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哪些因素影響到富士康海外建廠計劃，使其在海外轉了一圈，又不得不將業務重心放回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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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世界代工巨頭、蘋果公司的主要合作伙伴，富士康的一舉一動足以牽動各界神經。2020年1月7日，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工業部長蘇巴什.德賽稱，與富士康合作建立電子產品製造工廠的50億美元計劃已經取消。

這不是富士康第一次海外建廠受挫。

早在2015年，富士康就關閉了在印度欽奈德分廠，遣散1306名工人。同年，終止在印尼的10億美元投資計劃，2017年裁員並降低巴西分廠產能，2019年，美國威斯康星州的專案也傳出停擺訊息。

從初步的統計看，富士康停擺的海外工廠基本承接的都是蘋果公司的業務，換句話說，蘋果公司產品的生產製造在海外轉了一圈，最後又回到中國製造。這對於想要蘋果等美國科技公司脫離中國製造的部分美國政客來說，無疑是一個酸澀的諷刺。

01 富士康無奈轉移“雞蛋”

“不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是商業的黃金法則。”富士康印度業務負責人Josh Foulger曾如此解釋公司海外建廠的動機。

經過多年運作，富士康現已在中國、日本、東南亞、歐洲以及美洲等地，擁有上百家子公司和派駐機構。富士康實際是在下一盤全球大棋，其全球佈局策略可簡單歸納為一句話：“兩地研發，三區設計製造，全球組裝交貨。”其中，大中華區和美國是兩大重要戰略支點，佔據新產品研發位置，製造業務方面，則以中國為中心，在亞美歐三大洲設兩大製造基地，並在全球範圍內貼近客戶市場，組裝交貨。

從全球佈局態勢可以看出，中國的資產仍然是富士康的基本盤，而實際業務產出也是中國為主。有媒體報道，富士康新任董事長劉揚偉在2019年稱，富士康僅約25%的生產能力位於中國以外地區。

也就是說，目前中國這個“籃子”總共裝了富士康75%的“雞蛋”，比例較大，看起來有充足的理由轉移部分“雞蛋”。

不過，往更深層次發掘，會發現富士康海外建廠遠非迎合商業法則那麼簡單，更多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首先是中國人力成本攀升太快。中國統計局的資料表明，2012至2017的6年內，中國的製造業用工成本漲了50%，這對於人力密集型的富士康來說，是一個不小的包袱。

2015年，富士康主營業務的成本構成中，直接人工成本153億元人民幣，2016年小幅下降到148億元，2017年又較快上升至165.6億元。相應地，鴻海精密的用工人數從2015年的近72.7萬人，下降到2017年的60.5萬，下降了大約16.8%，直接人工成本支出卻增加了8.24%。即使人力成本更低的四川與河南，6年時間內，員工工資水平也上漲了120%。

用工人數在降，用工支出仍然增長，凸顯中國製造業用工成本上漲帶給企業的經營壓力。

其次是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通過關稅手段迫使富士康建廠。僅印度就在過去兩年時間裡，給所有進口手機整機加增10%基本關稅，並將基本關稅翻倍至20%。隨後，為避免印度的外資手機企業以進口零件的方式規避整機關稅，印度政府又對手機核心零部件徵收10至15%的關稅。

為避免丟失印度這樣的新興市場，不僅富士康，華為、小米、OPPO和vivo都先後到印度建廠。

問題是，富士康迫於無奈轉移“雞蛋”，但印度、巴西目前還算不上稱職的“籃子”。

02 印度本土手機品牌的尷尬

現任小米集團公司副Quattroporte、兼紅米Redmi品牌總經理盧偉冰，在進入雷軍麾下之前，曾是金立手機Quattroporte。鮮為人知的是，盧偉冰在印度有一個相識17年的老朋友阿溫德（Arvind Vohra），他和盧偉冰年紀相仿，1999年兩人曾同在康佳工作，志趣相投。

盧偉冰每次去印度，再忙也要和阿溫德見面聊一聊。金立後來進軍印度時，阿溫德成為金立在印度地區的主管。

加入金立之前，阿溫德是印度本土手機品牌Wynncom的聯合創始人兼總經理。Wynncom雖然是印度品牌，卻由中國工廠代工生產。阿溫德一直希望Wynncom能實現印度製造，但其他合夥人認為中國工廠代工的成本顯著低於印度本土製造，品質還好，於是拒絕了他的意見。由於意見不合，阿溫德出走，加入金立。

那麼，7年已經過去，加上印度政府的政策驅使，阿溫德期待的印度製造手機情況如何呢？

到印度投資的中國手機廠老闆，包括小米、富士康等都發現，印度的消費電子供應鏈真的很差，開手機廠容易，相關的模組、部件和原材料在印度卻買不到。2017年之後，富士康、小米們的供應商開始往印度搬遷，但完整的手機供應鏈仍然沒有建立起來。印度政府打算讓富士康、小米們帶動起印度本土的供應商，但由於印度缺乏熟練工，生產效率低，品質也往往不達標，很多部件和原材料還是需要從中國進口，加上關稅的話，印度製造的手機甚至比進口的還貴。

