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明尼蘇達大學學生Jingyao Liu起訴劉強東和京東公司的民事訴訟案在明尼蘇達州首府明尼阿波利斯舉行了第二場現場聽證會。有十餘位Jingyao的支持者自發到場支援她。

但劉強東本人並未出席這場聽證會，也未委派任何代理律師出庭。

去年9月，同樣在明尼阿波利斯舉行的首次聽證會的焦點集中在了訴訟材料的寄送程式方面，也因此，28日舉行的聽證會是雙方首次在法庭上涉及起訴書中的正式內容。原告Jingyao方面提起的指控罪名包括“民事脅迫與人身侵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性侵和強姦”等，而在28日的聽證會中，京東公司是否應該作為本案被告的問題成為雙方交鋒的核心。

對此，法庭沒有立刻做出裁定，而表示針對這一問題的裁決將擇日另行宣佈。

京東公司在明州的代理律師彼得·沃爾什在法庭現場提出，京東方面認為公司不應為指控中劉強東的強姦罪名承擔責任，並提出，原告起訴書中未涉及京東公司的違法行為。這一問題成為28日聽證會雙方交鋒的核心。

事實上，原告Jingyao方的起訴書中已將京東公司在“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與“性侵”等罪名中列為與劉強東並列的被告，認為公司應為劉強東的侵權行為承擔連帶責任。沃爾什在法庭上稱，他未來將就這兩點提出挑戰，但目前仍未做出詳細說明。

而在Jingyao方面，起訴書中已經對於將京東公司列入被告名單的理由做出了解釋：這首先是因為該公司支付了劉強東參與明尼蘇達大學工商管理博士（中國）專案的學費和期間的開銷，且劉強東的兩位女助理事發時協助他將Jingyao困在車內。此外，劉強東還利用自己作為京東CEO和董事長的身份對她進行控制和威脅。因此，京東集團將作為被告承擔連帶責任。

在聽證會現場，Jingyao的代理律師威爾·弗洛林則進一步解釋了原告方的主張：事發當晚的晚餐屬於京東的公務宴請，其費用由京東支付，晚餐後劉強東將Jingyao送回住處時所使用的車輛也是京東名義租用。

與此同時，在性侵發生前劉強東曾對Jingyao說：“你可以成為像鄧文迪那樣的女人。”弗洛林律師指出，考慮到鄧文迪的生平經歷，特別是她自遇到媒體大亨默多克後在其公司內一路升遷的事實，劉強東的這句話與提供給Jingyao在京東的工作offer無異。明尼蘇達大學職業法律博士王瑞恩在知乎中也解釋道，這一行為“暗示了京東會為原告提供工作機會，因此這屬於京東僱員的職務行為、涉及公司運作。”

沃爾什表示被告方不認可這種理解。

被告方在法庭現場強調，明尼蘇達本地判例當中，沒有將這類行為定義為“與工作相關的行為”的先例，沃爾什提出，無論當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在工作場合，因此不符合明尼蘇達本地法律中“工作相關的時間和地點限制”條款，所以京東公司無需為此承擔法律責任。

但弗洛林進一步指出，當晚京東在明尼蘇達的公務宴請應當被視為當天公司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其酒水和菜餚也是由劉強東的助理使用京東公司名下的信用卡支付的，這應被視為公司需要承擔法律責任的證據。

法庭表示，將另行擇日宣佈是否同意將京東公司移出本案被告名單。

與京東公司成為庭上主要被告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本案的真正主角劉強東不但沒有出庭，甚至也沒有委派代理律師——出席聽證會的沃爾什只是京東公司的代理律師，而不是劉強東的，28日的聽證會現場沒有任何來自劉強東個人方面的代表出席。

這是去年9月第一次聽證會的僵局的持續。在上一次聽證會上，雙方的焦點集中在了訴訟文書寄送方面，劉強東和京東方面認為，原告並沒有將起訴書以及案件相關資料通過正當的程式送至身在中國的被告，被告因此無法準確獲知訴訟的相關資訊。他們主張，原告Jingyao應通過《海牙公約》(Hague Convention Treaty) 將材料送至被告。

法庭最終支援了這一主張，要求Jingyao在三個月內通過《海牙公約》寄送訴訟文書，但直至1月28日開庭，文書仍未成功送達，劉強東方面至今仍表示並未見到起訴書。

《海牙公約》全稱為《關於向國外送達民事或商事司法文書和司法外文書公約》，其執行則主要參照的是《關於執行海牙送達公約的實施辦法》。按照這一辦法的規定，明尼蘇達大學職業法律博士王瑞恩在知乎中解釋，起訴書需通過外交途徑首先發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再由外交部發給最高人民法院，然後由高院層層下發至當事人手中。

當然，劉強東方面並不會對此予以配合，28日，原告律師弗洛林已向法庭建議採取替代送達手段，即由法庭方面安排適當的文書寄送。

但目前這種途徑仍未走通，而根據起訴書的描述和原告律師在現場的表述，從實體角度也不能排除進一步追究公司責任的可能。

過去兩年，劉強東與京東之間的“切割”傾向已很明顯，2018年9月-12月，在明州這起指控強姦案件爆發後的三個月裡，京東股價一度重挫三分之一，凸顯出京東在劉強東獨力掌權的管理結構下隱伏的巨大風險。

2018年12月，在中共中央統戰部與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公佈的“改革開放四十年百位傑出民營企業家”名單中，劉強東沒有入圍。在此之後，劉強東先後退出了翡翠宮飯店、京東物流、京東數碼和多家京東名下的雲端計算公司的管理層職務。

但即使如此，劉強東與京東之間仍未找到一個合適的退出方案——自2018年底的動盪開始至今，京東又有多位高管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下離職，似乎再度確認了此前媒體報道中“京東高管保質期只有三年”的笑談，而一年多以來，期待中的新掌門人仍未站穩腳跟，由於公司管理制度設定，儘管現在的劉強東只握有京東股份的15.5%，卻依然掌握著公司投票權的79.5%。（文/林川 責編/小世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