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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騎手困於系統、網際網路員工猝死、AI用於監視員工的當下，曾經被視作新的生產力和經濟發展動力的網際網路和大資料技術，開始顯露出雙刃劍的另一面。

如何解讀這種社會現狀？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王星認為，以平臺經濟為突出特徵的中國網際網路經濟，確實改變了資本積累方式。資料成為了一種新的生產要素，但資料產生的利益分配尚不明晰，在現實中則呈現為對資本力量的強化。同時，去組織化的內在屬性，是平臺經濟模式獲得競爭優勢的重要組織基礎。模糊的組織邊界進而改變了勞資關係，外賣員、快遞員等平臺勞動者很難找到明確的僱傭責任主體，勞動者更加 “原子化”（注：“原子化”指個體間聯絡的弱化，中介於國家、資本和個體之間的社會組織消失，個體直接面對國家和資本力量的狀態）。

王星指出，原子化會降低勞動者對於資本的談判能力。“在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理論中，流水線對勞動的異化，除了技能的退化，另一個很重要的體現就是勞工原子化。”另一方面，隨著知識社會到來，知識生產不再是一件某種 “追求真理” 的工作，而成了資料化、資訊化的新型勞動。網際網路企業中 “碼農” 等傳統白領職業群體和平臺勞動者一道，成為了勞工社會學學者所說的 “新勞工群體”。工作創造性成分降低之外，高企的勞動強度，讓 “打工人” 亦成了白領職業群體的自嘲之詞。

王 星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研究方向包括經濟社會學、勞工社會學、技能形成，著有《技能形成的社會建構：中國工廠師徒制變遷歷程的社會學分析》，陸學藝社會學發展基金會第五屆 “社會學優秀成果獎” 獲得者

撰文｜張一川

責編｜劉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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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平臺經濟與勞工原子化

王星：平臺經濟實際上重塑了勞資關係，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勞動者不知道僱傭方是誰了，勞資關係不再像以前 “一對一”。對於勞動者來說，想尋求保護時，責任主體更加不明確。維權更難，原子化程度會更高。不僅僅是平臺經濟下，中國各個行業的勞動者組織化程度都很低，這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一個事實。

從歷史來看，改革開放初期，極度注重城市化、工業化發展帶來了失衡，資本強勢，開出的工資低。原因是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勞工群體，尤其是農民工群體，生活境遇狀況差，對工資要求低，勞動力的供給嚴重地供大於求。但這又成為我們經濟發展的一個比較優勢，秦暉曾將其稱之為 “低人權優勢”，很殘酷，最終也付出了很多的代價。

另一方面，相比印度等國家，我們國家的勞工更“守規矩”。並不是說中國的勞工就很懦弱，而是他們被社會的整個制度環境和文化傳統塑造出來的 “勤奮” 和 “守規矩”。

這種表面上的 “守規矩”，實際上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原因其一，受到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強調 “和”，不強調對抗。文化的影響是彈性的，但是潛移默化、無處不在。其二，如果我們把勞工抗爭視作一個理性行為，那麼他們就一定會有成本和收益的計算：是選擇抗爭？還是用腳投票？還是忍耐？簡單來說，我們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渠道比較少，工會組織的力量較弱，以及集體行動的機會結構缺失，導致勞工以個人維權為主，有資料顯示勞工維權中，集體維權佔比不到10%。此外，為了招商引資，地方政府在處理勞資糾紛時可能會更相對偏向資方。

這背後是在於政治權利、市民權利、社會權利等保障不足，導致勞工選擇的勇氣和選擇的能力受限。

曾經在特定時期的 “低人權優勢” 到現在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對於勞工權益的保護，我覺得依然路還很長，非常地長。

王星：這個判斷很有意思。像外賣小哥、快遞小哥，我們可以稱之為 “任務領取者”，就是去執行、完成一個任務。從這個層面來講，我覺得和傳統的流水線上的勞工本質上是一樣的。

不一樣的地方可能在於 “勞動的體驗”。以前在固定生產車間從事工作的勞工，會有一種明確的 “僱用和被僱用” 的感覺。而在平臺經濟下，勞動者會覺得勞動是為自己在奮鬥，是打工人，在為自己在打工，會有這樣一種信念和體驗。

不過，資料發現，隨著行業的發展，平臺經濟下的勞動者每一“單”的價格，這些年一直在下降。外賣員只有跑更多的單、付出更多的勞動，才能獲得與以往相同的收入。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需要進行更多實證的分析。可能的原因有競爭因素，資本的刻意維持等等。

