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疫情，兩家科技巨頭前所未有的合作計劃正在進行時。基於藍芽技術的“接觸者追蹤”（Contact tracing）看起來減輕了人力負擔，但當我們談起“扭轉局勢”，它始終只能作為輔助手段。

作者 | 顧天鸝

你也許已經聽過了這個訊息——蘋果和谷歌正在合作新冠疫情“接觸者追蹤”專案。

兩家公司計劃在 5 月釋出系統軟體更新。他們將共同開發基於藍芽技術的 API（應用程式介面），讓安卓和 iOS 系統的智慧機得以在一定範圍內通過藍芽交換匿名資訊，以此實現接觸者追蹤。

利用這個 API，公共衛生機構將在雙系統上釋出自己的 App。App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生成新的匿名編碼，當用戶們的相對距離小於某個資料（比如社交隔離規定的距離）超過 5 分鐘時，他們的裝置將通過藍芽進行編碼交換，在各自的手機上生成加密記錄。

如果一名使用者被確診新冠，他可以選擇與公衛機構合作，在 App 裡錄入確診資訊。App 會將患者的編碼交換記錄傳送至雲端伺服器，再由伺服器傳送給所有使用者以尋找配對。任何在過去 14 天內與患者處在一定空間內的 App 使用者，因為編碼交換記錄吻合的緣故，都將收到 App 傳送的隔離通知。在此過程中，患者身份和個人資訊完全保密，對其他使用者不可見。

多國的抗疫經驗已經表明，追蹤並隔離密切接觸者，是阻止疫情進一步擴散的有效方式之一。以往這項工作多由人工承擔，通過走訪、交談、打電話等方式繪製確診者路線圖以尋找接觸者。在人手短缺的當前，用減少進一步接觸風險的科技手段替代人工作業，聽起來十分理想。它能否達到預期效果、它能否在同時保護好公民的隱私權，就是需要人們不斷跟蹤與監督的議題了。

01｜多有用？

我們首先得肯定“接觸者追蹤”的重要性。牛津大學的傳染病學模型表明，本次疫情一半的傳染髮生在症狀體現之前。他們認為有效的追蹤技術輔以其他手段，有潛力阻止疫情的蔓延並讓城市儘快結束封鎖。而如果追蹤遭到延誤，即便只有一天，也可能造成“控制”和“復現”的不同結果。

追蹤策略則是個微妙的領域。

2014 年埃博拉病毒在幾內亞爆發期間，全球健康研究員 Anne Liu （現在是克林頓健康倡議組織的技術顧問）試圖說服公衛系統利用 App 和其他科技手段遏制疫情蔓延。當時的工作人員仍需要人工定位埃博拉病患可能接觸的每一個人，說服他們放棄紙筆改用 App 是個巨大的挑戰。

“之前我們面臨的戰役可能是‘技術有用嗎’？現在這個問題不存在了。”

疫情中的國家早已轉向科技尋求幫助，從中國的健康碼到南韓的簡訊提醒系統，從新加坡的 Trace Together 到美國將要推行的藍芽追蹤應用，似乎基於數字技術的追蹤手段相比於傳統的人力追蹤更有效率也更為便捷，還可以覆蓋到更大規模的人群。這讓蘋果和谷歌的合作計劃聽上去很誘人，它也帶來了心理層面的安慰——兩大巨頭的合作的確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然而人們必須認識到，沒有技術是完美的，認識其不足才能進行查漏補缺。

藍芽追蹤具有的一個“缺陷”在於，它可以確定你和確診者是否處在（可交換資料的）同一空間內，但因為藍芽訊號可以穿越物理障礙，因而可能發生你和確診者身處兩個房間、隔著一道牆卻仍然收到提醒的情況。這種“假陽”最有可能出現在人口密集的社群。如果它的頻率足夠高，追蹤也就失去了意義。

出於隱私和公民接受度等方面的考慮，整個專案其實需要使用者自願參與。也就是說，確診者不一定在使用這個 App，也有可能在接近他人時並沒有攜帶手機。考慮到新冠病毒傳播途徑的多樣性，即便你與患者的相對位置保持著安全的距離，你仍然可能通過觸碰接觸面的方式被暴露在感染風險中。有專家認為，它會給人造成一種安全的假象。如果推廣 App 目的在於儘快復工、結束封鎖，這些“假陰”的情況就相當危險。

