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編 / 阿sea

“會有一些影響，但我認為這是短暫的。”陸遠對於近期印度發生的種種事件感到不安，但他並沒有過多擔憂。

2010年，蘋果依靠iPhone 4風靡全球，當時在國內沒有一家中中國產手機廠商能與之抗衡，甚至連在中國“稱霸”了十年之久的諾基亞和摩托羅拉也被蘋果拉下了神壇。

當巨人倒下時，一個時代結束了。

陸遠還清晰地記得他當時在深圳華強北銷售蘋果手機時的情形——現在的華強北雖然已不復當年風光，但這裡依舊是中國最大的電子產品集散地。

而現在，華強北的青春結束了。

一、從山寨到正規

在距離華強北4000公里外的印度德里，電子產品在這裡煥發了新生。

據陸遠回憶，他剛剛來到德里開店時遇到了不小的問題。“主要是接受程度，我們剛來的時候還沒有中中國產機，賣的基本都是深圳小代工廠做出來的山寨機。”

陸遠2007年從深圳來到德里開啟了他的海外生意之旅，如何推銷與宣傳產品是陸遠最頭疼的問題之一。

“最早你只能賣一賣山寨機，基本都是2/3G網路，本身印度使用者對於網路的需求不是很高，能打電話發簡訊足矣。後來，可以從國內運一些二手iPhone過來銷售，但價格並不便宜。”陸遠說道。

“其實當地開店的大多數還是印度人，華人也有但不是很多，一般華人去開店基本是投資一個或幾個店面，而後僱傭本地人來做銷售。”張慶說。

和陸遠一樣，張慶是土生土長的廣東人，他早陸遠一年來到印度淘金，但在當時，來印度開闢生意的中國手機商家並不多。“之前一些印度朋友來我們這邊進貨，彼此都很熟，他們說印度電子市場正在發展，我就想來試試。”

在中國中中國產手機的正規軍還未進入印度市場之前，本地市場大多依靠銷售印度本土小眾品牌、中國山寨機以及二手機為主。

印度德里，堪稱印度版華強北，這裡聚集了上百家經營通訊產品的店鋪，現在早已是中國品牌的天下，從金立到小米，再到OPPO、vivo，橘色、綠色、藍色的門頭牌映襯著整條街巷，為這裡帶來了無數生機。

在還沒有小米的時代，印度手機市場一直保持著五大品牌格局——三星+四大印度本土手機品牌，Micromax、intex、Mobicel、Karbonn。

“最早進入印度的中國廠商並不是米OV而是金立，之前只有那四家本土品牌。”張慶解釋道，“國內很多朋友都認為是小米最早打出了市場，其實不是的。”

“金品質，立天下”，這曾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句廣告語，同時也是金立多年不變的情愫。“金立的LOGO顏色和小米很像，都是橘黃色，但現在更多的印度消費者只知道小米，金立很可惜。”張慶嘆氣。

2014年，當小米、OPPO、vivo將市場傾向於海外之時，金立已躋身印度第六大手機品牌，這一切主要歸功於時任金立Quattroporte的盧偉冰。

趙何偉一直跟印度市場打交道，他深知其中奧祕。“主要還是先嚐試吧，最初賣得也不好，差不多到了2014年才逐漸好轉。”

在金立於新德里成立分公司的四年後，其在印度市場的成績才開始高速增長，在此之前，金立在印度的銷量只有不到100萬臺。“當時一方面是價格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印度消費者並不認識金立，後來加強宣傳以及調整價格才有了很好看的成績。”趙何偉說道。

根據金立官方資料，2014年，金立手機印度市場出貨量接近400萬臺，這相當於其它中國手機廠商在印度市場的銷量總和，金立不斷擴張其在印度市場的地盤。

盧偉冰曾公佈過一組資料，截至2016年第四季度，金立在印度市場的份額達到5%。同時，金立對外稱，在印度有超過42000家門店開展零售業務。

不過，金立在印度的發展情況很快出現了拐點。

“金立在印度市場的敗退一方面是創新力不足，產品缺少賣點，另一方面是資金壓力，以致於被後來者攻佔。”趙何偉眼睜睜地看著金立從排名列表的第六位逐漸下滑至“其它”。

2017年，主張開拓海外市場的功臣盧偉冰辭職離去，金立在海外市場的鼎盛時期也就此消失，雖然江湖上還有金立的聲音，但其靈魂早已不在。

二、入場印度

時間回到2014年，小米、OV（包含一加）大舉進攻印度市場，也正是從這時起，印度市場的手機市場份額開始不斷變化，整體格局開始由三星+四家本土廠商+金立轉變為三星+小米OV。