王星：有這樣的可能。首先，從平臺經濟的資本積累形式來看，平臺的特點就是高准入門檻，但是進入以後，剩下的產品就是零複製成本，一旦形成壟斷地位，成本又會急劇下降。資本的增長不是線性的，而是風險資本的型別，一旦壟斷形成便會極大地增長。

當平臺透過技術讓人對它產生依賴之後，無論是消費者還是任務領取者，都有可能悄悄地被剝削。一方面是因為高度地依賴，沒有別的選擇。另一方面，消費者和勞動者產生的資料及其收益，都歸平臺所有。這種演算法的剝削可能更高明，隱藏得更深。所以這不僅僅是一個勞動過程的問題，而是一個全社會的公共性話題，即如何讓利益在平臺、消費者、任務領取者之間的分配更公平一些。

王星：完全由市場來調整可能會導致兩極化，可能會失敗，我覺得需要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力量去介入。不過到底怎樣去調節？目前我還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平臺經濟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工，輕資產，但股市的價格卻非常高。這是 “金融資本主義” 非常典型的特徵，股東利益、風險資本的利益會得到極大保障，但其他人的利益保障就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乏，導致利益分配的兩極化。

02 勞動者被困在 “指標社會”，缺失休閒的時間和空間

王星：馬克思界定 “勞工” 有幾個特徵：第一，從事集體性勞動；第二，多在第二產業中，就是傳統上講的產業工人；第三，主要依賴工資收入。今天的 “新勞工群體”，我的理解就是把產業型別從第二產業擴充套件到第三產業，把服務業，包括資訊產業中的一些職業也納入進來。比如在網際網路公司裡的 “碼農”，他們的職業可能從傳統上來界定屬於白領，實際上他們也是 “勞動密集型”了。

王星：從客觀資料來看，科技的進步，這些知識的資料化、資訊化，極大地推動了生產率的提高以及人類社會的發展。

但在具體勞動過程中的變化，首先是分工越來越精細，複雜技能的生產活動被簡單化；其次，勞動過程對於技術技能的依賴方式改變，在某些工種、崗位、工序上，很多技術技能都被替代掉了。

與此同時，在其他一些工種、崗位、工序上，卻創造了新的機會，可能對於技能技術的要求會更高。所以我覺得，對於具體工種、崗位、人群的分析可能更重要，不同人群的境遇是不一樣的。不同境遇條件下，如何讓新的生產力提升它所創造的價值，在整個產業鏈條中，讓不同工種、不同人群都能夠共享，可能會是新的命題。

王星：演算法對勞動者的控制集中體現為三點：一是勞動過程監視；二是工作績效評估；最核心的是透過績效評估演算法進行任務分配。透過這三點，演算法幾乎實現了勞動者的全過程控制。與傳統控制手段不同，演算法控制具有迷惑性。根據我們對快遞員的調查，“演算法” 技術進步讓他們獲取訂單更容易了，收入也增加了。從勞動過程的體驗來說，組織邊界的模糊，讓他們好像感覺到自己更有主動性；不過也有很多學者說這種主動性是一種假象。所有的這些都會讓他們對系統形成依賴，他們的勞動過程需要這個系統。系統裡，它就會不斷地、用各種各樣的指標去推動你。

這個問題在我看來其實也是社會層面的問題，整個社會的所有群體都在被考核，考核的力量無處不在。對此有學者曾經總結叫 “指標社會”，即所有主體，政府官員、企業組織、社會組織，都會被給出一個指標。至於透過什麼途徑去完成？手段和渠道是否正義？大家關心不多，只關心結果。這種結果導向的評價體系，就會讓所有人都困在指標系統裡，也會導致很多不擇手段完成指標的現象出現。

這些困在系統裡的勞動者，我覺得既有誘惑性的因素，也有一些難以言說的無奈。這種 “技術殖民主義”，背後有很多邏輯，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還是資本用技術來最大化逐利。也就是說技術手段並不是客觀的、中性的，它是有價值取向的。

在市場競爭過程中，一個企業組織要運營下去，都要進行一定的控制，促進資訊共享、知識流動，減少內部交易成本。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技術是管理的一種方式，是為了提高運營的效率，增加組織的競爭力。所以泰勒制才會成為一種科學管理。