另一種擔憂是，“自願參與”的性質會導向專案的無效。上述牛津大學團隊估計，在 100 萬居民的城市模型中，停止疫情擴散需要至少 60% 的人使用追蹤 App。

雖然在使用者有限的情況下，追蹤 App 仍然能夠減少確診和死亡案例，但是仍有相當多的民眾並不囊括在計劃範圍內，無論出於個人意願，還是本身不具備參與的條件——即便是美國也擁有 20% 左右的非智慧機使用者，尤其多現於低收入人群和老年人，而這恰恰是受疫情衝擊最大的群體，智慧機和 App 作為有門檻的科技手段，並沒能解決這些群體的安全隱憂。

這當然不是美國獨自面對的問題，在已經通過各種方式施行接觸者追蹤的其他國家，“科技並非萬能”得到了多次驗證。

新加坡在 3 月推出了供國民自願下載的藍芽追蹤應用 Trace Together，但是截至 4 月初，只有 12% 的人在使用它。即便沒有 App 的幫忙，新加坡的早期防疫也取得了不錯的成功——2 月關閉中新邊境、禁止大型集會、嚴格執行隔離策略，設立專人小組對每一例確診病例進行人工核查追蹤是其中的一些原因，App 充其量只是一個輔助手段。而本月的感染病例復增更多是流動工人在集體宿舍裡造成的傳染。也正因為如此，面臨疫情復燃的問題，新加坡政府已經在 4 月 21 日呼籲國民自覺下載 App。

Trace Together 宣傳片

不過，當初推動 App 釋出的關鍵人士堅決要求這項技術必須配合以持續的人力干涉。系統的首席產品設計師 Jason Bay 在 Medium 部落格中寫道，“如果你問我世界範圍內釋出的任何藍芽追蹤技術能否取代人力追蹤，我的答案是不……（系統監測到的）假陰和假陽都是生死攸關，我們在利用 Trace Together 輔助人力追蹤，而不是取代它。”

他也提到了自動系統無法觸及到的其他關鍵因素，比如物資的緊缺，“你不能在資料插不上的領域用大資料去解決問題。任何不相信這點的人，都是傲慢自大的典型。”

在技術執行過程中，不時也有另一些極端情況出現，即雖然在使用技術、卻拒絕相信它所反應的事實。在 2 月份北京和上海的一些個案中，雖持有當地綠碼，一些上班族和住戶仍被辦公大樓和小區拒之門外，對方的評判依據並非來自於健康碼的顏色，而是身份證開頭，或是社群/物業自己定製的規矩。無法否認這些現象的背後是一些技術暫時無法解決的問題。

正如電子前哨基金會在一份報告裡指出的那樣：“我們不可能設計一個完美的 App 來解決疫情。嚴峻的社會問題不能指望魔法般的科技去解決。”

一個更為清醒的共識是，和追蹤接觸者相比，更為“硬核”的大規模快速檢測、PPE 裝置補充更進、保護醫療系統等策略才是對抗疫情的關鍵點。Anne Liu 評價：“這種型別的技術不是銀子彈，它只能作為更為全面的公衛策略的一部分，技術只是其中最簡單的環節。”

02｜Who watches the Watchmen?

需要指出的是，和其他手段相比，藍芽追蹤其實是對使用者隱私最為友好的方式。即便是隱私保護法律更為嚴苛的歐盟國家，也認可了這種通過訊號交換記錄監測相對位置的方式，而非精確追蹤一個人的地理位置和旅行路線。

在蘋果和谷歌的專案中，API 只供給公衛系統；App 每隔 15 分鐘就會更新的匿名編碼，旨在防止有人通過特定編碼追蹤個體資訊，如果沒有確診，這些編碼將保留在個人裝置而非上傳至雲端；整個專案不強制國民參與——這又迴歸到上節討論的問題，關於自願專案是否能達到預期效果。兩家公司承諾會在專案中時刻把使用者隱私與信任牢記於心。

