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前幾天登了一篇稿子：《子思：社會主義中國的“馬雲們”到底是什麼身份?》用了很多左派的話語，最後給馬雲戴了一個“人民富豪”，“社會主義富豪”的帽子，在知乎引發了炸鍋效應。

這段時間阿里集團似乎新聞不少阿里合夥人蔣凡疑似出軌，違規輸送利益，被合夥人委員會取消合夥人身份，記過處分，降級以及取消上一財年的獎勵，阿里一位 P8 員工發文，表示自己因為在內網論壇「阿里味」質疑「 花花董花花」微博被控評後，被公司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直接上了知乎日報。

而阿里集團在嗶哩嗶哩的官方賬號，也因為釋出了《阿里橙點公益獎馬雲寄語：用公益的心，商業的手段，科技的力量，幫助更多的人》視訊被瘋狂刷彈幕，40萬的播放量，被刷了7017條彈幕，9015個評論，也堪稱奇景了。

是人民養活了阿里巴巴，不是阿里巴巴養活了人民

吸血鬼不怕十字架，但是吸血鬼怕錘子和鐮刀

一名程式設計師低調路過，看見你們的熱評，有點感動，大家還記得新中國的根

我們走後，他們會給你們修學校和醫院，會提高你們的工資，這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也不是因為他們變成了好人，而是因為我們來過。

此時一位揣著毛選的人路過此處

繼996福報後馬老闆又語出驚人

非常明顯的表達了對阿里的不滿。

指的注意的是，這不是第一家企業因為996之類的問題陷入輿論旋渦了，這幾年國內有非常明顯的左的聲音上升的趨勢，這是和前十幾年有很大不同的，我並不喜歡上綱上線，什麼東西都拿個毛語錄出來說話，但是毛語錄的重新流行實際上是民眾對於貧富差距擴大，以及對於福利依然稀缺的外向性反應，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如果我們注視一下自己：中國所處於何種階段，就非常清楚明白的看出來了：前幾十年中國主要精力在於做蛋糕，目前要求重新分配的願望越來越強烈，而這種強烈，也是符合現在中國所處的位置的。

關於中國所處的位置，可以看之前所說的這篇文章：

談談羅斯托模型下的中國時代

在起飛時期，其突出表現在

大量的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轉移到第二產業

國外投資增加明顯加快。

國家出現若干個區域增長極

生產方法和生產技術急速轉變，新工業部門迅速擴張

新型企業家階層不斷出現，日益擴大。

利潤大部分用於再投資，人均收入大幅度上升

以這個標準判定，在中國，沿海城市的繁榮，大量吸收外資，農村的凋敝以及城市的繁榮，2000年以後陸續出現的馬雲，馬化騰，雷軍之類的新型企業家，是歷史的必然，而不是偶然。

因此馬雲這類人是歷史的產物，當然我們已經過了之前所說的起飛時期，根據一個國家所處的階段，未來中國會越來越依靠內需，這是一股不可阻擋的大趨勢，不管特朗普發動不發動貿易戰都必將如此，在同等財富下，一個國家的貧富差距越大，則該國的整體消費力越低，因此在走向成熟過程中，改善貧富差距問題，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更重要的是它是符合目前中國所處的階段的。

或許馬老闆這次公益活動真的如馬老闆所說，或許馬老闆真的對錢不感興趣，但是可能對於絕大部分中國民眾來說，錢還是很重要的。

因此這次阿里問題以及前階段對於996問題的關注，並不是簡簡單單是那幾個公司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公平問題，只是藉著阿里這個平臺的名義所以才來吐槽。

01

目前來看，中國和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上存在較大的差異，目前拉美國家以及東南亞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導致內需增長不振

新興經濟體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發展過程中，通常會伴隨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然而，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後，收入差距過大卻阻礙了經濟進-步增長。這是因為高收入人群邊際消費傾向較低，而低收入人群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在收入一定的情況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將導致總體消費水平降低，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不足會導致經濟增長失去內生動力。

這種情況典型的就是拉美國家，甚至聯合國拉美經委會也一度認為，“社會不公將會，在發展的強大動力中逐步消除”。

公共服務滯後導致社會衝突不斷

從低收入國家邁入中等收入國家，民眾對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下階層對社會公平、福利保障的訴求明顯提升，但國家還沒有足夠財力建設福利型社會，而中上階層對效率優先、確保產權的呼聲漸高，但國家又不得不加強再次分配來保障社會穩定。社會服務滯後於經濟發展，就容易激化社會矛盾，導致社會動盪頻繁。

產業升級受阻，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

從較低收入的中等收入國家向較高收入的中等收入國家邁進的過程中，出於成本考慮，中等收入國家往往會進行大規模的產業轉移。如果在部分產業轉移到其他地區的同時，沒有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實現產業技術創新，就會導致當地產業空洞化，失去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

