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歐美和日本的機器人文化，我們很容易發現：在歐美文化中，人們更多地在恐懼機器人侵佔了人類的生存中間，人類本想獲得利益，最終卻自取滅亡；而在日本的文化中，機器人與人類和諧共生的場景偏多，充滿了期待與願景。

這種文化差異自然不會逃過學者的眼睛，2015年卡普羅提出“跨文化機器人倫理學”（Intercultural Roboethics）。石破天驚，給人以全新的認識。

從此機器人倫理不再僅僅意味著關於機器人標準的探討，也融入了更多的文化因素。

機器人作為人的複製物或者替代物，文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覷。因而，對“跨文化機器人”的研究看起來是一個及其狹隘的領域，但其實包羅永珍，屬於重要的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

我們時常會思考：在不久的將來，機器人會不會像上世紀的汽車一樣普及。這個問題自是沒有大難，也沒有什麼可參考的前例。畢竟在上世紀，汽車普及之前，可沒那麼多人發出類似的空前絕後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