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晚舟被監禁已有六百餘天，真相是什麼？究竟是誰在說謊？正確答案只有當事方知道。

今天，大摩想站在法律顧問角度聊聊從孟晚舟事件引發出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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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孟晚舟事件，網上流傳有這麼一段故事：

“2013年8月22日下午4點，受匯豐亞太區全球銀行業務負責人阿蘭·托馬斯邀請，華為CFO孟晚舟走進了香港IFC的一家牛排館，她帶著一名隨身翻譯和一份17頁的PPT。

在這份PPT中，孟晚舟解釋了華為與Skycom的關係，承認自己曾是這家企業的董事。但華為已將股權轉讓，自己也退出了董事會。

事後，阿蘭·托馬斯希望孟晚舟把這份PPT的英文版在9月3日前交給匯豐。華為的法務團隊反覆提示孟晚舟相關風險，但孟晚舟仍將PPT發給了阿蘭·托馬斯。”

不管故事是真是假，“法務團隊反覆提示相關風險，但……仍……”，這樣的情節對於企業法律工作者來說相信是再眼熟不過了；不管是對於企業內部的法務團隊，還是外部的常年法律顧問律師，都是如此。

結果如何？孟晚舟被監禁，PPT成為關鍵證據。

將主角換為其他企業也一樣，做決策前輕視法律風險，甚至是不重視法律部門（包括內外部法務或律師）的意見和建議，往往是很容易吃虧的；而這類的真實案例更是屢見不鮮。

而現實中，更多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甚至沒有可以進行法律風險把關的專業人員。等到“炸彈爆炸”，才想起要找一位律師來急火；但多數情況下已明顯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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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摩常年為企業提供精細化高階法律顧問，在與BOSS們洽談時也發現了一個現象，甚至可以說是這個問題背後的根本原因：

● 一部分企業還沒有意識到有法律需求；

● 另外一部分企業即使意識到日常經營隱藏無數風險，但是對於是否要請法律顧問，是存在疑問的；

● 最後，要請什麼樣的法律顧問？對於絕大多數的企業來說更是沒有清晰的概念。

那麼，這些問題的答案究竟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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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需求；企業對法律的需求。

企業對法律若沒有需求，當然就不會聘請常年法律顧問了。

但是其實，企業從一出生開始就對法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需求，只是需求量及需求點在不同階段不盡相同而已。

企業出生階段，關注的是股東關係，以出生為中心的企業成立事務。

企業初步階段，關注更多的是業務，從法律事務角度而言，也就是以業務為中心的商業交易。

企業發展階段，關注更多的就是合規與規範，以運營為中心的規範管理，包括商業合同關係、勞動關係、股東關係、智慧財產權、財稅等等。

隨著需求量增多，對聘請律師的需求性也隨之增高；需求點越迫切，聘請律師的渴望就越強烈。

例如：企業人員大量增加，而勞資衝突時有發生，就會產生期望，期望聘請律師能夠協助處理，甚至建立法律風險防範措施，這時對聘請常年法律顧問的需求性就高。

再例如：企業突然發生客戶拖欠貨款，在委託律師打官司追貨款同時，發現合同交易漏洞百出，問題多多，隱患多多，聘請律師作為常年法律顧問的渴望就會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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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產品；這個律師的常年法律顧問服務與企業的法律需求是否Match。

不論是企業BOSS還是律師，經過上面的梳理應該都對法律需求有了基本的了解。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律師提供的常年法律顧問服務能否與企業的法律需求相互匹配？傳統常年法律顧問服務是如何與企業需求之間的供應進行匹配呢？

答案很簡單，即：律師等，企業問，律師答；具體來說就是，企業有問題了，就找律師問一問或修一修；企業不問，律師就不用管了。

這根本就不存在匹配的問題，你跟我要什麼，我給你什麼；給你的東東是否適合，另當別論。

顯然這種做法，必然隨著法律專業化服務市場的競爭，逐漸被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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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企業現在需要匹配的常年法律顧問服務產品又是什麼呢？

如羅胖子所講過的“父愛服務”；也就是主動為企業提供其應該需要的常年法律顧問服務，並指引其合規運營，規範管理。

這裡最關鍵就是如何定義——企業應該需要什麼樣的常年法律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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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信任；企業BOSS與律師之間擁有足夠的合作信任關係。

企業有了需求，律師也有了匹配的常年法律顧問服務產品，那麼兩者就會形成合作關係嗎？

也不一定！

這裡還缺少一個合作的基礎，那就是彼此之間的信任關係。

別忘了，常年法律顧問服務在根本上而言，是企業委託律師處理一些檔案修訂審改，法律問題的諮詢意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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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往往都是企業經營管理中的祕密資訊，甚至是企業一些內部問題或麻煩，而都為律師顧問所掌握。

同樣，律師顧問掌握並處理這些事，也不希望被委託人捲入一些違法違規的麻煩當中去。

更何況兩者之間，是委託關係。

若沒有信任，我們任何一個人不可能也不敢委託對方處理這些敏感的事，受託律師也會不願意處理這些麻煩事。

那麼，如何構建彼此的信任呢？

一句話：同道中人，經常溝通，朝同一方向走，最終就會一起合作。