泰國、馬來西亞是這方面的典型。這些國家的收入增長主要依靠外部因素(地域優勢、豐富的自然資源、外商直接投資、政府開發援助等，產業對經濟的推動力不足，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後，這些國家內生動力不足，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結構失衡導致易受外部衝擊

依靠少數幾個部門增長拉動整體GDP，是一個快速實現向上攀登的過程，但是這種攀登使得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厄瓜多就是典型，70年代厄瓜多開始依靠石油拉動經濟增長，以以石油 為主業的礦業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由1970 年的0.2%增加到1975年的14%， 1980年進一步增加到21%，而同期製造業的比重則從19.5%降至8%，經濟增長完全依賴石油。當國際油價大幅下跌時，厄瓜多經濟增長就難以為繼了。同樣的還有委內瑞拉，伊朗。

內賈德當年在中東一頓亂操作，他能夠亂操作是和油價息息相關的。

我們來對比一下上述的一些國家的問題，中國做的好的是產業升級的問題，從中國製造2025，到最新推出來的新基建，中國在產業升級方面的信心是非常堅定的，哪怕是外部環境比較惡劣的情況下。

在貿易依存度方面，從2008年到2020年，外貿佔中國GDP的比重不斷的下跌，截止到2018年，2018年中國外貿依存度約為33.7%。其中，出口依存度約18.1%，進口依存度約為15.6%。在貿易依存度方面已經大大改善。中國已經不像過去那麼依賴於外貿了。

那麼剩下的就是兩個大頭：收入分配問題引發的內需不振，以及公共服務滯後，而這次阿里爆發出來的事件以及在社交媒體上不斷提到的996的問題，就是這兩個問題的集中性體現。

經濟增長不可避免伴隨著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即所謂“效率”和“公平”問題，劉易斯、庫茲涅茨認為，在初始階段收入分配差距有利於經濟增長，這是和羅斯托的理論完美相符的，在經歷“庫茲涅茨拐點"之後，這種差距才逐漸縮小。

(庫茲涅茨曲線是指在一國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倒U型關係。隨著一國收入水平的上升，收入分配差距將趨於擴大，當經濟水平達到較高程度時，收入差距將開始縮小)

因此，過去的貧富不斷擴大，很大因素是因為效率和公平不能兼顧，是被迫的，那麼當中國經濟已經過了起飛階段以後，必須重視收入再分配，這是符合經濟規律的，也是符合社會道德和正義的。

甚至連一向偏資本的《金融時報》也不得不說了一句

長期以來，主流經濟學家呼籲北京方面完善中國的市場機制，他們哀嘆私營部門在過去10年期間的倒退。儘管數年來中國政府提出了供給側提案，並再三承諾改革，但沒什麼證據顯示，政府加大對經濟控制的趨勢有任何實質性的扭轉。

這不應該讓任何人驚訝。從長期來看，中國的經濟增長也許確實能獲益於更強大的私營部門和更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然而，從近期和中期來看，這一做法無法解決中國經濟放緩的真正原因，或其對債務與日俱增的依賴。它也無法緩解COVID-19的經濟影響。

這是因為中國並沒有供給側問題，而是存在一個需求側問題，而新冠大流行加重了這一問題。此外，近年私營部門的倒退是中國根本層面需求側問題的後果，而非原因。

金融時報：《中國經濟增長只能依靠政府發力》

正如金融時報所說，“供給側”改革之所以遲遲不見效，是因為需求側出了問題了。而需求側出問題，是需要在需求進行改革，是需要促進社會公平的再分配，把整個需求市場做起來。

02

一方面，所謂的“錢生錢”的資本運作在前些年非常瘋狂，什麼P2P之類的大家心知肚明，非法集資屢禁不絕，“錢生錢”的財富使得更多的資金向虛擬經濟集中，削弱了對實體經濟的支援，實體經濟的弱化加劇了就業的壓力，使得資本收益大大超過勞動報酬的增加，成為導致貧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使得整個經濟脫實向虛。

另外一方面，資本與公權形成結合，侵害了人的價值和權利， 過於迎合大資本，從而放鬆了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早些年有富士康接連出現十幾連跳，最近又有勞動者拒絕加班反被企業起訴賠償1.8萬的事情。

同時社會底層，例如農村大量青壯年勞力外出務工，農村只留下婦女、兒童和老人。留守婦女兒童和老人往往成為受侵害物件。隔代教育下留守兒童缺乏親情關愛，容易產生厭學情緒，往往初中未畢業就走向社會，如果受到誘惑極易走上犯罪道路。