“中國廠商基本採用的都是分銷模式，分銷商從小米採購直接向零售店供貨，印度的專賣店基本是加盟店，即中國廠商提供產品與服務支援，印度提供人力。”對於在印度手機市場摸爬滾打十餘年的張慶來說，這種模式與套路他再熟悉不過。

“最早只是單一的出口，2015年開始設立生產線，實現印度本地化生產。”一位小米內部人士回憶道。

“他們不僅是在印度建廠，同時建立的還有研發中心。”李偉說，“這些手機廠商在印度建產線一半原因是減少其它稅種的納稅，另一半則省去了運輸成本，同時也為他們深扎印度市場打下基礎。”

據了解，所有從國外進口到印度境內的手機整機，除了要繳納10%的基本關稅外，還要交35%-40%的增值稅。而對於那些在印度國內生產的手機，只需繳納12%的增值稅即可。

“小米是印度本土化做得比較好的企業，他的高管全是印度人，而像OV的核心高管是中中國人，Realme（OPPO旗下主列印度市場品牌）的高管中印各一半。”李偉說。

在德里，做手機生意的華人很常見，前來開墾這片市場的除了經銷商們，更多的是來自中國的手機廠商。他們把“戰火”從國內引到了印度，在國內廝殺過一陣後，現在又在印度重新上演。

張慶說，很難想象現在印度市場裡賣得最好的手機品牌是來自中國的，現在印度本土品牌的市佔率已經被擠得很少了。

“這很正常，當中國品牌想進入印度市場時，他們其它品牌就應該想到這一點。”陸遠說。他覺得，中國手機品牌在近幾年的攻勢相當凶猛，所到之處，別的品牌“寸草不生”。

三、打法不同

在印度，每家手機廠商的打法均與國內不盡相同，但對於一些共通點基本一致。比如小米在印度只有約10%的銷售來自實體店，又比如它們也在聯合印度一些街頭小店進行銷售。

在城市化率不高的印度，手機的銷售途徑主要依靠線下經銷商，規模較大的經銷商有Sangeetha Mobile、Big C、Lot Mobile、Poorvika、Mobiliti World、Hotspot，這些經銷商好比國內的天音控股、神州數碼、長虹佳華等。在這些經銷商之下便是一些小型加盟店，他們更多為最基層的銷售渠道，也是往往我們所說的路邊手機店。

這些路邊小店通常為加盟性質，並非手機廠商自己的直營店。像在國內常見於商場內的直營店，在印度比例很小。

“在印度的中國手機品牌很少有自己的直營店，大多是加盟性質的店，全部是印度人來管理與銷售。”陸遠說道。

“像我的店裡，每天的銷售量大約在300臺左右，這其中基本都是中國品牌，價位在8000-10000盧比（約合人民幣746-930元）之間的手機銷量最好。”桑德斯說道。

陸遠也向我們證實了桑德斯所說的比例。“更小型的經銷商所得到的提成比例會很小，因為大部分提成都給了大型經銷商。像一臺10000盧比的手機，小型經銷商提成可以拿到1500盧比（約合人民幣139元）左右。”

目前，印度出貨量前五名的手機品牌小米、OPPO、vivo、realme均推出了低中端不同價位的機型。OPPO、vivo的主打機型已經從10000盧比以下，開始轉向15000-20000盧比區間。

“在2017年印度新稅制出來前，所有小型線下店的生存空間都比較大，但自新稅法施行後，大大擠壓了小型經銷商們的利潤。”陸遠告訴我們，在2017年7月1日，印度施行 GST（Goods and Service Tax）新稅制，一臺售價10000盧比的手機，要繳納12%的消費稅。“等於每賣出一臺手機要繳納1200盧比的稅。”

