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第一生產力,難免令人質疑,準確地說:科學技術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這裡所說的自由,其實就是科學技術產生所需要的條件,包括開放的空間、完善的制度、良好的學風以及實用的科技產物。
“自由”到底是什麼?這裡所說的自由並不是簡單意義上的人身自由,而是人精神層面的思想自由。不同的人對自由的理解也不盡相同。關於自由,康德有句名言,“自由不是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自由是你不想做什麼就不做什麼”。
科學技術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的論點,是中國改革開放實踐中產生的偉大成果。1987年以前,計劃經濟是國家的宏觀政策,凡事都是安排好了的。比如說,吃飯需要糧票,買電視需要電視票,人民吃的是大鍋飯。然而1987年以後,中國的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最根本的原因是解放了生產力,尤其是對市場經濟的認可。自由、開放、公平、競爭,制度上有了正確的保障,自由所激發的活力才開花結果。
01開放的空間
為什麼歷史上的動亂年代,總會綻放自由的火花?像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以及晚清民國,這樣的“承橫時代”的出現絕非偶然。像世界上的古希臘羅馬、古印度以及中國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被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稱為人類文明史上的“軸心時代”,在哲學、文學、藝術等方面所創造出來的斐人成就,幾乎奠定了後來文明的基礎。
動亂年代客觀上造就了思想自由的環境,這給了我們非常重要的啟示:思想的自由是創新的源泉。如果一個科學家的研究不是為了探尋真理、解決疑難雜惑,而是為了科研立項與升職加薪,思想上的不自由怎麼可能有創新的動力與靈感?癌症恐怕是目前世界上最難解決的難題,但為什麼就是解決不了呢?因為真正可以解決這一難題的人是體制中人,思想受到束縛便沒了創新的源泉。
有好事者便會問,今天的非洲也很自由,為什麼是世界上最落後最貧窮的地區?還有乞丐自由自在,東奔西走到處亂竄只為一口飯吃?他們都是自由的代表,為什麼並不能創造出生產力來?
其實這裡對自由的理解上有些偏差。人身上的思想並不贊同于思想上的自由,思想上的自由更不能代表獨立的思想。說“自由是第一生產力”,其中的四個條件缺一不可,此處只是抓住了一個條件而已,吹毛求疵並沒有錯,但是並不符合對“自由是第一生產力”的理解。
02完善的制度
狼是一種群居性的動物,獨狼則在自然法則面前是無法生存的。尤其是群狼,千萬年來不曾滅絕,也不被馴服,狼在優勝劣汰法則下的生活極富哲學味道,我們稱其為"狼的哲學"。在動物界中狼是最有秩序和紀律的動物之一,表現出極強的團隊精神。
下海,這個詞你可能聽說過,最初只是明淺地指一種到大海里去的動作,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初期,下海經商是一件非常時髦的事情。後來引申了許多經濟和政治色彩,一般指放棄或保留原來的工作去經營商業和創業。
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下海經商是有悖於經濟秩序的,甚至是違法的,經濟發展受到制度的掣肘與束縛自然就無法產生生產力。隨著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從制度層面得到認可,生產關係得到了解放,自然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真理與謬誤只在一念之間,以前的罪人搖身一變成了改革開放的功臣。
再比如計劃生育的政策。馬寅初先生於1957年提出了“新人口論”,主要內容是:我國應控制人口增長,節制生育,實行計劃生育,其中最重要的是實行普遍避孕。
馬寅初先生因這一理論被戴上“馬爾薩斯主義” 的帽子,遭到無理批判。歷史作出了懲罰。我國人口隨之嚴重失控,“批錯一人,陡增幾億”。1979年才為馬寅初先生平反,表明我國開始糾正在人口政策上的嚴重失誤,“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這一基本國策開始形成。
如果沒有制度的保障,自由是散漫的、無創造力的,甚至是有害的。在建國初期,因為戰爭的原因,人口銳減,這時候需要鼓勵生育,自由發展。但是隨著國家的元氣從戰爭的傷痛中恢復過來,於是有了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然而在當時這種人口發展的自由還是順其自然的。馬寅初先生也被批判得一無是處,1979年才為他平反。如今,人口老齡化問題又暴露出來,孰是孰非,還需要在制度的保障下見真章。與時俱進,因時制宜,自由才能創造出財富。
03良好的學風
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學開創了“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的學風。為新文化運動撒播下了自由的種子,也為五四運動培育了一方沃土。但是隨著五四運動的爆發,蔡元培和北京大學被推上了風口浪尖,迫於壓力,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發表了《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中說:
“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
今天,當我們重讀蔡先生就任北大校長時的演講時,真是非常深刻,對我們現代的教育意義非凡。
何為大學?蔡先生以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無獨有偶,出任清華校長的梅貽琦先生也曾說過“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大師之謂也”可以看出,蔡先生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學風的首創者,也是北大能夠歷史性登上舞臺的重要原因,而梅貽琦則這是最好的踐行者與傳承者。聯大八年,剛毅堅卓,與抗戰同歲,締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蹟。
大學存在的價值又是什麼呢?當然不是“官僚養成所”,不是培養一批批當官發財的社會精英!《大學》篇中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學存在的價值已經說得很清楚明白,可是隻不過是好多人的“耳旁風”罷了。“明德”,講的就是要讓一個人懂得甄別是非,修身養性,然後立志,擁有一顆天下關懷的心,“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一方面要尋求為生民立命之道,學以致用,另一方面要探尋高深之學問,追求真理。
今天的教育現狀我不想多說什麼,思想自由是一個大學存在的靈魂,如果沒有思想自由,何談創新?培養出來的人才為什麼會流失,為什麼總是做一些替別人做嫁衣的事情?
