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經濟（gig economy）正深刻改變著人們的經濟與社會生活。

網際網路技術與共享經濟的興起，導致常規的工作概念邊界越來越模糊，自由職業的從業門檻越來越低。勞動力市場發生蛻變，諸如應急、應招、臨時、兼職、計件與“零小時合同”屬性的零工市場不斷湧現。越來越多的勞動者開始透過網路平臺打零工，“網際網路+零工經濟”應運而生。

這樣的背景疊加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範圍內持續的影響，進一步推動了從事零工經濟的群體發展壯大，並呈現出快速增長態勢。零工經濟興起將如何變革智慧時代的工作模式？又將給社會帶來什麼新的挑戰？

零工經濟在變化

事實上，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零工並不是一個新近的概念。零工的出現可溯及古代，並且與人類的社會生活相伴相生。通常，熟悉中國社會的人，也往往熟悉長工和短工等自由工作形式。長工是指東家（僱主）相對穩定的工作形式，短工則是指東家相對不那麼穩定的工作形式。

長和短，是用時間定義的工作穩定性。短工便是通常意義上的零工，或者臨工。傳統的零工在當今社會依然存在，比如，西南地區為有需要的消費者提供人力運輸服務，就是典型的、存在時間極為悠長的零工。與之類似，還有自由撰稿人、家政服務、製造服務（如上門製衣）等。

不難發現，零工的本質依然是勞動者運用某種能力花在某個僱主某項工作上的時間。當然，作為一種與人類相伴隨的、早已存在的、古老的工作形式，零工也隨工業化伴生的工廠勞動的發展而發展，被組織化的崗位勞動替代。然而，即使在工業化鼎盛時期，零工也依然存在。

在工業化初期，一些工廠主出於成本的考慮，聘用臨時性、計件工資式的工人，就是工業化時期的零工經濟模式。早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也出現了“零星務工”、“散工”、“短工”等就業群體。

但對於傳統的小時工、鐘點工、合同工、顧問等零工來說，其零工的工作模式較多集中在低收入、低技能勞工群體。並且，傳統“零工”的人數分散、凝聚力較弱，並未形成規模經濟。數字時代重塑了零工經濟的模式，並帶來了一場的工作革命。

一方面，與傳統意義上的零工勞動相比，數字經濟時代的零工勞動帶有強烈的網際網路色彩。網際網路、大資料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勞動者不再經由勞動中介獲取工作，而是直接透過平臺獲得訂單。勞動者擁有工作的自主權，這意味著一種自我僱傭的生產關係。與此同時，勞資關係的社會契約性發生了實質性的轉變，由固定的、具有顯性特徵的社會契約關係變為靈活的、隱性的市場化契約關係。

另一方面，網際網路、大資料、物聯網、人工智慧等新技術的發展使當前零工勞動者的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革。

一是過去以生產性勞動為主的生產方式越來越轉向以服務勞動為主。二是與以往零工勞動者在固定的、集中的工作場合進行勞動不同，當下的零工勞動者採用分散化的工作方式，工作地點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自主性。

三是傳統零工者只需要擁有簡單的勞動技能即可，當代的零工勞動者需具備基本的數字處理技能，甚至有的零工勞動還要求勞動者擁有某項專業技能。

四是零工勞動者與客戶之間建立聯絡不再透過以往的勞動中介機構，而是基於網際網路平臺，平臺透過雲計算對勞動的供給池和需求池進行大規模、高效率的精準匹配。

此外，當代零工勞動是一種按需經濟。這種按需經濟催生出任務導向的零工模式，要求勞動供給方能夠及時獲得勞動需求資訊，並且“即時”完成勞動任務。

比如，網約車、外賣、同城跑腿等行業便是代表性的零工經濟的按需匹配領域。按需匹配性是零工經濟在網際網路平臺或軟體支援下的顯著特徵，它形成了零工經濟對於自由職業者的巨大吸引力。而針對本地化的按需工作而言，網際網路及移動通訊技術能夠實現按需工作的即時匹配，進一步推動了零工經濟的發展。

可見，與以往相比，當代零工勞動的彈性和靈活性更高，工作時間和強度取決於勞動者的意願，平臺與勞動者之間沒有有固定的勞動合同關係，零工勞動者表現為形式上的“自由勞動者”。

零工經濟，就業未來？

依託當代資訊科技，零工經濟得以迅猛發展。美國商業諮詢公司麥肯錫，曾就未來就業趨勢做出一個研究報告，提出“未來職業趨勢就是零工經濟”。同時，他們還預測，就全球而言，“到2030年，每年零工經濟的收益將高達1.5萬億美元”。

此外，根據《2019中國縣域零工經濟調查報告》，縣域市場有零工收入的人群達52.27%，35.11%的縣域零工工作與網際網路相關，“網際網路+”類零工在各種零工型別中排名第一。一系列的趨勢報告，也令零工的工作形式被許多人視為“工作的未來”。

零工經濟看上去似乎“一舉多得”。一是零工經濟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零工經濟作為網際網路時代人力資源的新型分配形式，改變了傳統單一僱傭形式，使得原有的“企業—員工”僱傭合同制度轉向“平臺—個人”的交易模式。這一轉變既節省了企業的運營成本和人力成本，也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

