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正義vs.諾依曼：從忘年摯交到對簿公堂
編輯 | Momo
像卡蘭尼克被從 Uber 掃地出門一樣，WeWork 創始人亞當·諾依曼如今也面臨被驅逐的命運。
軟銀與 WeWork 的故事可謂一波三折。2017 年，軟銀注資 40 億美元高調進入 WeWork，孫正義期望它成為“下一個阿里巴巴”，但蜜月期沒持續多久，2019 年 WeWork 上市在即，雙方對公司實際控制權的爭奪達到頂峰，隨後上市失敗、估值暴跌也讓雙方關係雪上加霜，加之創始人諾依曼任性妄為，雙方裂痕頻現，一度鬧到對簿公堂。
最近兩年，WeWork 似乎正滑向萬劫不復的深淵：虧損居高不下、估值撲街、大舉撤退，持續裁員、商業模式被質疑。
但越是這樣，另一個疑問也愈加凸顯：對於這樣一個“爛攤子”，孫正義為何遲遲不放手，反而屢屢顯示出勢在必得的決心？在疫情顛覆世界、WeWork 遠離公眾視野的一年之後，這家共享巨頭的現狀如何？
CEO如何拖垮一個明星獨角獸？2018 年是 WeWork 的高光時刻，這一年，WeWork 收入 18 億美元，淨虧損 16 億美元。
對於科技公司，尤其是共享經濟公司，虧錢並不稀奇，2019 年 Uber 和 Airbnb 的虧損分別高達 85.06 億美元和 6.74 億美元。相比之下，WeWork 的數字並不算誇張，但問題是，它的虧損不是燒錢換市場的結果，而主要源於公司治理不力。
在媒體描述中，諾依曼的性格傲慢且行為荒誕，完全不是矽谷企業家的做派，反而像個“瘋子”。
比如，他缺少管理能力，任人唯親，給妻子妹夫、表弟委以重要職務，並立下條款，要求將繼承權按照妻子、子輩、孫輩…的順序延續下去，把一家高科技公司，搞得像舊時的家族企業。
諾依曼行為上也是怪象頻出，為衝浪而缺席重要董事會、在上班期間喝得酩酊大醉、涉嫌歧視職場女性，這都是常規操作，他曾下令嚴禁員工在任何工作場合吃肉，結果一個星期後，他就在公司晚宴上自顧自地啃起了羊腿。
諾依曼把公司變成了自己的“一言堂”，只是出於個人興趣，他就能從公司賬上拿走上千萬美元，去做和 WeWork 業務毫無干係的投資，包括私立學校、人工波浪泳池公司等。
諾依曼創辦的私立學校WeGrow
如果只是脾氣乖戾，那至多也就是激化公司內部矛盾，WeWork 還不至於走到這一步，真正致命的是諾依曼一系列花式套現操作。
按理說，創始人與公司的利益通常是繫結的，一榮俱榮，但諾依曼相反，他不僅熱衷從公司身上“薅羊毛”，而且手段還很“低階”。比如，他曾在公司成立早期搶注一串 “We + X” 的商標，在公司成長壯大後，再以 590 萬美元的價格賣給公司。此外，他“借”公司的錢購買物業，然後轉身當上了 WeWork 的房東，從 2016—2018 三年間，累計從中賺取近 1700 萬美元。類似的事情不勝列舉。
諾依曼的任性給公司管理帶去了不少麻煩，也讓 WeWork 出現的問題被歸咎到他一個人身上，到 2019 年，諾依曼已經成了 WeWork 問題的核心。
孫正義為何對WeWork不離不棄？最終讓軟銀下決心驅逐這名 CEO 的，是諾依曼對上市的固執。
到 2018 年底，經過三輪累計 110 億美元的投資，軟銀持股近 30%，成為 WeWork 的最大股東，也將 WeWork 估值推高到了 470 億美元。
金錢源源不斷流入，卻緩解不了 WeWork 的資金壓力，增長和虧損都在成倍的增長，現金消耗的速度遠大於輸入的速度，同時，高估值讓其他資本望而卻步。諾依曼感到資金壓力，於是鋌而走險，決定讓 WeWork 強行上市。
