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分析了全球R&D現狀。在上世紀二戰後的幾十年裡，美國R&D資金佔了全球大部分，當今世界其他地區貢獻了四分之三的研發資金和80%以上的科學出版物。企業R&D活動也日益全球化，全球供應鏈已經成為許多公司的創新體系。文章認為，二戰後美國科技創新政策的核心，即政府資助的基礎研究可靠地引導私營部門應用研發、創新和國內經濟價值的簡單線性創新模式存在嚴重缺陷。許多創新不是建立在新科學的基礎上，而是以新的方式重新組合現有的技術和科學知識，許多國家（如東亞國家）在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之前就已經實現了以技術為基礎的高水平經濟增長。今天，科學知識在哪裡產生或發明在哪裡發生，更重要的是知識在哪裡以及如何應用以產生價值，無論是經濟價值還是健康或安全等其他社會價值。

其次，文章分析了美國的優勢和劣勢。文章認為儘管美國仍然擁有強大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以及有能力的研發資助機構，但期在全球研發領域的主導地位可能已經下降。儘管美國的創新體系在資訊科技和電子商務行業表現良好，但在製造業領域都表現不佳，無論是在新技術商業化方面，還是在現有產業部門應用新技術方面。文章承認許多國家在支援和吸引產業方面比美國做得更好。

最後，文章提出了三條行動路線。首先美國要認識到新的現實；其次美國必須把公共政策的重點放在從研發中獲取價值和創造價值上；最後，美國必須在制定國際科技合作與開發的“道路規則”方面重新發揮領導作用。目前，建立新的國際研發規則的適當機制尚不清楚，文章建議20國集團論壇或是探討一個良好平臺。

關鍵領域包括：1.加強和執行有關從國外研發中獲取價值的可接受做法的國際規範；2.減少國際合作的障礙，擴大關鍵技術開發領域的國際專案；3.制定管理新興科技領域風險和道德問題的共同方法；4.為基礎研究建立共同的最低支援水平；5.協調跨國公司治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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