泰勒制透過生產管理過程的組織改變以匹配標準化生產要求，提高規模化機器大生產的效率，也推動經濟飛躍。但後來的很多研究證明，泰勒制所推崇的完全客觀化勞動過程在現實中是不可能實現的。在勞動過程中，勞動者主體性依然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勞動者的自主性是勞動價值的核心。很遺憾，目前的很多平臺系統並沒有重視，系統設計的任務就是最大限度地減少其勞動過程中的不確定性。顯然，這種系統剛性的另一面就是系統的脆弱性。

另一個層面來說，從人身依附或是從自由的角度來理解，無論工業社會還是農業社會，都存在人身依附層面上的控制。現在我們看到的甚至有對於員工上廁所時間的控制。這種層面的控制我是比較反對的。對人權的傷害，需要警惕和反對。在勞動過程中，資本對於人的勞動心理，以及人權的侵犯，也是勞動過程異化的內涵之一。

所以，哪些控制屬於企業的自我經營管理權，哪些不是，需要進行一定的區分。法律實際上有所規定，但在現實執行中，往往會發現界限比較模糊。

王星：加班其實已經是一個常態。抬頭看看整個社會的事實，無論體制內外，全行業都在加班。至於是否需要加班？以及為什麼加班會變成一種文化，這個問題我覺得討論起來比較複雜。最早流行加班文化的是我們的鄰國日本和韓國。有學者認為，加班文化背後是公私混同的亞洲文化傳統使然。例如，在亞洲社會，我們總是喜歡將 “以廠為家” 的勞動者塑造為勞動模範和典型，號召大家去學習和效仿。另外，如果男人不加班而早早回家會被貼上 “社交失敗者（而非顧家的好男人）” 的標籤。與此同時，激烈的市場競爭和生計壓力也會催生加班文化。造成加班常態化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強制性因素，比如一些工作崗位性質需要你加班；二是誘惑性加班，有某種因素不斷激勵你去加班。很多的職業群體都不可能完全地把生活和工作切割開來，這是一個事實。另外，比如有些公司通常不提供早餐，但卻提供非常豐富的加班宵夜。有些會給夜班員工提供更好的通勤服務等。這其中涉及到法律層面的兩個問題：

1. 是否按法律規定支付加班費；

2. 加班的限度，如何保障員工合法的休息權。

一旦一種行動方式上升到國民性的角度，比如東亞公私混同的文化傳統，那麼這些問題解決起來就比較困難了，甚至陷入無解的境地。我想，這其中需要我們注重兩個層面的東西：一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某一職業群體放棄休息而玩命加班；二是這種加班文化可能帶來的經濟社會後果。這其中尤其需要社會科學實證層面的研究，比如加班文化與自殺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加班文化是不是加劇了社會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的趨勢等等。另外，對於 “996”，也不宜從社會問題層面進行過度解讀，一定程度上讓它迴歸為勞動者和企業組織之間 “自由選擇” 的範疇也是必要的，這種 “選擇的權利” 和 “選擇的能力” 非常關鍵。勞動者辭職時會不會遇到刁難？會不會剋扣工資？勞動者 “選擇的權利” 和 “選擇的能力” 如何保障，是一個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比如，平臺經濟模式中普遍存在的非對稱性勞動合同，及其可能導致的各種風險，更需要我們警惕。

王星：我很認同。如果在一個公司、一個行業，文化或者模式就是這樣，你去違反、去抵抗它，在組織裡面生存的空間就會很狹窄。這種情況在每個行業都存在，每一個組織內部都有組織行為的方式和習慣，每個行業裡都會有不適應組織規則和組織行為方式的一類勞動者。

但從整體的社會層面來看，這說明我們都缺失休閒的時間和空間。某種意義上說，全社會、全行業都存在一種 “奮鬥者文化”，而且一直以來為我們所歌頌、崇尚。這就使得企業、勞動者和社會組織的行為邊界變得模糊，很難區分究竟是企業要求還是自發的加班。

那怎麼去治理？未來怎麼去解放人的休閒？

而對市場力量的規制會有不同的方式和結果。比如說北歐的福利國家是一種規制方式，人們休閒時間最多。但也會帶來弊端，如勞動力市場的僵化，導致年輕人失業過多，一旦發生社會危機，會導致一部分階層整體陷入弱勢的狀態。

當自由市場力量充分釋放的時候就會出現這樣的現象，這樣的論斷可能會引起很多人的反感，但我們不可能達到一種理想社會（ideal society），而且我的觀點也是不要去追求理想社會，大家要知道，當我們想去設計一個理想社會的時候，它可能最終會導致一個悲劇的結局。