古語有不食嗟來之食,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今有朱自清“寧可餓死,不吃美國的救濟糧”,陳寅恪先生寧可瞎了雙眼,也不接受日本人的醫療救助,做學問的人,氣節最重要。可是,今天當你談氣節的時候,人們會覺得你迂腐,談何自由思想?不自由,勿寧死!
為什麼會有自由是第一生產力的呼聲,自然不言而喻。
04實用的科技產物
自由解放了生產力,科學技術推動了生產力向前發展。自由是前提,但是真正推動生產力的還是科學技術。從思想到器物,有一個先後順序,知行合一,自由才會綻放出璀璨的生命力。
實用的科技產物,是直接的第一生產力,而自由則是間接的第一生產力。縱觀歷史長河,大凡改變歷史程序的無法兩大類:一個是在思想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如歷代的變法與改朝換代,另一個是在器物方面,如火的發現、鐵器的使用以及四大發明的應運。尤其是近代以來,三次科學技術革命更是證明了科技是直接的第一生產力,自由思想是間接的第一生產力。而且,自由思想是首要前提。
科學技術手段與科技產物正確的使用至關重要。如火藥的發明,中國人拿它做煙火,做賞玩嬉戲的玩物,而歐洲列強則用它來製造侵略的工具。核反應堆是迄今為止人類在認識自然面前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但是核武器卻成為了人類潛在的威脅。如今流行全球的新冠,是否能夠排除它是生化武器的洩露造成的。科學技術如果不加以正確使用,那科學技術就是第一破壞力。
同樣,思想如果受到控制與束縛,認識不到自由的可貴,那這種奴性的思想將會侵蝕你。中國的封建王朝為什麼統治了兩千多年,就是因為奴性思想根深蒂固。隨著中國的啟蒙運動的興起,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一次喚醒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所以才有了今天的美好局面。
所謂“黃宗羲定律”是由秦暉先生依據黃宗羲的觀點而總結出來的某種歷史規律。內容是關於“帝國千年以來”透過“並稅式改革”解決“農民負擔問題”。歷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透過“並稅”的方式減輕農民負擔。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農民的負擔非但沒有減輕,反倒愈益加重。黃宗羲稱為“積累莫返之害”。“黃宗羲定律”與其說是經濟規律毋寧說是政治規律。
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次變法,成功的不多。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執行難”。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層官員手裡,常常會走了樣。批評者常常把矛頭指向中下層官員。我以為雖然是中間環節出了問題,根源卻在上面。表面上是一個“執行難”問題,實際上是一個設計問題。設計一個好的政策(比如說“青苗法”),同時也應配備一個好的“路線圖”。在這個“路線圖”中,必須把“和尚要吃飯問題”與“和尚會打傘問題”列入日程。不考慮並重視“和尚”問題,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樓閣。或者我們說,一個好的設計師,要想把他設計的好政策付諸實施,順利推行,必須首先把“和尚” 安頓好,否則,“黃宗羲定律”就會不斷重演。
自由的思想是科技創新的前提,所以才會有自由是第一生產力的說法,最直接最根本的第一生產力仍然是科學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