是混合著小資產階級和勞動者先鋒的一種柔弱的運動，它有非常大的軟弱性。作為一個程式設計師，他如果程式碼寫得好，就可能走上創業、融資、上市……成為資本家的道路。“所有小資產階級都想成為資本家”。你必須喚醒更多的底層的勞動者，這裡的勞動者不光是說外賣配送員、網約車司機……他們主張的可能是工作時長和福利。涉及更廣泛的人群，其實是網際網路公司竊取使用者資料等行為，可能涉及數億人的資訊。
如果這數億人不去同情那幾百萬送快遞、外賣的勞動者，如果這幾百萬人不同情那成千上萬的程式設計師，大家互相認為對方是“下等人”，那靠自由、開源軟體，靠隱退或者期待哲人王，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1998年，《密碼朋克宣言》化用了一句經典的話，開頭就提到“一個幽靈，一個加密無政府主義的幽靈，在現代世界遊蕩”。限於當時的理論、技術，很多人沒有預料到網際網路會變成現在這樣，現在看來，其實加密的本質就是一種形式的罷工。
臉書（Facebook）提供了這麼便捷的免費平臺，為其程式設計師支付非常高的工資，還在印度設有處理資訊的公司，由人工點按滑鼠處理資料，其目的就是為了拿取更廣大使用者的資料，開展廣告業務。一旦公司的利潤下降、遭遇公關危機，其經營壓力就會轉嫁到程式設計師等員工身上，裁剪印度公司的員工。
而加密是可以聯合所有人的方式，因為加密演算法是由程式設計師編寫出來的，由普通使用者所使用，也能解放那些點按滑鼠的工人。所以它是貫穿這三種看似沒有交集的階層的工具。如果說加密是罷工的話，一個比較激進的說法就是網際網路這個巨大的工廠裡需要一個巨大的公會。
最後回看這個問題，在網際網路發展之初，人們想得特別美好，憧憬它能改變什麼。但是它並沒有改變運營商的壟斷地位，而加密、去中心化運動，並不能改變這些網際網路巨頭作為世界級資本集團、資料工廠的長期存在。這種長期存在就像是過去的鋼鐵、石油工業。這些在新時代的新公司，其實都是舊公司的零和遊戲的一種，是聯合舊公司所有被壓迫的人的一種“工會”。但是加密、去中心化能使得使用者的資產和勞動權益得到保證。
▲ Dimension開發了外掛Maskbook，“通過一款瀏覽器外掛就能在 Facebook 眼皮底下“公開”和好友進行加密聊天，所有人都能看到我們在用一條條的亂碼傳送訊息，但沒人能知道這訊息具體是什麼”。 © Dimension
資料勞工的罷工不能單純靠程式設計師的生產工具公有化來實現。如果一個程式設計師關心與自己相關的“996”，不願被大公司壓榨，那也應該去關心使用者是否在“996”地刷短視訊、看直播、玩遊戲……因為除非一個遊戲是買斷制的，否則如果玩家被程式設計師設計的程式和演算法所誘導，不停地刷短視訊、氪金，那麼玩家也是在“996”，所以程式設計師就變成了一種包工頭，在不停地“鞭策”使用者。
你必須關心對方，因為大家只是勞動分工不同，如果你不關心這些人，你每天只是向大公司抗議對自身的壓榨，但是回頭卻在寫程式碼誘導使用者繼續沉迷，那麼任何運動都沒有用。程式設計師還必須向底層勞動者賦權工具，比如密碼學。如果沒有密碼學的話，普通使用者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對抗大公司的軟體，他只是覺得使用的時候很爽，但完全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的錢、資料就沒了。所以自由軟體運動其實就是程式設計師生產這種工具的一個過程。
很多理論都預言說賽博世界裡會出現新的巨大的不平等的勞資關係，而那時又會出現新的工會，有可能是去中心化自組織（DAO,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它其實就是區塊計劃和自律組織，我還不清楚它和工會有什麼區別，似乎仍然是一種零和博弈。我們不能完全照搬過去的一套理論，但不可否認，它仍然具有啟發性和先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