但這個上市節點並不符合軟銀的構想，WeWork 財務堪憂、管理混亂，若在招股書中昭告天下，必然打擊投資熱情。果不其然，獨角獸光環破滅之後，WeWork 估值直接下跌到 100 多億美元，遭遇“大腿斬”。
軟銀為防止投資回報縮水，自然不希望 WeWork 流血上市，而諾依曼仍堅持 IPO，惹惱了軟銀和整個董事會。為了杜絕諾依曼行使一票否決權，從而牢牢控制住公司，就在遞交上市申請後不久，WeWork 董事會最終決議罷免諾依曼，並隨即撤回申請。
軟銀的算盤，是把公司估值重新拉高，確保能套現走人。奪取控制權後，軟銀繼續大舉購入 WeWork 股份，但前前後後花出 200 億美元，也沒換來 WeWork 的生機，況且這個過程中，軟銀自身也陷入破產危機。
直到去年 4 月 2 日，軟銀終於做出“割肉”決定，宣佈撤回一份 30 億美元的 WeWork 股權邀約，站在孫正義的角度，他想甩掉這個“爛攤子”，但對於諾依曼而言，這意味著他將失去套現 9.7 億美元的機會。
於是，諾依曼聯合股東將軟銀告上法庭，將孫正義置於進退兩難的境地，要麼打官司，耗時耗力，結果可能卵覆鳥飛，要麼繼續給 WeWork 續命，花 15 億美元讓原董事會徹底出局，自己留得青山。
何去何從一目瞭然。從這個層面，孫正義對 WeWork 遲遲不肯放手，並非主觀選擇，而是被迫為之。
疫情之下，WeWork"回春"WeWork 雖未恢復往日元氣，但好的訊息是，疫情讓人們重燃對靈活辦公經濟的希望。
疫情給了線下經濟當頭一棒，但也讓另一些企業“原地起飛”，被看到的如 Zoom 和 Netflix，過去一年兩家公司股價分別飛漲超 500% 和 300%。而相比之下，已被打上“失敗”標籤的 WeWork 關注度並不高。
但事實上，WeWork 已經慢慢“起死回生”。據瞭解，WeWork 已經將虧損幅度縮小一半，2019 年第三季度，WeWork 虧損 12 億美元，2020 年同期，虧損減少至 5 億美元。
疫情對於辦公理念的轉變是促成靈活辦公“回春”的主要原因。
許多公司宣佈永久居家辦公，給予員工對辦公空間更廣闊，共享辦公成為很多人的選擇。
此外，後疫情時代不確定性陡增，也促使一些公司放棄原本固定的辦公場地，轉而選擇 WeWork 這類共享辦公空間，以提升應對風險的能力。一組資料顯示，WeWork 會員中，有 500 名以上員工的企業比例在一年內上升了 9 個百分點。
WeWork 現任 CEO 桑迪普•馬特拉尼曾於今年 1 月表示，公司有望在今年四季度實現盈利，隨後，會將 IPO 計劃重新提上日程。但據媒體透露資料，本次上市估值可能僅 100 億美元。
諾依曼曾是孫正義最賞識的創業者，據說 2017 年孫正義秘密造訪 WeWork 總部，和諾依曼才聊了 28 分鐘，就迫不及待地在 iPad 上起草了一份 44 億美元的投資協議，並告誡諾依曼“再瘋一點”。
如今，歷時三年，孫正義付出 200 億美元的巨大代價，冒著拖垮軟銀的風險，總算收拾完了 WeWork 這個“爛攤子”，徹底甩掉原董事，清掃乾淨上市的最後障礙。
對孫正義而言，敲鐘，也許是他從這樁失敗交易中抽身回血的最後機會。
只不過卡蘭尼克一樣，作為 WeWork 創始人，諾依曼或許再也沒機會出席敲鐘儀式、分享上市喜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