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F5G（千兆固網）和5G為核心的新一代資訊基礎設施，以人工智慧、VR、車聯網、智慧製造等為主導的新興技術的商業應用，是新時期中國數字經濟和網路強國建設的兩翼。然而，不同於此前家庭寬頻和3/4G普及時期的發展條件和產業生態，當前中國新一代網路和下游商業應用內生髮展、互動增強的機制並未形成：一方面，智慧製造、車聯網等下游應用的技術和商業模式並不成熟，且運營商上一代網路建設投資尚未回收完成，因而運營商缺乏對新一代資訊基礎設施進行投資的內在動力；另一方面，如果新一代網路基礎設施不能加快完善，下游商業應用就無法在更高速度、更高可靠性網路的支援下通過工程迭代和商業模式探索逐步發展成熟。基礎設施和下游應用相互掣肘，形成當前制約中國數字經濟高品質發展的“囚徒困境”。
一、以“千兆先導”破解當前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瓶頸的思路
通過升級網路基礎設施，賦能下游產業，促進實體經濟轉型並搶佔全球競爭制高點，是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路徑。然而，目前網路基礎設施投資和垂直行業應用發展之間存在強烈張力，上游運營商和下游垂直行業陷入了二者難以實現同步投資與應用開發的囚徒困境，形成了運營商投資動力與投資能力不足、領先行業應用與生態發育緩慢的不利局面。如果不能儘快打破這種困境，中國通訊產業的硬體技術優勢將無法及時轉化為產業優勢，對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前景和全球競爭地位造成長期負面影響。對此，確立“千兆先導”思路，加速佈局對運營商而言投資壓力相對較小、對垂直行業應用又具有重要帶動作用的F5G（千兆固網），同時協同部署和支援5G發展，將是破解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瓶頸的重要抓手。
首先，當前三大通訊運營商和下游垂直行業已經在事實上陷入了基礎設施投資和行業應用開發孰先孰後的囚徒困境，直接影響中國數字經濟向更高水平發展。一方面，過去四年網路資費水平大幅下調，加之產業政策與市場競爭要求未來資費繼續降低，運營商利潤收縮，投資乏力。三大運營商寄希望於垂直行業前瞻性地開展應用創新，帶動管道業務的商業模式創新（如應用收入分成）和擴量增收，提高自身的基礎設施投資能力。另一方面，垂直行業儘管認同5G、F5G（千兆固網）等新型網路基礎設施的賦能作用，但在相關設施基本成熟並具備規模效應之前，除了部分技術先進、預期明確的領先使用者，少有企業願意在產業介面標準尚不明確的情況下，開發高度依賴於新型網路基礎設施的、高附加值特色裝置和應用。如此一來，上游網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難以激發下游應用研發熱情，下游應用開發與推廣力度又難以提升上游對基礎設施的投資能力與動力，形成了上下游主體均對投資持保守態度的不利局面。
其次，在各項新型網路基礎設施之中，F5G（千兆固網）的投資特點和應用特點使其成為破解運營商與垂直行業投資之間囚徒困境的最佳突破點。F5G是第五代固網（the 5th Generation Fixed Network），即以10G PON技術為代表的千兆超寬固網。從投資方面看，F5G升級簡單且整體投資少，是運營商以輕資產、低成本方式迅速提升頻寬的有效途經。2019年7月，中國光纖覆蓋率已達到90.4%，作為整網投資關鍵的PON ODN和終端投資基本完成。運營商不必重建光纖系統，只需對局端板卡和終端等硬體進行簡單升級，即可實現由GPON向10GPON的平滑演進，鋪開千兆寬頻服務。從技術方面看，F5G與5G在應用領域上重合、在應用場景上互補，是加速形成下游應用市場、反哺網路基礎設施投資的先導力量。由於5G資料回傳依賴於光纖骨幹網，F5G和5G的主要應用領域（如工業網際網路、智慧醫療、智慧城市、雲VR等）必然高度重合。但是，F5G側重於高穩定性的有線場景，5G側重於高靈活性的移動場景，二者在具體應用場景上存在很強的互補性，在相同應用領域的融合發展是必然趨勢。F5G率先鋪開服務，可有力支撐關鍵應用領域發展，形成規模化的應用市場，反哺固網資源升級和5G投資需求，促使垂直行業應用和網路基礎設施投資形成良性的發展閉環。