二是零工經濟激發了創新創業活力。在網路平臺的推動下，零工經濟特別是知識型零工經濟的外延遠超過傳統“打零工”的邊界，有著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同時，網際網路時代讓個人興趣與技能可與市場需求產生更佳的匹配，從而讓更多從業者的個人喜好、特長、資源能夠實現更高價值，更靈活地發揮了人們的“生產力”。

三是零工經濟促進了服務業的轉型。當前，我國大部分服務企業採取固定工時制度，生產機制和人員配置方式過於固化，就業靈活性不足。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迅猛發展，服務創新不斷加快，服務創新的數字化逐漸擴散至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使服務創新的平臺化以及零工經濟得到極大的發展，從而促進了服務業的轉型。

平臺可以透過加強整合上下游資源，快速高效調配各種要素，從衣食住行各個方面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既給零工勞動者實現個人價值提供了機會，也支撐了消費者需求，用數字化成果惠及到千家萬戶。同時，數字經濟賦能零工經濟，增加了就業的彈性空間，豐富了就業市場的“毛細血管”。

對零工勞動者來說，靈活用工發揮了其碎片化時間的利用價值。零工勞動者們不僅可以兼職多份工作，取得更多勞動報酬，擁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時間，更有可能實現才能、效率與收入之間的交換，實現更高的價值。

對用工單位而言，零工經濟可有效解決企業因季節性等原因帶來的臨時性用工需求問題，使工作崗位、工作方式、聘用途徑呈現多樣化。同時，它又能最大程度降低用工成本和風險，提高企業經營效率。

不可否認，零工經濟創造了新的發展機遇，對創造就業、搞活微觀經濟、降低企業成本 、增加勞動者收入、促進服務業的轉型有著多方面的積極意義。

零工經濟衝擊就業正規化

零工經濟的未來發展潛力被社會廣泛認同，“全民打零工”已成為一種潮流。但同時，零工經濟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完美。零工經濟的工作模式打破了傳統的僱傭模式，給勞動者、企業以及政府都帶來了衝擊與挑戰。

對於勞動者來說，零工經濟帶來的最大挑戰就是其權益保障的問題，而其權益保障首當其衝的問題就是法律關係的不明確。

我國現有勞動法律制度的判斷框架是基於勞動關係和勞務關係兩種分類來判定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法律關係。然而，法院在審理關於零工經濟的不同案件時給出的答案並不一致，這就引發了勞動法律關係認定的模糊。而法律身份認定的困難，將意味著勞動者得不到應有的社會保障。

此外，零工經濟將會帶來勞動群體的“馬太效應”可能。伴隨著網際網路經濟及數字經濟的發展，享受過高等教育並具有穩定收入的全職工作群體，也將會更充分利用好零工經濟平臺將自己空餘的時間、能力與精力轉化為勞動價值，進而增加自己的額外收入。

這些群體多表現為具有專業技能、專業知識或經驗豐富的勞動群體，並非傳統零工經濟下的低收入、低能力、低學歷的勞動群體，這類群體在零工經濟中佔據顯著優勢。這或將帶來收入較高或家境較好的這類群體利用零工經濟平臺擠佔低收入、低能力、低學歷的勞動群體的可能。伴隨著零工經濟的發展，勞動群體的“馬太效應”將會愈發凸顯。

對於企業而言，零工經濟將會帶來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難題。與傳統的企業組織不同，零工經濟下的企業用工多是臨時性、短期性的，都是來自企業組織外部，來源多元化。這些工人缺乏對企業的歸屬感與忠誠度，會增加企業對這類勞動群體的管理難度。因此，如何有效管理這類群體將成為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難題。

通常，零工多由平臺釋出與招募，勞動群體身份資訊及技能水平在稽核時也存在較高風險。加之零工的准入門檻不高，就更容易出現零工身份及能力與資訊描述不匹配、與企業要求不吻合的情況，這增加了企業在零工的招聘與甄別方面的管理難題。不僅如此，在績效考核、工作激勵等方面，企業也面臨針對零工的管理難題。

在政府方面，儘管零工經濟可以增加 GDP、改善就業情況、促進經濟轉型，但是對於政府來說仍然存在不小的挑戰。除了對勞動者的法律身份認定困難，在社會保障上，目前也依舊存在缺陷。

目前，我國採取的是政府、企業和個體共同承擔保障資金的三位一體的方式，建立的也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然而，對於“零工經濟”中的勞動者來說，卻不存在企業這一關係方，只有勞動者個人與政府。並且，勞動關係中的社會保險並不是強制繳納，這就使得我國零工勞動者的社保問題亟須法律和政策作出迴應。

可以說，今天的零工經濟是一個更加深刻地嵌入在個體化社會的零工經濟，是一個由數字平臺支撐和支配的零工經濟，是一項煥發青春的古老工作形式，更是一個攜帶著社會倫理與道德的社會運動。

零工經濟是古老又具有創新性的命題，因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社會的支援，也更需要社會的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