最近某些人提出的“社會化撫養”的問題，個人認為不能替代家庭教育。

中等收入群體的訴求多元化，前幾年對於環保問題的吐槽，這幾年對於社會公平的呼喚。這幾年左派思潮大規模上升，如果說改革不能解決人們類似的憂心，那麼改革就可能會失去民眾的支援。

社科院早先就說過，中國的社會發展比經濟發展落後至少15年，由於收入分配上存在的弊端，民眾之間、民眾與政府之間、民眾與企業之間的利益分配呈現出嚴重失衡局面，出現了較大規模的弱勢群體,出現了既得利益階層權貴化傾向。

收入分配改革能否成功事關是在改革攻堅階段必須邁過的門檻。與前期追求經濟總量增長的增量改革相比，目前收入分配改革由於涉及面廣，牽涉到各方利益調整，必須建立與國家經濟增長相匹配的國民收入穩定增長機制，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全面釋放內需增長潛能。

如果說在過去，收入分配公平僅僅是道德問題，在加大投資的情況下即可以完成對於經濟的刺激，那麼在今天，收入分配公平，社會福利問題已經成為改革的生死戰，也是迴應外界----例如美國關稅問題壓力的重中之重。

而新自由主義的“涓滴效應”就從來沒有實現過。

03

需要破除的的迷信：工人工資上漲，導致生產鏈轉移，會導致國力下降。

在這一點，無論做理論的張五常，還是做實業的曹德旺，都曾經說過或者隱晦的說過。張五常反《勞動合同法》反了十幾年，曹德旺上次在接受新京報採訪，說了很逗，其中最後一段是這樣的

同時，我們也必須反省，隨著勞動力成本的升高、貿易摩擦等因素影響，中國製造業的成本在上升，中國製造正在國際上失去原有的競爭力，出現了產業鏈向東南亞轉移的現象。製造業競爭力的下降，會引起國家競爭力的下降，這必須引起我們全體中國人的反省。

新京報：《獨家專訪曹德旺，為什麼製造業產業鏈一定要留在中國?》

貿易摩擦的問題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中國不是發起貿易戰的一方，同時勞動力成本升高------那能怎麼辦?把勞工成本壓低?中國人已經給世界供應了幾十年的工業製成品了，中國人也累了。

曹德旺當年在美國建玻璃廠還是很引人矚目的，但是這並不是說在美國建廠真的有優勢，而是曹德旺生產品類的關係------玻璃本身運輸費用很高，且能源投入比比人工更高，靠近最終銷售地，所以整體成本較低，順便我也翻了福耀玻璃2019年的年報，大致是這樣的：

本報告期公司合併實現營業收入人民幣2, 110, 387. 75萬元，比上年同期增長4. 35%;實現利 潤總額人民幣323,113. 81萬元，比上年同期減少34. 89%，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人 民幣289, 843. 33萬元，比上年同期減少29. 66%;實現每股收益人民幣1. 16元，比上年同期減少 29.27%。

福耀玻璃2019年財報

看來曹老闆是虧了的，虧在哪裡呢?除了匯兌產生的損失以外，最大的損失在這裡：

(1). 上年同期公司出售福耀集團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75%股權確認投資收益人民幣 66, 403. 25萬元;

(2)本報告期德國FYSAM汽車飾件專案整合期產生利潤總額為-3, 771萬歐元，使本報告期公司利潤總額比上年同期減少人民幣29,533.56萬元;

(3)本報告期公司實現匯兌收益人民幣13, 576. 40萬元，上年同期匯兌收益人民幣25, 851. 64 萬元，使本報告期公司利潤總額比上年同期減少人民幣12, 275.24萬元;

(4)福耀玻璃伊利諾伊有限公司被指控違反獨家經銷協議支付賠償和承擔國際仲裁法院開支 合計3, 929萬美元，使本報告期公司利潤總額比上年同期減少人民幣27, 187. 36萬元，同時終止獨家經銷協議:

(5)美國對中國進口部分商品加徵關稅，扣除客戶承擔部分後，公司承擔加徵關稅約1, 103 萬美元，使本報告期公司利潤總額比上年同期減少人民幣7, 634.92萬元。

可見，曹老闆除了在匯兌產生了損失外，最大的損失一方面是在德國的專案出現損失，另外在美國的公司吃了官司，賠了3929萬美元，另外關稅損失1,103 萬美元，而第一條是出售的收益，在華的公司並沒有賠，而在歐洲和美國的公司賠錢了，只能說曹老闆在國外的投資實在是……嗯。

很顯然，這些專案都是和中國無關的。

且曹老闆在投資美國造玻璃後，馬斯克的特斯拉工廠在中國開工，很快完工投產，很顯然，新能源汽車的產業還是比福耀玻璃高階一些，馬斯克並沒有因為中國工人工資上漲所以就不來中國投產了，我相信曹老闆之所以投資到美國，恐怕不是什麼工人工資上漲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