無獨有偶，富士康在巴西的工廠開工前，媒體預測其生產的iPad或iPhone由於沒有了超過60%的關稅，價格將最低降低30%，實際卻讓人大跌眼鏡，不僅比美國售價高了將近1倍，甚至連按時發售都做不到。

在供應鏈的成熟完善方面，印度和巴西甚至比不過東南亞的越南，和中國更是無法相比。

03 近20年錘鍊

一個行業的供應鏈的成熟完善，既離不開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做支撐，也需要花時間去錘鍊。中國的消費電子供應鏈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其實是經過了19年錘鍊的結果。

2003年以前，中國產手機基本沒有自己的供應鏈。當時，歐美、日本和南韓才是手機牌桌上的玩家，各自擁有強大的供應鏈，中國廠家連龍套都算不上，最早的中國產手機波導甚至是進口整機再貼上波導的標籤出售，所謂的工廠不過是貼標籤作坊。

當時中國產供應鏈孱弱到何種程度？開模、注塑、膠粘等最基本的零部件製造環節，都無法完成，需要去南韓訂購。手機設計方案也得從日本、南韓購買。

2004年轉機來了，聯發科推出晶片交鑰匙方案，大大壓低了手機行業的進入門檻，山寨機一夜興起，加上國外手機品牌開始向中國轉移供應鏈，越來越多的中國商人一頭衝進手機供應鏈淘金，中國產零部件產業不僅完成從0到1的積累，還迅速開啟替代外資模式：

深圳做收音機和MP3的廠商開始搶佔被南韓把持的注塑市場；溫州人一步步打入電池、喇叭線、資料線、攝像頭等領域；中國開始出現專業的手機方案設計公司，中國產手機從日韓購買方案的時代結束；

2007年，中國手機供應鏈又迎來了一波大爆發。

一方面，2007年10月取消手機牌照核准制，任何有生產製造能力的企業都可以生產製造手機；另一方面，工信部將中國產手機准入註冊資金從2億元下調到2000萬元。

兩大政策一出，整個手機市場的活力被激發，此前的山寨手機開始謀求“轉正”，紛紛轉型做自有品牌，聯想、華為、中興等實力雄厚的企業開始進入手機行業。中國產手機的這一波浪潮，直接帶動中國產供應鏈企業乘勢而起。在後來3G、4G手機換機潮的推波助瀾下，中國的手機供應鏈逐步完善、加強，並坐到全球牌桌前。

十多年前，手機的成本大件包括金屬外殼、主晶片、螢幕、攝像頭等，主要都被國外廠商賺走了，到2015年時，中國廠商已經能從中賺到70%，到現在，上至晶片、螢幕，下至螺絲釘、按鍵，中國手機供應鏈已經能完全實現自給，僅用中國產零部件，就可以組裝出一部功能先進、效能強大的智慧手機。

04 富士康被黏住了

印度等新興市場的消費電子供應鏈要達到中國現有的高度，還需要花時間走很長的路，而且支離破碎的供應鏈還被總體較差的基礎設施、效率低下政府行政管理水平拖累。印度的基礎設施相對於南亞已經較為發達，但和中國比仍然較差，不僅高速公路覆蓋率和品質難以令人滿意，而且由於土地私有，公路鐵路的建設也挑戰重重。印度政府計劃在2020年前新建鐵路2.5萬公里，結果5年（2006——2011）只新建了1750公里。

世界銀行2016年公佈的營商環境排名中，在衡量行政效率的開辦企業、獲得建築許可和獲得電力的情況三個指標上，印度和前沿的距離分別為71.59%、34.62%和81.38%。

由於基礎設施較差、供應鏈支離破碎，富士康在印度的蘋果工廠不得不到5800多公里外的中國廣東進口零部件，而富士康中國工廠的供應鏈都在24小時車程內。結果就是，富士康在中國之外的工廠根本難以完成蘋果公司龐大的訂單量。路透社的資料或許更能說明，對蘋果這樣級別的公司來說，供應鏈的完善程度遠比便宜的人工成本更為重要：2015年，蘋果所有供應商有44.9%在中國，4年之後，在富士康海外建廠計劃緊鑼密鼓的時候，蘋果2019年在中國的供應商的比例又上升了2.7%，達到47.6%。

可以說，富士康蘋果組裝廠海外建廠，轉了一圈又不得不回到中國，主要還是被中國完善而成熟的供應鏈黏住了。

不過，在當前國際貿易環境下，全球製造業供應鏈正處於重塑過程中，印度等新興市場有潛力，但需要花時間去積澱；中國供應鏈有完善和發育成熟的優勢，但面臨人工成本上升帶來的擠出效應，如何化解這一壓力，也是一門藝術。

如何吸引或爭奪製造業這個基本盤，已成為多國考慮重點，未來對供應鏈的爭奪或將更為激烈，富士康往哪兒飛仍是未知命題。

參考資料：

《財新》：《中國手機供應鏈出清》，作者覃敏；

《財新》：《中國手機戰印度》，作者覃敏；

中國信保：《國家風險分析報告》；

《中國智慧手機產業鏈研究及趕超之路》，作者溫曉君；

36氪：《富士康印度工廠停擺，蘋果手機還是得中國造》；

《中國手機企業的印度建廠辛酸史》，作者羅瑞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