那麼人們願意給予科技公司和有可能利用這些資料的機構以信任嗎？也許現在這些資料僅用於疫情的追蹤，API 也只向公衛系統提供，但誰敢肯定它不會離軌？

“這兩家公司，蘋果和谷歌，早就統治了智慧機生態，一直以來都在監控使用者並允許相關 App 在應用商店上架，” 耶魯法學院的一位訪問學者 Michael Kwet 說，“現在我們需要在自己的生命健康、是否需要信任科技公司/他們依賴的廣告業/政府情報機構之間權衡利弊，這真的是一場災難。”

考慮到科技公司在隱私領域的紀錄並不那麼令人信服 ，也許因為盈利模式，也許是被逼無奈——谷歌的廣告盈利模型建立在收集使用者資料的基礎上，它為此收過歐洲《通用保護資料》開出的首張隱私罰單、受過美國國會質詢、而 Google Chrome 是最後一個加強隱私管理的瀏覽器；至於蘋果，雖然一直在談隱私保護，卻在去年迫於壓力將俄羅斯使用者資料遷移至了俄羅斯本地伺服器，為未經使用者授權的資訊透露提供了途徑——人們的擔憂並非反應過度。

只是特殊時刻抹去了很多人的心理障礙，也為國家開放了實行特殊政策的捷徑。

即便是最堅定的隱私主義者也產生了動搖。《時代》專欄作者 Charlie Warzel 向《紐約時報》坦誠：“我之前就很清晰地意識到，如果有私人企業一刻不停地監控著你，那顯然是對隱私權的侵犯。但當我聽到追蹤技術可以被用於控制疫情時，我驚訝於自己原則的動搖，在涉及到個人安全問題時，它竟然這麼快就被拋之腦後了。我當前仍然覺得很矛盾，但我又想到，把這種技術用於追蹤，總比它被用於投放廣告要好得多。”

法國數字大臣 Cédric O 甚至希望兩家公司提供進一步資訊。兩家實際上都對送回公衛系統的資料進行了嚴格限制，而一向重視隱私的法國（當初正是法國國家資訊和自由委員會對谷歌開出了罰單）希望公司能移除那些限制。

這個問題的中心是，誰有權力在使用者隱私和追蹤效率之間做出權衡？科技公司還是公衛機構？誰應該為它可能導致的結果負責？

人們實際上已經見到了一些即時後果，比如確診患者的汙名化。南韓精確的簡訊通知系統基於手機定位、CCTV、銀行卡消費記錄等等，當地政府會向確診者周邊居民傳送確診個體的詳細資訊（幾乎包括除了全名外的所有資訊），這讓一些人化身輪椅偵探去推理“誰是感染者”，並在網上對其進行譴責。這樣的騷擾導致了一些南韓人不願意去做核酸檢測。同樣的事例在中國並不少見。

短期結果之外，更長遠的問題可能是這種新型監控方式的常規化。大規模監控探頭配以面部識別技術在當今社會中的接受度可以作為一個參考物件，它出現在喬納森·諾蘭預言性質的《疑犯追蹤》中時還是一個科幻概念，現在已經在被不同國家進行不同尺度的使用——取決於當地的質疑力量和制衡系統。

斯諾登在接受 Vice 的採訪時就此提出了警告：“當緊急法案激增，當我們開始犧牲自己的權利，我們同樣也允許自己滑進了自由更加受限的世界。當第一波、第二波甚至第十六波新冠疫情成為歷史，你真心相信他們會棄用那些手段、再也不碰那些資料？不管這些資訊會被如何使用，正在開發中的工具都是壓迫體系的一部分。”

如果你沒有意識到這項技術可能造成的未來隱憂，你也許處在不同的“隱私惶恐緯度”上——在新加坡工作的小羅是這樣認為的。當朋友把Trace Together 分享給她時，她的第一反應就是害怕。“我相信它的初衷是好的，而且是自願安裝的形式。但如果被抄到其他地方就很可怕。同一種技術，不同人使用會用出不一樣的效果。”

效果如何自然取決於決策者。關於一項新技術的現在和未來該如何使用，系統覆蓋下的人們也許沒有太多選擇權，所能做的大約只是不要興奮、保持警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