在當時，很多小型經銷商因為成本上升而被迫關店。“因為成本上去了，比如原來賣1000元的手機，現在要賣得更好，因為商家要把稅加進去。”陸遠說。

成本的提高也讓在這裡的中國手機公司壓力倍增，也開始陸續關閉它們的品牌店。

據印度經濟時報（Economic Times）援引知情人的訊息稱，OPPO和vivo 兩家中國手機廠商於2018年初在印度各減少了10000 多家零售店面。

OPPO 印度公司的發言人確認了這一調整，並表示自從2017 年7 月1 日開始實施新的GST 稅制後，一些店面便不再能銷售手機。但此訊息得到了vivo方面的否認。

“OPPO和vivo其實是在逐步轉向中高階市場的。”李偉說，由於在印度的銷售主要依賴於線下經銷商，因此它們需要保證足夠的利潤空間以持續發展。“但高階機目前除了一加，其餘機型的銷量卻很勉強。”

“現在很像天坪的兩端，左側是低端，右側是中高階，但它卻一直向左側傾斜。”張慶比喻道。

2017年，OPPO、vivo均在印度釋出了相對更貴的手機新品。OPPO F5 起售價為19990 盧比（約合人民幣1865元），vivo V7+更是衝到了21990盧比（約合人民幣2050元）。

“想衝中高階一方面是為了提高利潤，另一方面是原材料成本的上漲，但OV走的策略又沒有小米那樣精幹，要麼我就直接打低端只為走量，他們顯得有點拖泥帶水，什麼都想做。”李偉說道。

在印度的手機市場，消費者所關注的永遠是價格，而對於手機品牌他們似乎並不感興趣。但可以看出，中國設計、印度製造在源源不斷地輸入消費者的認知中，甚至中國品牌已經成為印度當地的一張名片。

四、印度需要中國

與中國不同，印度在手機制造上主要依賴於進口，就連印度最早的第一大手機品牌也需要金立進行代工，因此大多數設計、研發與零部件多數靠進口。

“其實印度民眾很友好，大家很感謝中國，他們也很樂意能夠銷售中國的產品。”陸遠說，在他的手機店裡，除了搭檔是中中國人外，其它的店員或店長全部是印度人。“他們大多數人很努力，我可能都賣不過他們。”

印度的手機市場並不能與中國相提並論，因為兩者的消費模式完全不同。在這裡，基本屬於快餐式的手機消費，而中國則屬於慢餐。因此，走量成為中國品牌“備戰”的重中之重，這也是眾多中國品牌一直在低端市場盤旋。

這樣的打法為不少中國手機公司贏得了銷量，同時也為印度民眾帶去了中國製造。“最早都是中國製造運輸到印度，後來2016年印度調整了手機零部件的進口關稅，這導致了進口成本不斷增加，所以許多中國手機廠商乾脆落戶印度建廠。”李偉說。

2016年4月，印度政府宣佈大幅上調手機四大配件（電池、充電器、耳機、資料線）的進口關稅。由於印度本土的供應鏈並不完善，手機企業製造手機需要從國外進口零配件，新政策一旦實施，手機企業就需要承擔翻倍的關稅。

在趙何偉看來，這是典型的下游倒逼上游，因為在手機制造端，印度是處於弱勢的，他們必須要依靠美國或中國企業的零部件進口。“印度是鼓勵本土製造的，而且是要大力支援。”

2014年9月25日，印度總理莫迪在首都新德里宣佈“印度製造”計劃，並提出一連串吸引外資的重大政策，以打造印度成為全球製造王國。

中國企業對印度市場的偏愛，是因為印度和中國很像，尤其在手機產品領域，印度的黃金十年才剛剛開始。

“很多人來到這裡是奔著淘金的，最早的時候競爭者比較少，能賺些錢，但現在你會發現競爭非常凶猛。很多人說像九十年代的中國，我感覺已經是現在中國的三四線城市了。”張慶說道。

無論是中國手機廠商還是來自於華強北的經銷商，他們目前都要面對印度經濟轉型所帶來的行業洗牌，以及不斷湧入這條賽道的中國企業。

五、危機四伏

毋庸置疑的是，這條賽道上充滿了危機。

隨著中國手機品牌在印度的份額不斷提升，大家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問題——手機效能與價格趨同。目前，除了一加仍然保持高階姿態外，OV也正在向中高階進發，而小米和realme則一直在低端機領域徘徊。