03 勞工保護和經濟發展博弈如何破局

王星：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覺得剝削是一種非正義的分配方式，而管理是所有企業組織為了提高組織效率都要去做的事情。無論是剝削還是管理，都有對勞動者的控制，有可能它們兩者就是一體兩面的，管理的過程也強化了資本控制的力量。

所以對於勞資關係，我們不能站在一個道德制高點去看待。勞工社會學提出，不能抽象地去看待 “勞工”，以往的研究中也具體到不同行業、崗位、型別下具體的勞工。同樣地，資本也不能泛化和抽象地看待，每一個行業、每一個資本所付出的辛勞和承擔的風險也不一樣。

管理的最理想狀況就是達成合作，而不是一種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這些年我們看到，很多行業招工已經非常困難，資本要繼續維持生產，要改變對勞工的態度，要分享更多利益，提高工資、提高待遇、提高福利。

對。勞動者一定不能成為馬克思特別批判的原子化狀態。流水線對勞動的異化，除了技能的退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體現就是勞工原子化。現在這些技術的進步讓很多的勞動者原子化，導致談判力、議價能力受到很大的影響。我們不希望看到，最終只能透過 “鬧大” 這樣一種方式來進行抗衡，更希望看到行業秩序的良性執行、健康發展。

對於勞資關係的看待，我覺得，第一，應該更多去討論勞資合作的可能性和條件，需要的社會基礎，以及實現它的路徑，這樣更有利於現實層面很多問題的理解。第二，勞資關係具有政治成分，但也有經濟、社會的成分。首先要認為它是一個經濟問題，不應該過度政治化地處理。把勞資糾紛視為政治問題，既會阻礙勞動者權益的實現，也會人為地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曾經有一段時期，珠三角的勞資矛盾、勞工罷工情況非常嚴重，引起很多學者關注，到後來有一階段漸漸就平息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就是無論政府、還是工會部門、還是勞動者，都不再把它過度政治化。

王星：自由主義學者會認為社會保護屬於 “反市場的政治”，很多人一直以來把社會政策定位成一個剩餘性的政策安排，屬於經濟政策的附庸，是市場作用之後的修修補補。但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經濟發展和社會保護是可以協調、有機整合到一起的。社會政策不僅僅是一種剩餘政策，而是一種獨立的、重要的政策安排。

針對資本主義多樣性的研究發現，勞工保護充分的一些國家，它的經濟韌性更強，抗風險能力更強；比如在日本，當企業面臨經濟危機時，員工會主動提出降薪，和企業分擔風險，而這又得益於他們在勞工保護上的努力，如不鼓勵工人罷工但同時也不提倡企業解僱工人，透過非市場機制來協調社會各階層、各經濟與社會利益主體之間關係。此外，勞工保護會有利於國家和企業更好地積累技術技能的人才。人才不用擔心被企業隨意解僱、企業不擔心人才被惡意競爭隨意挖走，雙方都有投資技能培訓的動力。長期積累下，形成核心競爭力，形成 “比較制度的優勢”（而非 “比較優勢”）。從製造業來說，勞動保護的社會政策越充分，以及對於勞動者技能培訓的投資、對於社會權利的保護越健全，都有利於我們的產業發展趨向高階。

王星：我認為是必須的。勞動力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和物的商品不一樣，它依附於勞動者身上，勞動者的待遇直接關係到勞動力作用的發揮。勞動者有很多層面和結構的需求，比如文化的需求、尊重的需求等人的基本權利需求，還有對公平和平等的追求。

很多弱勢群體在市場競爭中可能沒有競爭力，也就是法國社會學家圖海納說的，“市場力量的釋放過程，就像跑一場馬拉松，很多人跑著跑著就跑不下去了，被甩出去了。” 但是，被甩出去的那些人，其實有很多非市場的原因造成這種結果，在市場社會中卻表現成 “沒有市場競爭力”。並且從社會公正的角度講，也不能任由他們被甩出去，需要保護他們。

04 阻止勞動力過度商品化是社會需求

王星：波蘭尼把整個資本主義社會視為一種在 “市場” 和 “社會” 之間的 “鐘擺運動”，市場力量釋放過多，就會向保護社會開始回擺，強調國家對自由市場力量的約束，比如透過社會保障的機制，濟貧法案、社會保險等等。行業協會和工會組織，在波蘭尼的分析框架中都是經濟組織之外的 “社會” 力量。有學者認為，這是我們市民權利、社會權利的一種體現；而在馬克思主義學者看來，這是勞工運動的產物。