最後，運營商積極探索利用千兆固網開闢新業務領域，但受到體制機制限制，還未能充分釋放出F5G激發數字經濟向更高水平發展的先導潛能。隨著“雙G雙提”行動推進，多個試點省市快速實現了千兆寬頻覆蓋。運營商積極探索基於高速固網的新業務和新服務，嘗試拓展管道收費之外的收入來源。個性化組網服務、智慧看家、雲VR等都是其發力重點。然而，新業務開展年餘以來，運營商的收入改善預期和商業模式創新預期並不理想，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降費預期造成剛剛起步的千兆固網已經面臨著增值服務不增收的局面。以短期應用前景最為明朗的雲VR為例，該業務宜首先依賴於千兆頻寬，在家庭環境下通過組網管理與優化獲得最佳體驗。但是，從廣東等地的家庭組網服務收益情況來看，運營商出於“控費”考慮壓低價格，僅能將這項服務作為維持使用者粘性的手段，無法將其作為增收手段。二是國有企業的多項規定約束了運營商開闢新業務的速度和能力。例如，運營商地方公司提供新增值服務時，發現必需硬體不屬於傳統的運營商裝置，不在集採目錄之內，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向上級公司申請採購，等待數月後才可能獲得硬體。而且，由於集採依據“價低者得”的原則，上級公司採購的硬體有可能並不滿足運營商地方公司的業務需要，不僅拖延了業務發展進度，而且造成了多種法律風險和資源浪費。
二、推進“千兆先導、應用引導、5G主導”網路強國建設的政策建議
新一代資訊基礎設施和下游商業應用互相觀望、相互掣肘的問題，已經成為當前制約中國網路強國建設的根本性瓶頸，很可能造成中國錯失利用新一代通訊技術搶佔人工智慧、物聯網、智慧製造等戰略性領域的重要機遇。因此，必須加快中國數字經濟戰略和政策調整，協同推進網路強國建設：
一是在國家層面儘快明確“千兆先導、應用引導、5G主導”的數字經濟發展總體戰略部署。建議研究制定“中國網路強國戰略規劃1+X”規劃體系，即在《中國網路強國建設中長期規劃（2020-2035）》的巨集觀部署下，進一步研究制定《中國千兆固網建設發展規劃》、《5G總體規劃》、《中國人工智慧發展規劃》、《中國車聯網發展規劃》等專項規劃，從而強化各項規劃和政策之間的銜接配套。在《中國網路強國建設中長期規劃（2020-2035）》中明確以10G PON為核心的F5G（千兆固網）的示範應用、建設投資和普及推廣裡程碑，帶動雲遊戲、高清視訊、車聯網等下游應用技術和商業模式的成熟，以下游應用的發展帶動5G投資和普及，從而最終形成新一代資訊基礎設施和下游應用相互強化、帶動的數字經濟發展格局。
二是大力推進F5G（千兆固網）的投資建設、示範應用和普及，夯實中國固網基礎，形成固網先發優勢。南韓和德國等國在2016年左右即先後推出了千兆固網戰略，試圖通過相對小規模的固網投資驅動其數字經濟發展。中國應充分利用光纖普及率和覆蓋率高的優勢，加快寬頻網路改造升級，促進百兆寬頻向千兆寬頻升級。在總結上海等城市“雙千兆示範城市”建設措施和經驗的基礎上，在更大範圍內推動千兆網路建設，重點支援有條件的城市協同推進千兆固網、5G和下游應用的統籌示範應用。加強對家庭、企業的網路升級改造，實施“光纖到房間、光纖到工廠”戰略，打通光纖網路的“最後一公里”。同時，鼓勵運營商開展家庭智慧組網等服務，提升使用者的體驗速率，支撐4K高清、VR等數字產業的發展。
三是改變當前“重技術、輕內容；重硬體、輕軟體”的數字經濟政策思路，著力完善中國的下游應用商業生態。目前中國在數字經濟的硬體技術方面保持相對的領先優勢，然而，中國與美日歐韓等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數字經濟競爭，不僅是硬體裝備之間的競爭，更是包括內容和軟體在內的整個數字經濟生態的競爭。是否能夠形成活躍的內容生態，是否能夠控制數字經濟軟體平臺，才是未來決定一國數字經濟競爭力的根本。然而，當前國家和地方政府層面的數字經濟促進政策整體上仍然停留於對硬體研發和生產的補貼，對制約中國內容發展和軟體平臺建設的支援力度嚴重不足。以雲VR（Cloud VR）為例，經過過去一輪的競爭和洗牌，中國VR裝置企業的研發能力和生產能力已經大大提升，市場結構趨於成熟，華為、阿里等龍頭企業的雲服務能力也日漸成熟，然而能夠提供與硬體裝備匹配、形成觸發VR市場消費爆點的視訊和雲遊戲等內容產品卻嚴重缺乏，成為制約中國雲VR產業發展的短板。建議未來中國的產業政策大大強化對內容和軟體的孵化和支援力度，加強內容智慧財產權保護，補齊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短板。
四是加快體制機制改革，形成三大運營商數字業務創新和發展的內生動力。運營商由於具有渠道優勢、資金優勢、技術優勢和人才優勢，從而佔據了推動新一代資訊科技和下游商業應用協同發展的有利位置。另一方面，由於長期大規模投資和傳統資料業務盈利空間的擠壓，三大運營商又具有很強的開拓新的業務和盈利空間的動機。然而，由於監管和管理體制的落後，三大運營實際上缺乏業務創新和拓展的激勵。目前，中國三大運營商進入垂直領域、統合上下游資源的能力已經遠遠落後於美國AT&T、南韓SK等運營商。由於F5G和5G投資對中國網路強國建設、國計民生的重大意義（外部性），建議國資委在對三大運營商的考核評估指標體系中，將F5G和5G投資單獨列支。同時鼓勵運營商通過在二級公司層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員工持股，激發運營商的業務創新活力。
江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偉（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