受到整個疫情影響，多數經銷商不得不關閉了他們的門店，而整體關店對於銷售會產生很大影響。“因為印度不像國內，更多的只能通過線下渠道購物。”陸遠說。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Canalys釋出的印度市場第二季度出貨量資料顯示，由於疫情的影響，印度第二季度智慧手機出貨量同比下降了48%，為近十年來最大跌幅。印度智慧手機出貨量為1730萬部，遠低於此前一季度的3350萬部和2019年第一季度的3300萬部。

可以看到的是，印度智慧手機市場受疫情影響遠比想象中要大。

據悉，在今年三月份，為了更好的控制疫情，印度政府在全國範圍內頒佈了封鎖的措施，除了日用品以及藥店等必需品以外，所有的商店都停止了運轉，整個封鎖狀態一直持續到五月份下旬。因此，這是導致二季度印度智慧手機市場低迷的主要原因。

“本來我們的確想回國，但封鎖也很突然，我們來不及回國，只能一直這樣待下去，現在也沒有訊息說能夠回去。”陸遠對於疫情感到措手不及。

趙何偉也被滯留在了印度，由於印度的醫療衛生條件相對落後，並且醫療資源在疫情期間尤為緊張，“許多在印度的中國人都想早點回去”。

六、等待重生

Counterpoint Research和Canalys研究人員稱，在剛剛結束的4月至6月季度中，中國智慧手機品牌在印度的總銷售額中的份額將會首次下降。他們將其歸因於這些品牌從印度工廠面臨的反華情緒上升和供應限制，以及自疫情以來被困在海關的多批進口成品和零部件託運。

資料顯示，雖然中國智慧手機品牌在1月至3月季度共控制了81%的份額，但其他跨國公司品牌卻佔有18%的份額，印度品牌則佔有1%的份額。根據最新的監管檔案，小米、OPPO、vivo在2018-2019年度印度的總銷售額超過730億盧比。

Counterpoint Technology Market Research副總監Tarun Pathak稱，“有些消費者已經開始購買手機，具體取決於該品牌的原產國。一切取決於這些情緒持續多久，以及競爭對手可以提高生產規模的速度。畢竟，中國品牌在印度市場上仍然佔有強大的份額，尤其是在研發，渠道覆蓋面和產品組合方面。”

“OPPO的確有一部分零部件被海關扣留，這主要是疫情所帶來的影響。因為OPPO在疫情最厲害的時候關閉了位於大諾伊達的工廠，不過現在已經恢復了正常生產，但產能還在爬坡中。”李偉說道。

不僅是OPPO，在印度爆發大規模疫情期間，包括小米、vivo在內的中國手機品牌在印度的產線均進行了臨時性停產，疫情有所好轉後便恢復了生產。

目前，一些線下經銷商已經能夠開始恢復銷售，但停滯了兩個多月的線下銷售，並非一時間可以恢復到往日銷量水平。

“生產開始逐步恢復，所有中國手機廠商都等待著重生，大家都想盡快恢復生產和出貨，但對於印度來講，今年底能夠逐步實現銷量爬坡就已經很快了。”李偉說道。

市場研究公司Canalys分析師馬杜米塔·喬杜裡（Madhumita Chaudhary）表示，對於印度來說，想要恢復智慧手機業務至疫情前的水平，將是非常艱難的過程。

“只是部分地區可以營業，但大部分地區還是關閉中。”陸遠說，這次疫情為印度的手機行業帶來的打擊也並不小，製造業停滯，線下店鋪基本全部關閉。

“其實不光是我們，印度本地的民眾們也一樣，像我店裡的印度員工，他們現在也只能在家，找工作都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張慶說，由於印度封禁了中國的59款軟體，這導致了他無法使用微信正常溝通，有時只能依靠打電話與在印度的同行以及朋友們相互問候。

在印度，還有許多像陸遠和張慶這樣從事手機經銷行業的中中國人，也有像小米、OPPO、vivo、一加這樣的中國手機廠商們，或許，他們只是故事裡的一個縮影，但無論世間變化如何，他們依然在艱難阻力中不斷前行。

這其中會有人離開，也會有人加入，總之，分與合，聚與散，他們都在不斷重生，準備迎接下一個黎明。

這個故事也許很長，但這是他們的真實寫照。

注：陸遠、張慶、趙何偉、李偉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