波蘭尼的判斷非常宏觀，我覺得非常有價值，但是需要進一步去推進。

從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歷史來看，資本主義是多樣性的。每個資本主義國家在 “市場—社會” 這個鐘擺位置上的選擇，是根據自己的國情、歷史文化傳統形成的。有些國家習慣於採用社會力量來約束市場，比如德國、日本，但是在英美這些國家，更多強調國家最小化，強調充分釋放市場力量。

這裡面涉及兩個問題。第一，行業組織的力量怎麼進行界定。德國行業組織力量很大，會對勞動者，包括企業組織都有很強的約束力。這種對市場競爭力量的限制，進而演變成國家的制度，有了法律保障。有些國家的行業組織力量就不是那麼地大。

第二，勞工組織力量，也就是勞工群體的組織化程度。美國以前有很多的工會組織給勞工爭取權益。不過現在，不管哪一個行業的工會組織力量都在急劇下滑，美國工會已經不再採取鬥爭性的策略，而是採取合作性的策略，避免把資本轉移出去。在德國，工會組織有一個勞動共同體的制度基礎，也就是說經濟民主化的程度相對較高，工人群體、工會組織能夠更充分地參與到企業工資待遇、勞動過程的決策過程之中，更有利於勞資關係的和諧。

在這中間，其實並沒有哪一個模式是成熟或完美的。無論是德國的勞動共同體式經濟民主，還是美國自由資本主義的、強調科學管理的勞動過程，都有它的優勢，也都有它固有的一些弊端。

但不論哪種路徑，都需要保障勞動者自由選擇的權利。

王星：在《鉅變》這本書中，波蘭尼認為，當市場力量過度釋放，所有社會機制都由市場力量來作用時，就會陷入 “市場社會” 的狀態。在市場社會里，一切原則都是商品交易的原則，即競爭替代的原則。這就形成了市場對於社會的過度侵蝕，無論是對社會的發展還是經濟的增長，都是不利的。波蘭尼認為，萬物商品化是資本主義走向危機的根源。而勞工抗爭也就是對於商品化的抗爭。

勞動力的商品化程度，也就是從勞動力市場上獲取的收入，佔所有收入的比重。對於 “商品化” 這個概念，論述得比較多的是艾斯平·安德森。他根據勞動力商品化程度，對資本主義國家做了型別劃分。它實際上和社會保障機制緊密相關，社會保障在收入中的替代率越高，說明勞動力商品化程度越低。勞動力商品化程度最高的社會，艾斯平-安德森稱為自由主義的福利體制，程度最低的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體制，此外還有保守主義的福利體制。

王星：很難說有一個理想型別上的劃分。一方面，從十九大報告看，國家的整體判斷是我們的勞動力市場上還存在著諸多的體制性和機制性的障礙，意思是自由市場力量的釋放還有很多障礙。但是我們又會看到另一個層面：社會上存在大量非正規就業。因此有學者稱其為“魔方”，有多元的面相。

但是從整個國家的改革方向來看，是強調市場在整個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而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我想也是會強調市場的這種決定性作用。

我最近的思考是，把勞動力市場資源配置和產業型別結合起來，分析不同產業型別的勞動力市場是自由過度還是管制過度？比如製造業，從全球的經驗來看，想要製造業發達，要對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傾向進行一定的管制，讓企業安心培訓提升勞動者適配該企業和該行業的專用技能，才能夠更有利於製造業技術技能的流動、傳播和積累。而在資訊產業裡面更多地強調勞動力市場自由力量的釋放，強調靈活的、彈性的就業，勞動者更願意在通用技能上進行自我投資，更有利於資訊產業的發展。不同國家勞動力市場的策略不一樣，在產業競爭的背景下，要做一種適應性、匹配性的決策。

從國家整體的層面出發，要對勞動力市場體制性和機制性的障礙進行改革，比如造成農民工縱向流動困難的戶籍、學歷等制度性因素，又如相比體制內向體制外流動，體制外向體制內流動的制度門檻很多等等。但在區域性層面，要根據區域的產業結構特徵，對勞動力市場進行適應性調整。例如，用以提升勞動者地位和談判力量、減少被解僱風險的勞動者技能，它的獲得方式是市場性還是福利性的？獲得的成本由企業、社會還是勞動者自己來承擔？這些適應性、匹配性的勞動力市場戰略，在差異外也有相同之處。無論在哪個產業，都要強調對勞動者自由權利的保護，要強調對企業主的惡性競爭行為進行一定的管制，更有利於勞動力市場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